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发展定位的困惑
新型本科院校因“升格”或“合并”而产生，起初在办学思路上都会感到不适应。这类院校是在社会转型以及高等教育变革调整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生事物，对于怎样办学并无经验可循。在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常常处于一种迷茫状态，而这种迷茫集中体现在办学类型、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各方面。
（一）学校办学类型定位的迷茫
办学类型是指具有相同特征的学校所形成的种类。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将高等学校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从高等学校的设置与管理上说，可以分为国立、省（市）立、市立；从办学的形式上说，可以分为全日制普通高校、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网络大学、夜大学等；按所属科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综合大学、理工院校、农林院校、财经院校、政法院校、医药院校、师范院校、艺术院校、体育院校等；按学科覆盖面的不同可将高等学校分为综合性院校、多科性院校、单科性院校等。武书连在2002年参照美国卡内基分类法，将高等学校按科研规模的不同划分为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高职高专四类。[21]
新型本科院校应归属于哪一类？不同类型的高校在遵循高等教育基本范式的前提下，在办学上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也就会形成不同的办学模式。新型本科院校在建立之初没有现成经验借鉴，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因而很多学校选择模仿办学经验丰富的老牌本科院校办学模式，试图按照老牌普通本科院校的办学模式迅速从“面上”达到本科的办学要求。在这一阶段，新型本科院校简单模仿老牌高校，致力于上硕士点、博士点，照搬重点大学的教学计划和办学模式。其“求高”“求大”“求全”的发展模式带有明显的扩张性质和追赶取向。这种盲目攀高，简单照搬老牌本科的做法，忽视了新型本科院校自身办学条件、综合办学实力等方面的局限，脱离了地方社会需求。没有切实分析自身学校办学条件、师资水平、学校文化等基本要素，而力求建构一种超越自身实际的大学发展模式，显然并不太适合新型本科院校自身实际。[22]
随着批评声音逐渐增多，一些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开始反对追求传统大学的学术化道路，而是主张选择职业化发展。有研究者认为，现有本科第二批、第三批录取院校应该转向高等职业教育体系，走职业技术大学之路。[23]持该论点的研究者认为新型本科院校这一特定高校群体具有职业教育属性，可以将其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引领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24]2013年6月，在教育部的推动下，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等35 所地方高校组成了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按照教育部的规划，全国近1 200 所本科院校（含300 所左右独立学院）中，至少应将1/2 以上的地方院校转型为应用技术型或职业技能型院校。但是，新型本科院校走职业教育之路，问题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新型本科院校（独立学院除外）几个基本主体——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对转向职业型院校很少有认同度，因而这种选择基本没有存在的基础；其二，新型本科转成职业技术大学后，可能会混淆普通本科和高职高专的概念，使得自身在人才培养模式、科学研究方面的困境没有得以解决，反而使得自己与高职高专同质化，可能会进一步造成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另外还会造成自身科学研究的窄化和泛化；其三，从实践看来，德国职业技术大学一般不含师范、艺术、体育、法学等院校，因此，有相当部分新型本科并不适合这条道路。本书第二章将对此进行进一步说明，此不赘述。
左右摇摆，各执一端的思路似乎都不是新型本科院校发展路径的最佳选择。新型本科院校既不能沿袭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老路，也不能简单地采用职业技能教育的发展模式，而是要积极探索、改革和创新，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需要的新路径。但是，新型本科院校要真正创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之路有着极大的难度，不仅考验着自身开拓创新的勇气，还考验着新型本科院校领导、教师们的智慧。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及社会能否给予新型本科院校足够的宽容与支持。需要认识到的是，这种探索之路至少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新型本科院校的发展必须符合高等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不能偏离高等教育的基本指向，否则越独特，可能会越偏离高等教育办学轨道，最终可能变成一种面目全非的畸形大学样态。