国外传媒经济学研究状况
有关国外传媒经济学的研究状况，应该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状况都全面介绍到，但限于笔者的研究能力，只能就世界上传媒经济学的英语文献进行阅读研究，所以就使本处的国外研究状况只是以英语国家为主，也包括少数其他国家如日本、瑞典等，但不占主要地位。
在传媒经济学研究上，一些英语国家如美、英、加拿大等开始得早，成就也高，在框架建设与理论的深入探索上比中国要更好一些。
美、英、加拿大等国有关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就像经济学研究分为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两大分支一样，也分为两块，即西方经济学领域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后者也被称为传播政治经济学。
这两个领域由于所依附的基础理论不同而不同。下面将分别展开介绍。
（一）西方经济学领域的传媒经济学研究
这一领域的取向在于运用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对传媒业进行分析，探寻其运作规律。
就整个世界传媒业的发展来说，美国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传媒业非常繁荣，其传媒经济学研究也处于前沿水平。美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中，就有不少人研究传媒业的问题，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比如萨缪尔森与科斯。
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在1950年代就研究了广播电视的公共品属性问题，其发表的论文还引发了一场较大范围内的学术争论。[10]同样在1950年代，罗纳德·H.科斯（Ronald H.Coase）对英美两国广播业、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进行研究，撰写了《美国广播业：垄断研究》《联邦通讯委员会》等著作与论文，其成果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经济学界对于市场交易、价格理论等的认识，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后来推出了成熟的交易成本理论、“科斯定理”等，而他本人也获得了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另外，P.O.斯坦纳（P.O.Steiner）等人提出节目选择模型，在研究深度与难度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准。
还有，以欧文（B.M.Owen）、维尔德曼（S.S.Wildman）为代表的现代电视传媒经济学派，不仅其理论体系比较成熟，而且对欧洲、日本的传媒经济学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11]另外，美国自1988年起出版《传媒经济学期刊》（th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被收入SCI，目前是世界范围内比较有影响的有关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期刊。
在传媒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建设方面，代表人物有罗伯特·G.皮卡德（Robert G.Picard）、阿兰·B.阿尔巴兰（Alan B.Alabarran）、爱里森·亚历山大（Alison Alexander）等人。
罗伯特·G.皮卡德是较早对传媒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体系进行构建的人之一，1989年，他出版了《媒介经济学：概念与问题》（Media Economics—Concepts and Issues），可以算是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传媒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开山之作，该书将传媒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传媒从业者，如何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满足受众、广告业者与社会在信息与娱乐等方面的各种欲求（Wants）与需要（Needs）”[12]，2002年之后，他又出版了《传媒公司的经济学与融资行为》（the Economics and Financing of Media Companies）等。
阿兰·B.阿尔巴兰1996年出版《传媒经济学——理解市场、行业与概念》一书，核心观点是“传媒经济学是指传媒产业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一定的内容以满足社会公众各种不同的需要与欲求”，他还另有一本《全球传媒经济学——世界传媒市场的商业化、集中与整合》，其内容特点是偏重于描写实务操作，轻于进行理论探讨。
之后有1998年爱里森·亚历山大（Alison Alexander）、奥威尔（Ower）和卡维斯（Carveth）合著的《传媒经济学——理论与实务》（Media Economics—Theory and Practice）一书，书中界定的传媒经济学的内涵与皮卡德和阿尔巴兰的比较相似，如“传媒经济学关注的是传媒产业怎样分配资源生产信息和娱乐产品以适应观众、广告商及社会性机构的需求”[13]。
进入1990年代以来，日本一批学者在对本国电视业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欧美的研究成果，也推出了一系列论文与报告等。
（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同属传媒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之内，而且世界范围内受关注程度日益提高，在2004年5月的第六届世界传媒经济学大会上发表的近60篇论文中，有十几篇是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角度切入的，如《金融机构和广告大户占据了报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定力：所有权不断变化对报纸内容的影响》《欧洲电视市场的公共服务与商业之争》等。
传播政治经济学继承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传统，所以理论具有批判色彩，它着力对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中的传媒运作弊端进行分析与批判。如加拿大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就“将大量营销与更广泛的经济过程和社会过程联系起来，并从人文价值的角度批判这些过程”。
传播政治经济学秉承政治经济学的宗旨与理论体系对传媒业运作进行分析，正如本章第二节中所述，与西方经济学领域的传媒经济学研究不同的是，它是在更宽泛的基础上，即在注重历史、社会整体性、伦理道德以及实践的理念下对传媒业运作进行分析。
至于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现状，文森特·莫斯可所著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做了比较好的概括。在书中，他将世界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以地域为维度进行了描绘，分为北美、欧洲和第三世界。
北美是世界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发源地，达拉斯·斯密塞（Dallas Walker Smythe）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是两大奠基人。1940年代，达拉斯·斯密塞开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他被称为该领域四代学者中的第一代。1948年，他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首先开设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课程；1957年，他出版第一本有关电波传媒的政治经济学专著，并着手对受众进行研究；1977年，他发表论文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受众商品论”观点，指出传媒业的真正商品是受众，而新闻、娱乐、言论和信息等不过是传媒的“免费午餐”，其目的是把受众吸引到生产现场——电视机前，从而可使传媒将其打包出售，按数量和质量决定价格；1981年，达拉斯·斯密塞又出版其主要学术著作《依附之路》。赫伯特·席勒在达拉斯·斯密塞离开伊利诺伊大学后接替其讲授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1969年出版专著《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引起较大反响，其后陆续又有《文化，有限公司》《希望与愚昧》等专著与合著出版。达拉斯·斯密塞和赫伯特·席勒奠基了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后逐渐有了三代学者并继续发展。
欧洲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偏向于分析传播领域内的阶级以及阶级之间的关系等，同时对服务于公众的公共传播系统如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持维护态度。欧洲地区比较著名的研究者有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和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等，两人1974年合著的《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可算欧洲该领域研究的奠基性成果，两人1979年合著的《资本主义，传播与阶级关系》，则提供了一个更为详尽的理论框架。另外，还有同为英国人的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其重点研究兴趣在电影领域，其核心理念是强调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传媒业。
第三世界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是反对、批判西方国家的一些观点，如他们对西方国家研究中忽视第一与第三世界之间实力差距的现象进行批判，认为正是这种实力差距形成了一直以来存在于两者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许多关系。
❖总结
总的来说，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这些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代表了世界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是在市场经济理念下、对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传媒业的研究，其中有许多对传媒业运作规律的真知灼见，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国外的研究是西方经济学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并举，这有助于对所研究对象即传媒业有一个全面、本质性的认识，这是非常值得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者借鉴与学习的。
本书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就是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领域内对传媒业进行分析，而非专门集中于国内一般会认为的西方经济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