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街与武陵桥
武陵街是太仓城里一条历史悠久的老街，元明清时期就颇为繁华。老街位于中心菜场东侧，原来与南门街以长春村（陈门桥）为界，桥南为南门街，桥北经铁锚弄至武陵桥即为武陵街，长三百五十米，宽约四米，弹石路面。因街的北首是著名的武陵桥，街以桥名。1950年，正是新政伊始、革故鼎新之际，不求古雅，但求简洁，遂以五〇名之。在我印象中，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里的路牌还是写着五〇街。随着市政建设的发展，老街南延至新建的上海西路，拓宽至十六米，路面也改为沥青混凝土，并且于1989年恢复了武陵街的旧名。
昔日武陵桥（油画，赵炎绘）
武陵街与武陵桥息息相关。早在北宋至和年间，僧文慧在至和塘上建了武陵桥，周边一带遂日见繁华，迭现胜景。在武陵桥北堍，设有平江府节制司酒库，分司酒税。更有骚人墨客流连忘返的沧江风月楼酒馆，引领娄城的高端消费。酒足饭饱之后，百步之遥，走过武陵桥，即可下榻客舍，“武陵市舍”为元朝太仓一景。“市舍”者，谓市中客舍也，可见太仓当时已经有了比较旺盛的物流、人流，所以需要开设“市舍”接待四方来客。元代马麟《沧江八景》之“武陵市舍”诗曰：“溪头不种桃花树，商贾年年桥上多。”明朝初年，太仓乡贤殷奎的读书处“春水船”也坐落于此，其《望江南》不无得意云：“江南忆，何处忆当先，先忆我家春水船。有酒有花重庆日，无风无雨太平年，朝夕侍宾筵。”后几易其主，风光渐淡，但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所书门额在嘉庆年间尚存，可见“春水船”后来的主人也曾修葺过。还有人撰联盛赞“春水船”的风雅：“此间无半点尘埃，入座飞觞，留得沧江月醉；隔岸数几家灯火，有人载酒，定牵春水船来。”据明弘治《太仓州志》载：广寰坊、中正坊均位于武陵桥南，可见武陵街的居民住户已然不少。另外，明清时期的武陵街上有为陈琦、顾瑾两位进士分别所立的进士牌坊和举人温厚的云鹏牌坊，还有周烈妇的贞节牌坊。直到20 世纪90年代，武陵街拆迁改造前尚有两根残存的四方牌坊石柱，有二三米高的模样，在老城区改造时拆除，现石柱收藏在南园。武陵桥原本是一座巍峨的石拱桥，靠武陵街一头的桥下有一家大饼油条店，走到这里，总是会被诱人的油香牵扯住脚步，无奈常常身无分文，偶尔花上一两、二两粮票和几分钱买一副大饼油条或一块糍饭糕，实在要算是奢侈了一把。到了20 世纪80年代初，石拱桥改建成了宽阔平整的水泥桥，至于小小点心店何时关门大吉，已经毫无印象。不过这座石拱桥的模样倒是历历在目，有时经过此地竟会感叹：拆旧建新，利弊互参，是耶非耶，一言难尽。
武陵街旧貌
武陵街上最值得称道的建筑应该是建于明末清初的俞氏鸳鸯厅，位于武陵街13号，该厅原为娄东画派领袖王时敏的次子王揆宅中的花厅。王揆，清初进士、诗人，曾被吴梅村列为“娄东十子”之一。该建筑颇具特色，古朴典雅，工艺精巧，外观为一大厅，内由南北相连的两厅组成。厅结构对称，大小相同，雕刻装饰完全一样，故称鸳鸯厅。后来此厅易主，归曾亲临太仓抗倭的元代名将俞大猷后裔所有，成为俞氏宅第厅堂，称为“求世堂”。太仓俞氏人才辈出，堪称名门望族。俞棣云，我国近代电报事业的先驱之一，奔走于上海、山东、福建、台湾等处，不畏惊涛骇浪、瘴雨蛮烟，督造电报线路，后任上海电报学堂总办，为我国早期电报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很多人才。长子俞凤宾，留美医学博士，是中国医学界第一个学术团体中华医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并曾出任会长，还兼任过《中华医学杂志》主编；次子俞颂华曾留学日本，是民国著名报人和文化名人，曾与瞿秋白等赴苏联采访过列宁、莫洛托夫，还曾赴延安采访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采写了大量有历史价值的新闻报道，被黄炎培誉为“新闻界的释迦牟尼”；女儿俞庆棠曾留学美国，被誉为我国成人教育的先驱，民众教育的保姆，是著名教育家唐文治的大儿媳妇，为新中国教育部首任社会教育司司长，惜上任伊始因操劳过度而脑溢血病故。也许是缘分所在，俞棣云的亲家唐文治还与之在武陵街做过邻居，据《唐文治自订年谱》：1890年春，唐文治“赴礼部试，荐而不售”。是年“十一月初二日（12 月13 日），吾母生辰，迁居武陵桥南王姓宅。居停王某，开设王大吉药肆于上海，屋有厅，内室三楹，惜俱西向；有厢房，西北有小楼一角，可庋藏书籍。后门通九庙前河沿。前居之赵家，厅屋小而邻杂，时闻诟谇声，余家厌苦之久矣。”俞氏一门能出如此杰出人才，实属不易。顺便提及，俞氏鸳鸯厅的对面有一座太仓最早的剧院，当时叫群乐戏院，由甲子俱乐部杨君穆等人于民国十六年（1927）创办，开风气之先，一时观众踊跃。1952年，群乐戏院改名和平剧院。
武陵街上的和平剧场
