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城厢镇,走到柴行街

走过城厢镇,走到柴行街

1978年,我正在直塘中学上学。因为代表学校赴太仓县城参加中学生语文竞赛,于是有了一次从西到东,一路走过城厢镇老街的经历,所见所闻,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话说我们师生一行出西门车站左拐,沿公路向南走上百十米,就在公路大桥北堍向东拐入了一条大街,这就是当年县城城厢镇的主街了,叫作“西门大街”。这“大街”自然是相对于乡镇那些主要供人行走的明清老街而言的——不过,这确是可以由两辆大卡车会车,或者十多辆脚踏车齐头并进的“马路”。

随着领队老师,我们一行在西门大街的人行道上走着。头上是法国梧桐树的浓荫,但见在大街上来往奔驰着的都是各生产单位的大卡车,还有从四乡开进城里来装货卸货的拖拉机,以及数量并不多的自行车。

过了一座不知名的小桥,一路东行,街面上人来人往地就逐渐热闹了起来。这里有最为著名的“张溥故居”。在修复开放之前,这里先后做过太仓新华书店的仓库和职工宿舍,乃至医院的妇产科诊所和病房,以及农机二厂的职工住房。因此,当年我们走在大街上,根本不知道这里原是一座藏龙卧虎的大宅第。那西门大街糊里糊涂地不知道走到哪一段就结束了。瞥一眼曾经陌陌生生的北门街,想象一下要到节假日才热热闹闹的公园弄,就开始见到各种各样的店铺了,有煤球店、药店,也有日杂店、农具店等。

西门街旧貌

然后是一家当年县城最大的两层百货大楼。再向前,就是那家让我记忆深刻、回味无穷的国营饮食店了。初春时节甜得腻嘴的酒酿饼、鲜得发嗲的草头饼,盛夏期间凉入肺腑的酸梅汤、清人神志的绿豆汤,以及秋风起后,紧接着各种苏式月饼上市的,洒着金桂、粘着红枣绿瓜条的各色糕点……它们共同组成了我少时有色有味的县城记忆。

跨越南北向的卖秧桥,正巧有长长一串的拖货船由北向南从桥下驶过,我们都停住了脚看。一说“盐铁塘”,我就联想到读小学时“评法(家)批儒(家)”活动中听说的《盐铁论》,一直弄不明白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关系”。后来看见书上说,这条河古老着呢,是西汉初期专门为运送盐和铁这类重要物资而人工开挖的“运河”,曾经是通长江、达东海的冲要水道。难怪那拖船上的地方简称,安徽、福建、江西哪里的都有。桥南是一个大而缓的下坡道,直到十字路口为止。这一段记得是被称作“新华街”的,有老字号的“新华饭店”为证,至于邮局、服装店、食品店等,也都集中在这一段。当年县文化馆平房外的两排十来个橱窗是布置得很出色的,内容丰富,定期一换,是传播知识的一个重要窗口。

新仓街旧貌

见到县文化馆的牌子,也就到了一个当时城里最为重要的十字路口。这里有一座地标式的水泥大楼建筑,那是“太仓新华书店”所在地,一楼是卖书的门市部。由十字路口北去的,是新近开辟的时尚十足的人民北路,路旁有当年人们趋之若鹜的影剧院、图书馆等闹猛去处。图书馆背后还有一个硕大的“灯光球场”,是召开上规模的群众大会的所在,后来曾经举办过春节期间的城乡物资交流会。

南去不多远,则是当年的太仓县第二招待所。后来听说,那里原来坐落有珍贵的太仓孔庙,尚存的四座古牌坊、大成殿、魁星阁、登英桥等所有文物建筑,以及柏树、银杏等古木,竟在1979年被全部拆毁了。

我们得继续抓紧时间朝东走,前往“樊泾村”——县中所在地报到。尽管连领队老师走过这一段繁华市面时,都不免东张西望,放慢了原本快速的脚步。更不用说“选手”中那些第一次到县城里来的同学了。

新华街原消防队一带的民居

继续东行,街道景象却为之一变。原来我们走进“老街”了。

说是“老街”,却是相对新街而言的。在数十年前,这就是新街了。因为这里叫作“新民街”,是当年连接府南街的“要道”。想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拆除了部分门面房子以后拓宽的一条街道。这里分布有广播站等单位,挂着“太仓县评弹团”牌子的,是一座颇为讲究的老房子,后来听说就是著名的“施家厅”,还是三四百年前造的呢。

“新民街”上的荣光纪录自是数不胜数,这里只引我偶然在书里读到的一段文字:

那位住在(上海)市外太仓的,是同事几年(整风运动中加“右派”之冠,发往北大荒,一别就是二十多年)并很相知的凌伶。他由北大荒,借冻成残疾之光,得随原籍为太仓的夫人回了太仓(他是湖州人),“文革”结束,社会环境由冷酷化为温和,我们已经有了通信关系……于10 月2 日上午顺利登上西北行的车。路不远,未至午就到太仓。下车,看见霜红(他的雅号)老兄正在不远处睁大近视之眼往车门这里望。走近,握手,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都老啦!”

