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的全面夺权及各级领导机关瘫痪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林县曾出现个别经营日杂用品的部门负责人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前来散发传单的学生表示反对。同时，从县、区领导到一般干部对如何掌握运动大方向、运动的重点、“四大”的程度和有关政策等并不是十分清楚。广大干部群众对红卫兵的一些过激行为很是忧虑；对机关、农村一些干部群众建立的各种名目的群众造反组织及其偏激的集体表现持保留观望态度。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毛泽东在北京一批又一批集体接见红卫兵代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红卫兵南下串连，全县红卫兵运动日益高涨，一些县直机关干部到上林县中学张贴大字报，大多数人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之中。“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县。
1966年12月23日，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传达自治区党委有关电话会议和中共南宁地委的指示精神，结合全县实际情况，讨论上林县贯彻实施意见，部署开展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是积极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县委坚决同群众站在一起，欢迎群众向县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路线进行无情揭露。二是依靠全县广大群众，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召开全县“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和全县群众代表大会，掀起农村“文化大革命” 运动高潮。三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抓紧把全县工农业生产计划和主要任务安排下去，号召全县干部群众以革命促生产，防止各项正常生产受到冲击。
同时，县委以实际行动支持红卫兵运动，批准和支持红卫兵司令部宣传经费，以及发电机、扩音机、电话机、油印机等办公设备。
24日，县“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召开。参加会议人员有县、区、社队干部和红卫兵代表及各界群众代表。中共上林县委主要领导在动员会上公开表态，坚决响应党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 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红卫兵揭发县委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问题，把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接着，县委发出《关于急请参加向中共上林县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的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暂行集中保管枪支的通知》，表示对全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支持，以及维护社会治安的积极态度。30日，县委在县电影院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县、区和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代表，各战线和厂矿干部代表，学校红卫兵代表，革命造反派代表和群众代表参加。县长代表中共上林县委向大会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派路线的检讨”，县委机关“七一”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代表，先后在大会上作“揭发县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事实”的发言。
1967年1月初，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被造反派夺权，揭开了所谓“一月风暴”的序幕。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于1月6日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取代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此后，中央肯定上海“一月夺权”以来的“一系列革命行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宣传和介绍上海“一月夺权”经验，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从此，在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之风。
1月19日，中共上林县委作出关于给予县委书记张星桥停职反省的决定。张星桥在次年的“三结合”中恢复领导职务。
1月26日，上林县红卫兵和机关造反派成立了“上林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委员会”，非法联合篡夺了县委、县人委机关及其工作机构的领导权，县直机关科局长以上至县委书记、县长共53人被迫签字交权，交出公章36枚。接着，全县大小机关单位及农村基层生产大队也被“夺权”，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各级党组织停止了组织生活。同时，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先后批斗了包括县委、县人委主要领导人，科局长及各区区长，正、副书记，学校正、副校长等一大批领导同志。
随着“文化大革命”批判斗争的继续，上林县一批各级各部门的党政领导者被冠上“走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帽子，“出身不好” 的干部及“反派分子”相继下放到“五七”干校、农场进行学习和“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后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恢复了工作，伤残的得到了救济，死亡的得到了抚恤和赔偿，有部分人若干年后得以彻底的平反昭雪。
这期间，在上林县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以及广大农村，不少党员干部对这种随意对人进行非法批斗，戴高帽游街示众，抄家和所谓破“四旧”活动等持反感态度，甚至有不少党员干部、劳动模范以不同形式示以反对。这种乱批滥斗行为，在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恶劣影响。
在全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1月27日，县人民武装部根据上级指示，牵头成立“上林县临时生产委员会”，主持和领导全县工作。
随着红卫兵和造反派批斗活动的升级，争相“夺权”的派性分歧和冲突，以及一些机关干部的参与，全县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之间，逐步形成了所谓“保皇派”“造反派”等两大派群众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