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与背景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到二战前，历经了一百年左右，发展比较缓慢。二战后，澳大利亚的应用型高等教育进入快速且有特色的发展时期。从二战到当代，澳大利亚的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可以概括为四个时期。
（一）传统生产应用性教育阶段（1946—1960年）
在这一阶段，澳大利亚的应用型教育主要是职业教育，这种职业教育称为技术教育（Technical Education，即TE）。这个阶段的技术教育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二战后的两个社会问题：一是二战后社会需要重建，社会上各种高级人才匮乏，迫切需要建立大量大学来培养大规模的生产性工人。这时的学校主要是由政府资助的培训机构以及矿业学校、技工学校、工人学校等，目的是为了提高澳大利亚一线劳动力的技能。二是二战后大量的退伍转业军人需要就业。为了让他们习得一技之长，联邦政府在进行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发布了确定大学性质与任务的《沃克报告》《默瑞报告》[6]。政府出资培养这些军人作为生产劳动力。据1948年官方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数达到101 495 人之多，大约是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8.76 倍（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人数为11 580 人）。[7]
（二）新型产业应用型教育阶段（1960—1980年）
在这个阶段，澳大利亚经济经历了重大结构性调整，新兴的旅游业和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逐渐增加。新型产业应用型教育出现的标志就是1974年的《康甘报告》。报告发布以后，联邦政府建立了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随后的《马丁报告》建议成立高级教育学院，澳大利亚于是形成了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双轨制。《马丁报告》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总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8]：第一，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生产性技术工人已经很难适应复杂的理论和实践操作，只有接受过高水平技术培训的人员才能应对科技发展的挑战。第二，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员工不仅负责产品生产，而可能是更高水平的管理者、合作者与经营者。这样的背景也要求应用型教育做出回应。第三，现代经济的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未来经济的发展不仅仅需要机械的重复劳动，更需要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一定需要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变革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三）国家标准应用型教育阶段（1980—1999年）
这个阶段，澳大利亚的经济由于受到了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也出现了衰退，青年失业率不断攀升。这样的状况使得澳大利亚政府开始思考国家的教育质量问题。康甘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实现人的合理岗位转换，教会人们如何在失业率不断上升的社会求得生存与发展，这是教育非常重要的使命。[9]于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20 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学校到工作”（School To Work，简称为STW）的改革，其目的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教育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解决青年失业的问题。随后又出现“学习一工作一再学习一再工作”的职业教育模式，该模式是“学校到工作”的演变和升华。这一阶段，澳大利亚政府对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数量与规模上进行了扩充，整个国家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为了监控技术与继续教育学校教育质量，澳大利亚政府引入了职业教育与培训（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简称为VET），开发了“培训包”（Training package）。其中，职业资格框架（Australi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简称为AQF）、职业教育培训包和国家质量培训框架（Australia Quality Training Framework，简称为AQTF）是VET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国家扩大了高等教育规模，但为了保证质量，对技术与继续教育采用国家标准来检验质量，最终让澳大利亚的应用型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升。
（四）国际推广应用型教育阶段（2000年至今）
澳大利亚应用型教育国际化得益于经济萧条时期痛定思痛的国家标准导向的改革。那场改革使得澳大利亚的应用型教育在国际上有了很高的地位。加之澳大利亚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动，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世界强国的全球竞争压力，澳大利亚继续把应用型高等教育推向国际化。图3-1 显示的是澳大利亚2007年海外留学生的入学人数占总入学人数的百分比。其中，职业教育培训（VET）人数的百分比约为27%，英语补习学校（ELICOS）的百分比约为23%，即就读于TAFE 学院的总人数约占海外留学生入学人数的50%，这比进入大学就读的学生所占的百分比（39%）还要高。澳大利亚应用型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是要求应用型高等教育不能仅仅培养简单操作型的一线劳动力，还要不断培养出更多知识型、技能型的专业技术人员，以便完善各级各类人才发展的结构，促进社会更加快速地发展。
图3-1 澳大利亚海外留学生的入学人数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