车站像是在原来的西门以外,我们东行总有二三里路吧,到他的家。在街南,入门,先经过其他人家,他的住屋在南端,房前有小河,风貌还是旧时代的。他的夫人出去串亲,不在家。

吃过午饭,要利用半日的时间,各处看看。多年的习惯,愿意看旧的,问画家“三王”(王石谷非太仓人,老“四王”只剩三位),说地名南园,早已没有遗迹。吴梅村就更惨,连住在某街某巷也不再有人知道。幸运的是写《五人墓碑记》的张溥,不但家宅保存着,据说房屋还是晚明的原样。我们去看,在西街路北,房两层,东、北、西连在一起,与我们常见的富贵人家宅院迥然不同。离这所宅院不远有个公园,当然也要进去看看,曾经北京、苏杭的沧海,太仓之园至多只是个水池,也就可以自郐以下无讥矣。更有意思的是晚饭以后的叙旧,以及枕上听到的窗外小河的流水声。

这是我所敬重的张中行先生,在其回忆录《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 月版)中写到的其1981年初秋太仓之行的情况。那在枕头上听过的“窗外小河的流水声”,就是我们太仓城里人的“母亲河”——从娄江蜿蜒一路东来入城,从西门进,将从东门出前往长江的致和塘。

其实张先生此行还别有打算,那就是顺便逛逛太仓的名胜古迹外,还带来了在上海南京路上的朵云轩选买的一枚廉价图章石,想拜托这位凌伶老友给刻个闲章:“中行无咎”,这四个字出自《易经》。凌氏刻成的图章为他所看重,后来在应人所请书写刊头后时常钤用。

张先生还曾光临过我的家乡太仓,涉足过我不知多少次行走过的城厢镇老街,还留下了这四五百字小品文式的珍贵纪行文字,这让我一时惊喜无状!可惜当我在燕园里随孟老师拜访并请老先生下楼共进午餐时,还不知道这一段故事,他也没有问起我是哪里人,否则交谈起来,他老人家一定会有许多话说!

大抵要过了南牌楼,经过一座兼做茶馆的“老虎灶”之后,才能走上真正意义上的清代老街。那两楼夹峙的窄窄街道,才能让人体会何以县官、州官公务出巡,要衙役打上“回避”“肃静”的公事执仗。

新东街上最有名的老房子,是“王阁老宅”。当时走过,却不会在意,因为门楼被用砖石砌成了墙,开着与左邻右舍一样的门窗,只有三开间的已经形不成一条直线的门梁,才依稀可见当年“太师第”的架构。后来读到黄胜年院士回忆40年代时的童年,才知其中端倪:

我家的屋子在太仓城里主要的东西方向街道上,具体地址是新东街61 号。南面有一条小河,与这条街平行。房子大门向北,门前是街,门后就是河。朝西几十步是“南牌楼”,其实这个牌楼是很矮小而简单的,只剩下两根石柱和一根横梁,我很难把它与“楼”联系起来……我家朝东几十步,有块临河的大空地,名叫“王宅前”。顾名思义,街北大概是明末清初“王阁老”(太仓历史上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名叫王锡爵。他的一个孙子名叫王时敏,不但官位很高,而且是个著名的大画家)或其子孙的住宅。

最显赫的世家是王家,他们的发迹时期大概在明末清初。我只在东门大街上为他家所建的东牌楼门匾上,看到“两世鼎甲”和“四代一品”的字样。那牌楼又高又大,雕刻很精致,远非我家附近的“南牌楼”可比,当年的威势可以想见。子孙繁衍不绝,汇为大族,以至于有“太仓城内半街王”的民谚。

经过这“太师第”门楼,那么,走到位于此街东头樊泾村里的县中,也就不远了。

却说那次县中学生语文竞赛结束之后,我顺原路退回到了新东街上,又继续走在那又光又滑的马蹄石上。大概走到东郊位于柴行街的外婆家门口,还有四五里长路呢。

这向东走的一路可也不怎么“寂寞”,因为我竟赶上了刚从竞赛场散出来的家在东郊的一个女生!尽管不是“同学”,但相逢何必曾相识,心理距离却是很近乎的。

我故意放慢脚步,在街的另一边稍落后着走,心想这女生真是连走路都这么慢!心里很想隔街与她搭个话,对一对刚才卷子上的填空题,交流交流彼此参加这场竞赛的想法,甚至各自中学的情况……但是终因中学生脸皮薄,拘谨着未开一言。这事窝囊,也就不说了。