其次，当下的高等教育是一种开放的办学，不可能自我封闭，不仅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要积极引领和促进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再次，新型本科院校需要认真分析自己的办学条件、师资水平、办学历史、学校文化等诸多方面，探索切实可行的新型大学发展之路，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诸多方面形成自身的特点。最后，概而言之，新型本科院需要密切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之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探索一条符合高等教育内在要求的新路径。这需要处理好诸多关系，如人的发展需要与经济社会进步的需求、学术与应用、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等。
（二）人才培养定位的困惑
新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受专科时期的影响，在教学计划，学分制，理论课和实践课的比例，公共课、基础课、专业课和选修课的关系，教师的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很多不适应本科人才培养的要求。不少新型本科院校的学分制还是有名无实的学年学分制；有的学校在招生时依然实行窄口径招生，按小专业培养。同时，课程体系无法适应升本后的人才培养目标，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课程观念落后，对课程体系中的学术性和应用性、理论和实践、基础和技能、深度和广度等观念，找不到合适的平衡点，相互之间无法衔接。二是课程体系和内容比较混乱，内容存在“旧、繁、空、窄”的问题。三是课时多，理论课时和实践课时配比不合理，选修课的比例偏低，有的新型本科院校受传统课程观念及师资等因素的影响，选修课开设不规范，“因人设课”现象较为普遍。
升本之后，很多新型本科院都致力于向所谓“教学研究型”或“研究型大学”目标靠拢，培养学术型拔尖创新人才，而学校自身又无坚实的办学基础和发展条件，发展困难重重，故培养出来的人才一方面在理论能力上不能与老牌本科院校相媲美，另一方面在实践能力上又呈现适应性低、不能快速上岗、知识的运用能力较差等特点。在认识到学术精英人才培养之路难以走通之后，多数新型本科院校都提出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定位。但应用型人才培养在实践上没有可行范例可资借鉴，理论上也没有论证清楚，学界对应用型人才的本质内涵，以及应用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职业技能型人才等的联系与区别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论证，导致人们的认识模糊不清。[25]
有研究者认为“应用型人才”“实用型人才”等无论如何表述，都应包含在职业教育之内，培养“高素劳动者和技能人才”[26]。还有研究者更为具体地论述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及其培养规格，认为应用型人才应以“实践、实用、实干”为特征，由此需要构建以能力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将职业资格鉴定与培训内容纳入课程体系，确立实践教学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实践教学比例占总学时学分比例一般应达到25%～50%，整体设计实践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不断线”连续安排。[27]
显然，这种应用型人才培养内涵解读已经窄化了高校人才培养的内涵，使高校人才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轨迹。这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张应强指出，目前我国的大学教育理念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功利主义倾向，高等教育正在走向庸俗实用主义教育。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和功能观，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都浸染了浓厚的短期功利主义色彩。特别是在当前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和日益增加的就业压力下，来自高校内外的压力使得大学教育理念和大学教育目标出现了严重偏差，大有将高等教育改造成为“就业教育”之势，“以就业为导向”成为影响大学教育理念和大学教育目标的重要思想观念。这大大窄化和矮化了大学教育的价值。[28]
因此，新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
首先，高等教育虽然具有极强的专业教育特性，但其本质是基础性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首先应该是合格的社会公民，其次才是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才。高等学校教育要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但它不可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所有问题，也不可能做到与之完全适应。因此，高等学校教育必须保持相当比例的学术型教育，特别是基础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即使是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也要重视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否则，高等教育就只是“制器”而非“育人”。
