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本科院校的兴起背景
我国新型本科院校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它们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盛开的一朵奇葩。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们的兴起是同我国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密切相关的。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需要
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化转变，是社会发展、人类自身的发展以及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不仅高等教育的规模和结构发生了变化，高等教育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等教育大众化打破了传统的精英化的高等教育模式。1999年以前，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始终未能超过10%。[10]精英型的高等教育长期无法填补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人力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的巨大缺口。鉴于此，我国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以期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满足经济发展对人才的新要求。其中，高等教育体系结构的改善与发展成为改革的重点之一。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普遍进入了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阶段，发达国家寻求的是将精英化高等教育之外的第二种高等教育大众化，美国的社区学院、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法国的短期技术学院、德国的专科学校等短期高教机构在大众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化解高等教育的精英化与大众化的矛盾，我国制定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积极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提出了高等教育要向地市延伸。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要求，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到2010年，使我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到15%。于是，一批专科学校通过合并升格形成了本科院校，这批新型本科院校在我国的本科院校中占到了三分之一，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促使这批新型本科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纵向深化和高校布局结构的全面调整
随着改革开放的层层深入，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诸多弊端也逐渐暴露，尤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的条块分割为甚。据统计，1996年部门办学最多时，62 个部委办了366 所高校。[11]而且，我国高校布局结构也极不合理。长期以来，本科院校大都集中在直辖市或省会级的大城市，有的大城市多达几十所，而许多地级中等城市却基本没有本科院校。为了消除体制弊端，提高办学效益，优化教育资源，在多年酝酿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纵向深化：对高校布局结构进行全面调整，统筹考虑面向全国和面向大区服务的高校布局，将一些重点高校进行合并，组建一批新的综合性大学；统筹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对单科性院校进行改革与合并，对成人高校进行划转与调整；统筹规划省区范围内的高校布局，推动地方高校的调整。
此外，我国高校的布局也处于非均衡状态，东、中、西部偏差较大，东部高校明显多于西部。从1997年全国高校分布的情况看，当时共有高校1 021所，其中东部有396 所，占高校总数约39.6%。西部有249 所，占高校总数的24.3%；具体到本科院校则更加明显，仅京、津、沪、江苏、山东就有184所，而西部十二个省区总共才有151 所，且大多集中于省会城市。[12]这种高校布局结构不合理的状况直接导致大学毕业生流动的失衡，大城市人才拥挤，而地级城市急需的各种人才却无法得到有效补充。
为改变这种地级城市高等教育不发达，特别是缺少本科院校的状况，国家从1999年开始逐步把高校设置的重心向地级城市延伸。具体措施包括：第一，新建综合类学院。为适应地方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将一些地级市一所或几所专科学校合并调整为适应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覆盖面较宽、学科比较齐全的本科院校。第二，新建师范类学院。为适应我国三级师范教育（师范本科、师专、中师）向两级师范教育（师范本科、师专）过渡的需要，以一些水平较高、办得比较出色的师范专科学校为基础组建师范本科院校。第三，新建专业类学院。针对一部分行业院校的具体情况，将一批优秀的专科学校升格为专业性的本科院校，如工程学院、理工学院、警官学院、金融学院等。
正是由于高校设置重心下移，使地级城市办学第一次得到全方位的关注，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办学的积极性。为弥补所在地区没有本科院校的缺陷，许多地方政府与所在地高校积极配合，共同谋划，通力合作，整合资源，为升本多方创造条件，“举全市之力申办本科”一时间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共识。经过共同努力，一批批专科院校在国家考核、评议的基础上被批复设置为本科院校，它们中许多都成为当地唯一的本科院校，填补了这些地区没有本科院校的历史空白。
（三）既有教育资源的重组、整合与优化
新型本科院校之所以能够蓬勃兴起并在短时间内遍及全国，除了稳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政策支持外，还与我国拥有一定存量的高等教育资源紧密相关。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事业的稳步发展，我国在1999年扩招以前已经拥有了相当程度的高等教育资源储备。[13]
首先，我国拥有一大批普通高等专科学校。这些专科学校经过了多年的持续发展，具备了较强的办学实力，办学质量较高，其中很多学校已经成为所在领域的佼佼者。以师范专科学校为例，当年黑龙江的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合并升本前，其综合实力就已经在全国师专院校中名列前茅；零陵师范专科学校（湖南科技学院前身）曾与绥化师范专科学校、乐山师范专科学校一起被誉为当时全国师范教育的“三面红旗”；又如河南的安阳师范专科学校升格前也有较强的实力，该校主办的《殷都学刊》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荣誉会刊，其中“殷商文化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同仁的高度关注；湖北的黄冈师范专科学校当时就被称为“鄂东教师的摇篮”，其教育质量在全国享有盛名，多年来培养了一大批扎根基层的优秀教师。
其次，我国有一大批依托地级市兴建的地方性职业大学。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对高级专门人才需求量极大。为破解各地人才结构不合理、专门性人才匮乏的局面，1983年4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其中明确指出：积极提倡大城市、经济发展较快的中等城市和大企业创办高等专科学校和短期职业大学为本地区、本单位培养人才，办学方式可以单独办，也可以与有基础的院校合办。1985年5月，国家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实行中央、省、中心城市分级办学的体制。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创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许多地市依靠自己的力量积极发展区域高等教育，并兴办了一大批为本地区经济服务的地方性职业大学（当时称短期职业大学）。据统计，到1986年底，全国各地先后创办、兴建了126 所的职业大学。[14]这些地方性职业大学经过多年发展都积聚了一定的办学实力，并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的应用型人才。
（四）新型本科院校改革发展的需要
从新型本科院校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发现，自新型本科院校形成以来，这类高校都在积极寻找着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寻求转型发展。新型本科院校两次转型都是在政府的要求下开始的，是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实行的自上而下渐进式转型。这在转型初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极大地激发了新型本科院校的办学热情。但由于利益因素的阻碍，固有意识、固定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新型本科院校在两次转型后陷入了一种锁定状态，边际调整的幅度很小，这就使得新型本科院校的办学模式和办学定位逐渐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但换一个角度看，这种渐进式的变迁保证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具体来说，在新型本科院校组建初期，为了能尽快完成高等教育改革的任务，国家将一些并未达到普通本科办学标准的专科院校纳入升本的行列。[15]2002年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完成后，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同一评估方案对普通高等本科院校教学工作水平进行自评，指标涉及办学定位、办学目标、教学条件等。这种渐进式的变迁方式保证了高等教育制度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