经过左侧已被废弃不用了的老“太仓剧院”,左手朝北是一条该是填河而成的东港街,右手朝南便是一座跨越市河的长安桥,那新东街就结束了,门牌上换上了“东门街”的名字。

今年读到籍贯太仓的上海作家吴泽蕴(听说她是“延陵吴氏”,也就是吴梅村一支的后裔),在《苏州杂志》上发表的《故乡的影子》一文,其中就有1946年清明节前她随其“亲婆”(太仓话中指“奶奶”)回到娄东的童年记忆:

我们在西门车站下车,上人力车,沿西门大街向东,街的一边是整齐的古老的建筑,一边是河。记得祖母曾向我指点:那第一座桥名“皋桥”,元代造的,街的另一边与桥相对的一座墙门里,是清代大学问家张溥的老宅……又到了一座桥下,河水在这里好像打弯了所以桥便联结街面,都是青石板铺的。祖母又告诉我,说这是“卖秧桥”,我们这边的口音“卖”和“买”分不清,“秧”和“羊”也分不清,所以我一直以为是“买羊桥”。这里很热闹,桥堍有家茶馆,桥上桥下聚集着很多人,过了桥便冷落了。两辆人力车驮着我们,拐过一条小巷又到河边,过了一座小石桥,不多几步便到目的地了,那是被祖母称之为“柴行”的姓王的人家。

这座小石桥,应该就是飞云桥,如今早已拆除无踪,连同桥下的河道都已经被填平了。桥东就是大约有半里多长的东门街了。夹道两旁都是抬臂可及屋檐的老式瓦屋,斑驳的白墙皮平房,大多数是一门一窗的格局。

吴泽蕴记得她们祖孙回乡临时落脚的“柴行王家”就是一间三进式样的,但最后一进的小小天井中,却有一个花坛,牡丹开得硕大而且艳丽。她写道:“我也经常听祖母谈起‘柴行’王家的种种,一直以为他家既然是开‘柴行’,便应该有一个卖柴的店面,这次看到他家只是一座普通的住家老屋……后来知道,江南的小城镇买卖柴爿,都是这样沿河做生意,卖柴的船把柴运到了这里,经过他家交接,由买柴的船运走,称之为‘柴行’。这家人家大概做柴行生意已出名了,所以被称为‘柴行王家’。”

东门街上间或会出现一片空场,瓦砾堆上长着碗口粗挺拔的水杉或者别的什么杂树。当年不理解,这些树怎么种得如此杂乱无章,后来逐渐知道,那必是原先的房主人,因生计所迫卖了门面房,被人拆走了建筑材料造新屋去了。

“下岸”房屋的门往往都是敞开着的,或者有老人、孩子在放着饭桌的屋里活动着,或者索性就是一条光线暗暗的公共通道,因为那里面必有一两间房屋,可能还隐有曾经面对市河的木地板“水阁”,有相干的或不相干的两家人居住着。凡是拥有这相对应的“下岸”房屋的原主人,必然是曾经阔绰的当地豪富。

豪富之家都住在“上岸”。一般坐北面南有两三进的平房甚至楼屋,那是主人们的生活起居空间。天井中必然有一口井,以供应日常的用水。还必然种着蜡梅、南天竹等观赏植物。冬天的案头,用两三枝幽香的黄色蜡梅花,同已结着大红色小果的南天竹枝结扎成为一束,至今还是讲究的太仓人家所追求的“年供”。

沿途也还有几处房子是很考究的,记得曾经做过“东区居民委员会”的那套房屋,开间虽然不大,但跨进石库门后就是一个天井,地上铺着水泥,显得洁净而明朗。住家其中肯定很舒适。

第一进就是考究的两层木结构楼房,虽然没有画梁雕栋,但在小城里还是给人一种堂皇富丽之感。当我读了黄胜年院士的回忆录以后,我一直疑心他家在1945年秋以后借住的就是这套他姨夫马家的房子:

从我家门口向东步行约十来分钟,有个地方名叫“飞云桥”……与“买秧桥”相似,它也是太仓城内主要大街上跨过南北方向小河的一座桥,但其规模比起前者小得多。飞云桥的特点是,走到桥上就可看见,在互相垂直的两条小河交汇处,有一座“水阁”,即在水面上架好木桩,再在上面搭起房子来。

新居……走过飞云桥不远就到,在街的北面,即大门是朝南开的。房屋结构相对简单:一进门是一个院子,地上铺着水泥,只留一个小小的花池。后来我们在里面种了一株夹竹桃,还有一些凤仙花。由于是大片水泥地,显得很干净,也很开阔。正房是两上两下,底下合成一大间,算是客堂。会客、起居,等等,平素全体都在那里活动……客堂西北之半,是上二楼的楼梯,旁边有一条小小的走廊。后面就是一间简陋的厨房了。楼上分成两小间卧室,卧室朝南有一条木结构的走廊。

我最喜欢站在走廊上远望,因为南边楼房不多,所以可以望得很远……印象最深的是东南方的一座城隍庙,主要建筑的大殿屋顶造得非常之高,屋脊比屋檐高了三四倍。究其原因,说是因为此地多雨,造得高,雨水就流得快,房子就将耐久不坏。