从这个角度讲，新型本科院校培养的应用性人才不会排斥学术性标准。事实上，新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学术性和应用性不仅不相互矛盾，反而相互依赖，互为条件。强调应用性不仅不会否定学术性，反而会更加注重学术性。这是顾永安提出的新型本科院校第一个转型要求，即由专科层次向本科层次转型的要求。不仅如此，应用型人才只有具备坚实的学术功底，才可能在实践中从事创造性的工作，才可能不断反思和改进，成为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同样，要培养出既具有理论思维，又具有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教师也需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底。
其次，新型本科院校培养的应用型人才并不是职业型人才，至少不完全是职业型人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2011）对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的定义是：使学习者获取某种特定职业/行业或数种职业/行业特定的知识、技艺和能力的教育。《美国教育百科全书》对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解释是：为了满足某些除了手工技能之外还需要专门学术知识的职业需求而进行的正式的教学和训练。可见，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所关联，但区别是明显的，即专业教育除了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技能行知识外，更为重要的是让学生理解所从事工作的各种原理，训练学生的学术性思维，能够批判性地思考问题，养成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培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能够在所从事的工作中不断创新。这应当是理解新型本科院校应用性人才培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三）科学研究定位困难
自19 世纪初洪堡提出“通过研究进行教学”以来，科学研究已经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之一。研究水平也是衡量大学的核心要素。大学是创造知识的场所，大学的科学研究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可以提升教师的素质，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水平，培养出更多有创新能力的学生。科研也有助于管理者提高管理水平，使学校的管理工作上升到新的台阶。因此，凡是大学，科学研究都是学校的重点工作，也是新型本科院校内涵发展的重要内容。
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要不要重视科研的问题，在升本初期一直存在很大分歧。这样的分歧不仅来源于一线的教师，也来源于学校管理层面。所以，新型本科院校初期对待科研的态度更多是摇摆、观望，其定位面临很大困难。这种困难一方面是科研人员队伍素质还有待提高，新型本科院校研究队伍在科研意识、科研能力、科研素养等方面往往还达不到本科科学研究的要求，科研的氛围和影响还要经历一个积淀的过程。加之科研队伍建设往往依赖于学科建设与专业的内涵建设。虽说新型本科院校拓展学科专业建设的目的可能是寻求科学研究职能的实现，但学科和专业建设不仅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还兼具战略性意义。对很多新型本科院校而言，学科建设刚刚起步就四面出击，随意增设专业，其结果不但是难以形成特色，而且极大地浪费了资源，严重影响了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科研经费紧缺，新型本科院校教师很难申请到高级别的课题，也就很难获得较大数量的科研经费。而大公司、企业更愿意与知名高校合作，这使得新型本科院校获得的经费很有限。加上新型本科本身经费紧缺，拿不出更多的资金来支持学校科研，使得学校科研经费捉襟见肘。后文将对此展开论述，此不赘言。
另外，新型本科院校科学研究还有两个难以平衡的基本点。
一是提倡应用型研究是否意味着要否定基础性研究？一般说来，新型本科院校应以应用型研究为主，但同样应重视基础型研究，这又不免会招来“贪大求全”的指责。其实，基础型研究与应用型研究本就相互促进、难以分割。只有具备较强的基础研究能力，才有可能在应用型研究中取得突破。基础型研究的基本方法与范式同样是应用型研究所需要遵守的。如果缺乏基础型研究所秉持的对问题的深度审视以及严格的逻辑推理，应用型研究也就不可能在技术上取得突破，也不可能在社会事业研究方面得出有效的结论，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样，基础型研究需要以实践应用为研究的材料，无论理工科研究还是社科科学研究，都是通过实践应用研究基础上进行基础理论的升华。
二是应用型研究并不是低水平研究。一些地方政府和高校领导、中层干部和教师把新型与低层次、应用型与低水平机械地等同起来，认为突出新型就是自我限制，强化应用型就是自甘堕落。[29]新型本科院校并非是说自身研究人员水平不高，研究条件有限就退而求其次，选择低水平的应用型研究之路。恰恰相反，应用型研究并不是简单的书斋里的文字游戏，而是能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义。应用型研究同样不排斥理论，一方面，因为应用型研究也需要理论的参与；另一方面，高水平的应用型研究能够提炼出理论，检验已有理论，丰富已有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