武陵街与太仓人的日常生活十分贴近。如果说武陵桥、鸳鸯厅洋溢的是风雅、高雅的气息，而武陵街上的菜市场则充满市井气味。民国时期，太仓城里的菜市场设在平康里西端，也就是盐铁塘西侧菜市街（现城一小附近）。20 世纪60年代初，菜市街集贸市场迁移到了武陵街的南堍靠西一侧，俗称“小菜场”。其实，“小菜场”的规模不小，全城老百姓几乎都要到这里买菜。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也有小商小贩的个体经营户存在，只是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经营品种受限，紧俏的副食品严重短缺，需凭票由国营或集体商店限量供应。在我记忆中，两件事印象最深：一是每年春节前，弟兄几个总要去“小菜场”分别排队买年货，一家一户一般可以凭票选购一条鲢鱼或草鱼、一种猪内脏、几斤肉。还有就是，我家隔壁邻居在菜场工作，也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时会叫上我们弟兄几个到菜场剥毛豆、削笋之类，赚些许小钱贴补家用。改革开放以后的80、90年代，随着太仓城市的扩展，兴业楼、东郊、古松弄、世福园、桃园等菜场相继开办，武陵街菜场的官方正式名称升格成中心菜场，而在老百姓的嘴里“小菜场”不知不觉中被改叫作“大菜场”，各种副食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倒也名副其实。
武陵街上有不少老宅，早先都是可谓登堂入室的富庶人家，只是我见到时大多已住进了“七十二家房客”。于我而言，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乃武陵街37 号的周家厅，这是有好几进的深宅大户，位于俞氏鸳鸯厅北面。周氏中有一位名周庆云的老先生是太仓县中颇有名望的数学老师、教导主任。“文革”期间，周家厅里面几间仍然由周家人居住，外面的大厅和几间房则充作南区居委会的办公场所，因此与诸多老百姓的生活产生了联系。我家住长埭弄，距武陵街很近，也属于南区居委会管辖范围，向东穿过铁锚弄或菜市场十来分钟就可走到武陵街。记得当时太仓有一家纸品厂，大量生产用于药厂针剂的小纸盒子，先由工厂制成半成品，送到各居委会，然后再由居民领回家糊成纸盒，最后由专人上门收取。很多居民以此微薄收入贴补家用，甚至有不少人以此为生。20 世纪60年代后期，在我上小学时，我家也曾短期糊过纸盒，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也和哥哥一起隔三岔五来到武陵街的周家厅领取糊纸盒的材料。70年代，我上中学时，太仓食品厂出口罐头大蒜，一时间太仓城里几乎家家户户剥大蒜，满城尽带大蒜味。也是由居民从居委会领取大蒜，然后在家老老少少齐动手，剥皮后送居委会称重取得辛苦钱。由此我又常常光顾武陵街周家厅。1975年，我高中毕业，又被居委会召集到了这里，动员我们“上山下乡干革命”。此时已是“文革”后期，上山下乡运动显得阻力重重，难以为继，在居委会干部面带微笑的强拉硬扯下，无奈地在早已写好了的大红《上山下乡决心书》上签了名。80年代后期，我儿子进了设在武陵街周家厅的南区小小班。所谓小小班，招收对象是介于托儿所、幼儿园之间年龄段的幼儿，恰好填补了空白，解决了这部分双职工家庭小孩入托难、入园难的问题。据《城厢镇志》载：时任南区居委会主任唐惠珍与附近的太仓冷气机厂、太仓铜材厂协商，于1978年联合创办。限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印象中的南区小小班条件比较简陋，就是居委会腾出来的两间房，印象颇深的是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小朋友三天两头吃茭白，周家厅的院子里晒了一地的茭白壳。即便如此，南区小小班功莫大焉。
武陵街与太仓两大著名特产糟油、肉松也有着密切关系。大约在清乾嘉年间，有一位名叫李梧江的太仓人，经营着几个酿造作坊，此君精明能干，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而且平素喜琢磨食品调料，常有奇思异想，于是尝试在米酒中加入辛香料及作料封缸一年成为糟油。清袁牧《随园食单》记载：“糟油出太仓，愈陈愈佳。”《太仓州志》说：“色味俱胜，他邑所无。”李梧江的“老意诚”糟油店的位置即在武陵街今中心菜场东南角的地方，前店后坊，面积很大，所以糟油的发明地点也在此。太仓肉松的发明人也是李梧江，他家炒制的肉松口味酥松香鲜，但主要用于自食或馈赠亲友，没有大量投放市场。大约在清光绪同治年间，由常熟移居太仓的厨师倪德受此启发，认为炒制肉松有利可图，于是精心研制口味，挑担流动推销，生意日渐兴隆后，在陈门桥北的武陵街昭忠祠（抗战时被烧毁）旁开设了倪鸿顺肉松店，后又为扩大门面，在武陵桥南堍购地建房，迁店于此，太仓肉松遂驰誉四方。在我印象中，“文革”时期倪氏尚有后人居住这里。
风雨沧桑近千年，古老的武陵街见证了太仓的变迁，也迎来了自身脱胎换骨的变化。武陵街南端的陈门桥（又名镇民桥）是一座始建于元朝至顺年间的石拱桥，附近原有育婴堂，据说约定俗成，当年每月的25 日，因故送养小孩和需要抱养小孩的双方会来此桥面洽。由于陈门泾的淤塞，此桥在“文革”前已拆除。1983年，始建于宋朝的武陵石拱桥，拆建成了水泥平桥，20 世纪90年代后期，太仓实施老城区改造，武陵街全面拓宽，武陵桥也再次重建，桥面拓宽至二十米。武陵街的交通畅便了许多。在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武陵街上的俞氏鸳鸯厅、周家厅移建于南园，也算是娄东历史基因的一种延续。
（凌微年 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