记得是1980年考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我家因为已搬到了此屋的隔壁“东门街76 号”,所以在下乡插队林场的“老大哥”庞建农同学的热情张罗下,与城里十来位男女同学一起,借用此地半天,搞了场不很出色的“同学联欢会”。自然这是后话,而眼下,我还没出息地随着那个相见不相识的女生,行走在这条东门街上。当见到一家布厂的门牌时,意味着这东门街快要到头了,当然,这时候见到的街两旁的老房子,也就愈加残破了。

然而,却不能小看这太仓布厂所在的地皮。那里在历史上却是一个军政重地。明朝正德皇帝的时候,这里是兵备道衙门;到了清朝雍正皇帝以后,太仓升为直隶州,分设镇洋县,就做了县衙,是“镇洋县太爷”的作息之地,也是城里一个曾经“不得了,了不得”的威严地方!太仓布厂就设在这镇洋县衙的故址。1911年辛亥共和以后,这官房改为公用,面貌逐渐改变,直到做了为民生服务的厂房。

东门街旧貌

后来读书得知,当年有一位作家叫作陈一凡的先生,也曾从西门到东门地走过这一程。不过,他是寻寻觅觅地有所求而行,当时他还没有落户太仓。在1984年发表在《散文》杂志上的《城郊风情录》中,他写道:

那是六年前的一个酷暑天,我顶着骄阳,到这儿来寻访明末大诗人吴梅村的故居——梅园。一条直统统的东西向大街(它躺在这儿有几百年了?)街面上尽是灰白色的泥斑,风卷起一蓬蓬尘土,用对折的手帕蒙住嘴还嫌呛人。沿着它,从西门走到东门,走一路问一路,亏得一位卖茶老人的指点,才找到一家铜材厂的职工宿舍,那儿便是梅园的故址——哪来梅林?人已去,树也不在了。再打听“东亭柳月”“南渡桃花”“西馆风帆”——那都是名载典籍的胜景,都摇摇头,说是连名儿也没听到过。

陈先生真是发了书生气了,其志可悯!他当年所要访问的,全系明清古迹,这实际上是在太仓求不得的。因为至少辛亥以来,太仓人得时代风尚之先,从来守旧不足而逐新有余,是与时俱进的勇士,对于所谓文物古迹历来是不甚顾惜的。就如他所要访问的“梅园”。

“梅园”一名“梅村”,原是王世贞之子士骐的“贲园(莘庄)”,吴伟业将之修葺拓展以后,遍植梅花,因此改称“梅村”。或许这就是其名号的来历。史载,园内有乐志堂、梅花庵、娇雪楼、茭芦庵、苍溪亭诸胜,而他家居于园西之旧学庵。由秀州名手张南垣规划构筑,占地百余亩,当为太仓历史上面积最大的私家园林。曾经接待过如陈维崧、秦松龄、王昊、白登明、魏宪、余怀、许旭、王鉴、陆世仪、顾湄、沈受宏、吴绮、毛师柱等当世名流文士。吴伟业《梅村》诗云:

枳篱茅舍掩苍苔,乞竹分花手自栽。

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

闲窗听雨摊诗卷,独树看云上啸台。

桑落酒香卢橘美,钓船斜系草堂开。

园林久废,故址在城厢镇长春村,大概也就是陈先生所访之工人宿舍了。记得曾向作家凌鼎年兄询问,承告知80年代中期以前,尚有旧园两口池塘如“白荷花池”等在,自新建“梅园小区”之后,已一切无可踪迹了。

走出东门街的东端,有一座满桥身爬满野生枸杞和藤萝的古桥,这就是被地方志书上称为“海门第一桥”的周泾桥了。周泾桥为三孔石拱桥,桥面上有一个“太极图”,栏板上浮雕着牡丹、缠枝番莲花和精美的动物石刻。

这桥的北堍,旧有明清之交的大学者陆世仪(1611—1672年)“桴亭”遗址。当年陆先生有《桴亭八咏》诗云:“玲珑四面八窗开,独坐孤亭绝点埃。雪月风花供玩啸,帝皇王霸入铺排。”由其余七咏,可知危桥、清池、瘦石之外,冬有老梅、秋有古桂、夏有新荷、春有修竹之致。

其园后事,据《太仓地方小掌故》上记载说:城东周泾桥南(俗称“长街”),旧有“桴亭”遗址。为明末清初陆世仪先生读书处。占地不大而花木扶疏,一湾流水中,有亭翼然,萧然有致。先生字道威,晚号“桴亭”,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意,后人尊称之“桴亭先生”。旧有碑石一方,系新塘乡人彭甘亭手写“陆世仪先生读书处”。后亭废,移置于尊道书院。“尊道”,先生之私谥也。后书院亦废,改为“纯阳庙”。民国初年,曾为甲种师范学校,今一小池尚存。

