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发展对我国新型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启示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针对中国的国情、意识形态与教育发展现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做好曲折前行的心理准备
应用科技大学的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经历漫长的历史积淀过程。因此，我们对于新型地方本科院校的应用型转型也要做好曲折前行的心理准备。改革一开始，大众可能对转型的方向不是很清楚，对转型后的教育质量很担心，对转型后能持续多久有质疑，这都是很正常的。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就经历了对教育质量不信任、对学位授予不认同、对专业设置不科学的历程，最后都坚持了下来。我们认为，改革要给学校一定的空间，允许其在适当的空间内去创新；我们要允许一部分学校先行先试，不要想着一起转型，一起成功；我们要想着可能被“批评”与“质疑”，但坚持下来，一定能获得“理解”与“认可”。
（二）教学环节务必严格监督
对教学环节严格监督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必然路径。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对入学招生、教师选拔、实践教学的运行、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教师教学工作的考评、学位的授予与法律的保障等环节都严格执行，严格监督。其实，这些年来，我们的新型地方本科院校几乎都有这些环节。通过比较教育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学校也能够了解到国际前沿的做法，我们也借鉴了诸多有益的方法，但很多时候流于形式，没有“严格”。其中的原因包括：首先，跟我国诚信环境较差的大环境有关，教学环节没有了诚信，“严格”也无从谈起；其次，教师收入较低，不能吸引大多数教师去执行这种“严格”，急功近利的形式主义往往成为必然；再次，学校没有底气去执行这种“严格”，面对毕业率与就业率的压力，许多学校不会轻易“淘汰”学生，而宁愿放其到社会去“淘汰”。这是片面“求稳”的教育“惰教”与行政“懒政”的集中体现。因此，“勤勉”与“严格”的社会大环境的营造，还需要政府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仅靠“说教”与“劝诫”显然是难以奏效的。
（三）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资源
新型地方高校的改革发展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资源去推动。政策本身就是一种资源，能够给勇于开拓的新型地方本科院校以空间和机会。
1.分配制度改革
政府应该推动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欧洲，不仅仅是德国，能够在职业教育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很大一个原因是跟欧洲奉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应得到同样公平的对待有关。从一定意义上讲，欧洲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福利，纯学术研究已经不像工业革命以前那样备受推崇。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背景与特点去选择适合的大学，而不是千军万马挤综合大学的独木桥。在这个层面上讲，新型地方本科院校改革成功与否，还有一些工夫在教育之外，社会分配大环境也会影响其改革的深度与广度。
2.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
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也是势在必行。在我国，新型地方本科院校天生被解读为教育质量低于重点本科院校，更遑论高职高专学校了。而这种天然的“劣势”是人为造成的。新型地方本科院校招生投档时间晚于重点本科院校，生源质量在一定意义上得不到保障。在政策主体与普通大众眼里，这两类大学是不同层次的。而这样的误会在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建立初期也存在，政府专门出台文件去说明这是两个不同类别，两类大学享受同样的待遇与地位，而且也努力朝这个目标奋斗，这是我国必须学习的。
3.高校评估制度的改革
我国高校评估制度的学术化倾向特别严重，对于新型地方本科院校转型非常不利。我国评价一所高校的办学水平，除了看硬件设施设备与实验室之外，还经常看师资队伍建设与学科建设等情况。而这些评价是靠学术论文发表的数量与平台作为关键数据支撑的。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学术论文发表更多的是依据理论研究的理论，而不是应用研究的理论。因此，用这样的标准去评价一所应用技术大学是不合理的。应用技术大学与普通综合大学是两类不同的大学，其办学水平、教学质量与学生就业等评价标准应该有所不同。或许，这两类学校本身就应该有两类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有了这样的高校评估制度的改革，地方本科院校改革发展才有更大的成功机会。
总之，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国新型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可以学到许多有益的理念与做法。面对发展的困难，有些属于意识形态，有些属于社会环境，有些属于教育生态，我们都应该各自担负其责，努力探索为国家培养更多应用技术人才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