“湾”为九龙湾,“桴亭月色”为近代太仓名士吴养涵所述“娄江八景”之一。至于书上所说之“今”,当指20 世纪60年代初。谙熟娄东历史文化的太仓籍著名书画家崔护有诗咏之云:“养志衡门不事臣,逸民甘作乐饥人。四时花木一弯水,空谷餐英满座春。”经过数十年沧桑变迁之后,现今在那原址还可见一座纪念之亭。

不过桥,而是微北再向东拐上一条土质大路,从这一段开始就有些落荒了,能见到大片的农田,稀落的民房,以及不远处的一个高高的土台。北望是一大片矮竹林子,多少年来就是那么密密的一片,透着荒僻。小孩子是不敢多看几眼的,怕其中有野猫、黄鼠狼或者其他听说过的恐怖物事。

也难怪,我已走入太仓的古战地。远的,如曾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与清军“板桥之战”临时指挥所之用的“承荫堂”(俗称“杨家东花厅”,至今尚存一株三百余年的罗汉松),不说了,近的呢,就有激烈的战事,发生在三十年前!不禁想起课本上学过的《吊古战场文》中的名句:“往往鬼哭,天阴则闻。”“……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幕幕。”

土台下是一条南北向的护城河,还能见到密集在河塘一侧的一排排黑木桩子,那时候每次经过,都琢磨不明白是干什么用的。后来书读得多了,才恍然大悟这是护岸用的,既保护城门洞的地基,又防止吊桥吊起后,敌人潜入河道偷偷爬城。这就是“东门”。地方志书上说,高大坚固的东门和东城墙,是1949年5 月12 日深夜,被解放军攻城时用炸药炸开的。那么,当年这些勇敢的外地战士,就是沿着我现在走过来的这一条路冲进城去的,那樊泾村头也必然是他们快速进击时所曾经过的地方吧?

太仓城可真大,从西门到东门,有两千五百多米,足足有五里长。可就在这一路段,那不知名的女生不知拐到哪一条路上去了不见踪影,一时茫然四顾,惆怅满怀。

只得独自向前走。这一带叫作“桑园街”,可现在已经看不到那为养蚕宝宝而种植的桑树了。但在绿意盎然的农田尽头,却可以望见被竹林、树林环抱着的一两个自然村落,有一个已袅袅升起一缕白色炊烟。

走在这一段来往人稀的路段,最令人心悸的,是农田中矗立着的一两座碉堡。那钢筋水泥浇铸体上黑洞洞的楔形机关枪口,什么时候看到,什么时候都给人以一种阴森恐怖之感。许是战争题材的电影看得多了,一见到它我就会产生冷血的联想,因此从来没有要走近去看个究竟的兴趣。

听说这一组碉堡群呈三角式分布,构成交错火力,是当年用来封锁浏太公路和东郊大街用的。想来当年发生的战斗曾经十分激烈。因为儿时在外婆家附近的小青年,还曾在那里挖出来一些弹壳和弹头拿着玩。

直到看见东郊镇西端的公社医院和东郊中学,这条大路才逐渐又有了街道的模样,原来是走上东郊大街了。不知为什么,这街道两边的房子比城厢镇上的,似乎要更零落、低矮一筹,而且只有到了江家弄与西亭子桥堍的十字街口,才稍稍热闹一些。

或者因为十字街口是人们南来北往、东进西行的枢纽之地,所以人气旺、市口好?东郊供销社的门市部就设在这里。小时候来玩过的,因为60年代有好多年大舅舅就在这里上班。

在这里发生过的至今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突然见到玻璃柜台里摆着一个有脸盆那么大的月饼,我就嚷着要舅舅给买回去,说与外公外婆一起分吃这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月饼不太有劲了吗?这把舅舅和他的同事笑坏了,他们告诉我:“这个月饼是样品,不卖的。”我当然不相信,继续哭闹着,他们这才取出来给我看,说有本事你用小牙咬一块下来——当然咬不下来!原来是用木头刻成月饼样子后,再调漆染色而成的,远看确可乱真。

这“木刻月饼”是“上面”发下来,作为国营食品店门市部装点中秋节日门面用的。现在回想,作为70年代初食物短缺年代的生动见证,要是当初搞下一个来保存至今倒也不冤,如今可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收藏珍品了。

这“木刻月饼”的故事,成为属于我个人的真实的童年荒诞故事之一,差不多是1966年前的事情。如今长大了,我再也不会被你们取笑了——当我经过这门面依旧,甚至柜台也还依稀没变的商店门口,一瞥之下不由得微微一笑。

走过这一小段人烟密集些的老街,眼前豁然开朗的,却是一个忙碌的大码头,路右河道中停泊着一些外地货船,码头工人们披着土布缝制的坎肩正在装卸货物。路左是一个大型的国有仓库,库西紧挨着的一户不甚起眼的老宅,是我当时没怎么注意,后来却又登堂入室过的。

两年后的一个春节,母亲趁着我们回外婆家过年的当口,专门领着我带了一些礼物到这镇上来。说是要我见见“大学教授”,帮我“辅导辅导”,原来她提前打听到了,这唐家的女儿、女婿要回乡来看母亲。这就是当时正在江苏师范学院政教系做老师的倪义大先生。

到得唐家,但见一个保养得极好的老太太正在侍弄满天井的菊花,我母亲称呼她“唐妈妈”,那我自然就该叫“唐好婆”了。

唐好婆见了我满脸都是笑容:“啊,想不到艳芳的儿子都长这么高了,成人了!”

“是啊,上有老下有小地瞎忙了十几年,还是第一次带他来见你这位好婆。正在县中读高三,开年来就要考大学了!”母亲寒暄道,却巧妙地为我隐去了1979年高中应届毕业时考大学差几分没有过分数线的事实。

“该个小囡聪明相,肯定能够考上的!”进屋坐下,唐好婆就十分务实地把在厢房里的她女儿和女婿招呼了出来,这大概是我当年见到的第一个大学老师——是一个开始发了福的中年人,和和气气、敦敦实实的样子,是一般瘦弱的江南人中少有的。

按母亲的吩咐,我称呼他为“倪伯伯”。片刻交谈下来,他晓得我是报考文科以后,便爽快地答应开学回到江苏师院后,就替我留心各种“高考复习资料”,并要下了学校的名称、地址,以便邮寄。

回外婆家的路上,母亲受唐好婆和倪伯伯热心相帮的态度鼓舞,满怀着高兴,说起了唐家的故事,更流露出无限仰慕的语气来。我记忆犹深的那句话是:“唐家虽然在新社会破落了,可唐妈妈千辛万苦,把子女带出息了,他们争了气,如今还是个兴旺的书香人家!”

我知道,虽然从小学业就好,却因家计只读到初中的妈妈是在激励我。

东郊大街的东头也有一座古桥,横跨在半泾之上,叫作“东亭子桥”。它与周泾桥不同,是座有三个方孔的梁式石桥。横平竖直的花岗岩桥柱和石栏板,让攀缘植物无处扎根,因此一直是清清爽爽,十分利落的样子,却不显得有多么古朴。

这“东亭子桥”,是我从小就听外公说起过的地方,他当年常去那镇上做“出门工”——帮人家裁缝衣服,因此对东郊镇的家长里短十分熟悉。那北桥堍一栋很有价值的清代老房子,是梁家的。数进堂屋之后,还有一个依稀可见当年曲水回旋样子的后花园,尤其难得的是,那样式玲珑的水阁子居然还在。

世界真小。当多年以后,我成为北大学生的时候,居然在校园邮政所里巧遇了一位东亭子桥头的乡亲“梁凤华大姐”。原来,她在邮政所分捡信件时,曾发现有一封我寄往“江苏太仓东郊柴行街”的信件,知道老家终于有人考到北大来了。因为“文革”,她已多年没有返乡,因此留心着要见见我。终于当我三年级时,到那里寄一个布包裹的时候,被当班的她碰个正着。

热情的梁大姐已不能与我说家乡话。她用一口纯正的京腔京调,对我说起她的“家史”。大抵作为东郊镇上的世家,三十年前因富致祸,老房子被没收了,幸亏他的父亲早早地读了书在外地工作,后来落户北京并退休。她也就在北京成了家,住在海淀北大街一条土巷“西上坡”17 号的一个老四合院里,人被就近派在北大邮政所工作。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原来她找到我有一个具体“目的”:她老爸听她回家时偶然说起这回事后,就想请我到家里去做一次客,同他聊聊家乡事,以慰“乡情”。可是我对这“东亭子桥”的事只有耳食来的一鳞半爪,哪里敢去面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东郊老翁”呢?当时就胆怯极了,忙推说刚上三年级学习紧张,而终于没有去。

如今把往事写来,不免为当年自己的少不更事,未能满足一个老同乡的“怀旧”愿望而歉意满屏。要是当时壮着胆去了,如今写到这一段,哪至于如此单薄苍白呢?

这“东亭子桥”所跨越的“半泾”,不知因何得名?不过却也是一处值得说道说道的地方。原来这里在20 世纪90年代初曾经出土一批古海船的船板。这批松木船板,竟把当代太仓人给吓了一大跳!原来船板长的竟达到四米以上,即使短的也将近一米,说明船长当为二十五米,是元明时期的漕运之船,因故沉落在此。这个偶然的发现,被考古界证实,为当时整个长江三角洲的首例。不仅如此,在太仓还有粗大的海运船舶的棕质缆绳和高大的升降舵等出土,足以证明当年太仓作为重要的对外通商贸易港口的辉煌历史。

以往大概只有离别了家乡的人,才会特别惦念故土的种种好处。吴泽蕴写《太仓往事》,其中就有1946年清明节前回到娄东的精彩见闻:

那几天里到得最多的地方,是“卖秧桥”,那时我还一直以为它是“买羊桥”。桥上桥下整天闹哄哄。天蒙蒙亮,四乡的农民便都聚集到这里来,挑担的,提着竹篮的,还有扎着包头布的姑娘,手里捧着一卷卷家织的土布,站在桥头等候买主。桥堍茶馆店里,天不亮就开门,茶客总是坐满的,脚搁在长板凳上,手里捧着旱烟管,放大了喉咙说话,声音闹盈盈。桥下的石板街两旁都是太仓有名的土特产商店,“老意诚”的糟油曾经在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得过奖,肉松店更是一家连一家。据祖母说,那时的肉松,规定四斤上好的鲜肉才做得一斤肉松,做出的肉松看上去金黄灿灿,闻上去香喷喷。还有一间点心店,“三鲜肉饺”和“酒酿饼”都是有名气的,在糖食店里还可以买到双凤镇的麻雀蛋,太仓人把它叫作“麻将蛋”。

小县城的黄昏来得早……我们便也跨过“卖秧桥”穿过小巷来到河岸,沿着静静的河岸,看水桥下淘米洗菜的人,泼水声也是静静的,走过石桥到了对岸,黄昏的影子才落到了门槛上,接下去便等待静静的黑夜的到来。小县城是安息得早的……留给我印象极深的是城河外的乡野风光,那城墙虽早已毁了,护城河还在,河水清澈,河岸上垂柳依依,疏疏地有几株桃树,河岸连接着遍地金黄的菜花。娟姐拉着我的手走到河岸边上,正巧有一叶小船划过,船尾一个人在摇橹,船上坐着一位妇女,脚边放着提篮,神情悠悠地在和摇船人说话。“那也是去上坟的。”娟姐对我说。在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春天的如画的乡野风景,仍令我神往,也使我怀念娟姐。

可是今后,大概不仅仅是离别家乡娄东的人,才会特别惦念故土了。因为随着时代列车继续不断地高速行进,无论是现在的中老年人,还是未来的青少年,都会产生愈来愈强烈的“历史怀旧”或者“文化寻根”意识——

“我”身在历史长河中的何地,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人生百年的意义何在?如此严肃的哲学命题,必将以“怀旧”或者“寻根”的心理方式表现出来,成为一人一地乡土人文的底蕴,乃至精神文明的渴求。

更何况,在古代,“半泾潮生”原本就是“沧江八景”之一,而“东亭柳月”更名列“太仓十景”的第五位。元代的马麟(字公振)和明代的高宗本(字茂卿),分别以此娄东风物发为纪事诗咏,足见其乡土感情之深。

这一诗咏娄东风物的人文传统,至当代仍有余韵。崔护《太仓杂事诗》有“东亭垂柳”一绝云:

扶疏细柳映斜阳,小市嚣然接泾塘。

亭子桥头亭早失,读书门第已无梁。

崔护诗注称“明海运时,靖海侯吴桢建亭,旁遍植垂柳,乡民于此集市。初为木桥,清时改为三梁石桥。该地原有梁氏,为‘耕读世家’。有梁斗山者,虽未仕,尝以诗文自娱,今后代为寻常乡民矣”,斯文坠落,其言下有不胜唏嘘。

其实,这里还不仅仅是乡土文化的展示地,同时还可作为一个爱国主义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据东郊出生的老干部顾文彦所写《我参加解放太仓县城的回忆》:

根据太仓地下党上报的《太仓县城守敌城防工事设施图》,主攻守敌较弱之东门,封围西、北门,放开南门,切断葛隆、新丰的通路,将敌引向南郊野外,打一场歼灭战,以确保太仓县城工厂、学校、商店和人民财产、生命的安全。

因我是东郊人,领导上就叫我做主攻东门的作战向导……正面两路至江家弄口时,一路折东,从街后民房脚下插入江家坟碉堡后面。这时,在“缴枪不杀!”的喊话声中,碉堡内的敌人才发觉,我大军已进入碉堡出入口,立即举枪投降。另冲入江家弄,进入东郊镇大街时,正遇上敌兵在“和记”花米行处堆柴浇火油纵火,当场被我部队捕获,留下部分战士投入灭火战斗,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由于扑救及时,除了东亭街席大年豆饼行一幢新楼被烧毁外,整条大街所有的民房和商店、学校均幸免于难。

原来,1949年5 月13 日太仓县城的被解放,这里正是前敌阵地和攻城突破口呢。

从与“东亭子桥”对直相通的东亭子桥街走出来,光滑的弹石路面一结束,也就意味着走出了东郊镇。拐弯向东,就是一条可走农用拖拉机的土埂路,这拖拉机常常发出“突—突—突”的巨大声响,冒着浓黑的油烟。

当重新见到从西面弯过来的河面,朝北走过一座没有栏杆的石板桥时,路北就能见到一个当时规模不小的“船厂”了。每到这里,也就意味着外婆家将要到啦,步子不由得轻快起来,加快了许多!

因为到了这一段,就算是进入了“柴行街村”,半生不熟的面孔多,心里不免有些窘迫。

这是傍着河道走的一条板结了的大路。再经过一座平板小桥,路北侧是一个场,堆叠着好几个稻柴堆,作为平时烧火做炊事用的。也有露天的水井,或一两个砖块摞起来的台,做晒东西用。场后平房,才是民居。因此路上的行人,一般是看不清楚那屋里人模样的。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那一点“隐私”,通常是靠人际间拉开距离才获得“保护”的。

这是这条一里多长的“柴行街”西端的第一个“像样人家”,占地面积真是不小。记得小学生时走到这一段,偶与两三个中老年村民打了照面,他们必盯着我看看,然后说:“阿是东横头曹志坚家的大外甥来看好公好婆了?”我必说“是”,紧张一笑便赶紧走了过去!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好人”呢还是“坏人”?该分别称呼他们什么?更怕他们紧接着还有问题出口,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回答才算“好”。

因为我外公被当地“造反派”双手悬挂在大队部屋梁上拷打的场景,以及脖子上被用细铁丝挂着“打倒……”字样的大木牌游街串户的情形,当年曾经强烈地刺激过我的童年印象,因此很长一段时期内,我本能地排斥当地人这种习惯性的寒暄方式。今从知识理性角度来检讨,也许正是当年那错误时政对人类亲情进行残酷挑战的一幕,成为我后来深深憎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感性基础。

傍着河北岸的大道继续向东走在大路上,不久就经过了好几家房子贴着大路的人家(其中有一家是我小舅舅家),就又见到了一片高岗上的庄稼地,黄色的土质与其他地方显然不同,原来这是历史上开河、浚河时,从河床里深挖出来的原生土。

赫然抬头,谁都会被眼前的一景所震撼!前方不远处右侧河道旁,一并排长着三棵高达数十米的古银杏树!但见树冠高大,绿荫森森,在两三个成人才能合抱的树干下,更有青青的一片芦苇围护着河岸和树基,让这里显得宁静安谧,不免显得阴森森的。小时候最怕独自走过这一段,假如路上不巧没有行人的话。

原来那左侧是座已没有了香火的废弃古庙,殿前有一个小小天井,殿后有一小小院落,却也布局得法。听妈妈说,在她小时候,那殿中的菩萨老爷就不见了踪影,好像那里曾办过一个非正规的小学,后来也就停了。

这小庙,以后还不时地出现在我奇奇怪怪的梦境之中。

梦中的小庙壮大了不少,庄严幽曲的样子,大概同我后来观瞻过的许多名山大刹的印象发生了“叠影”。后来我知道,这银杏又称“公孙树”,意思是说爷爷辈栽下,到了孙子辈才能得其好处的树。树是不能砍的,但果实可以收成后卖钱,补贴寺庙的费用。因此在江南的古镇考察或是旅行,只要见到有两三人合抱的一棵、两棵突兀的古银杏树,那么,你就去查方志好了,这里必曾有被湮没了的古寺庙等公共建筑遗址。

银杏的种子俗称“白果”,在秋冬间炒食来吃,最是香糯可口——不过也不能贪吃,大抵以一岁一颗最为相宜。

每当深秋,一阵寒似一阵的秋风吹过,最好是被秋雨隔夜打过,那树上白果就被吹落满地,在湿漉漉的满地黄叶之中,与大人小孩一起眼明手快地抢拣那一个个杏黄色的果实,应是柴行街人的童年一乐,可惜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因为那时节我必然是在上学。

我只有寒暑假才有机会到外婆家,这次因为语文竞赛而得以到外婆家住一晚半天,完全是意外之喜。记得曾有那么一次,可能是两位舅舅的收获,到过年时吃到那捡来的白果。因为那杏黄色的厚厚的皮肉,先要堆在墙角任其自然烂熟之后,才能捣出其果实来——这才是“白果”。

快步走过这古庙,又见到一片顺坡而下的庄稼地,然后又开始见到沿路的房子了。这才是真正的“柴行街”。

想来当年这条河流确曾重要,因此有一家专门利用水道买卖稻草柴的专业户在此经营,而且生意做得还蛮大,竟就设为商行,并成了名闻方圆十里的街名。

当我在20 世纪70年代见到时,那作为20、30年代现代化交通标志的“小火轮”,早已为快速的公路汽车运输所淘汰。也许正因为此,这河道也就失诸管理和疏浚,日渐淤积乃至湮塞了。不过仍还有十米来宽,机帆船和手摇的农业用水泥船等还不时地从河里来来去去的。

活水常流,流水不腐。当时除了人们生活的有机污染和田间化肥、农药污染外,还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尤其是化工企业生产污染于此,所以在没有行船扰动的时候,河水常常是碧清的。那时候到河边去淘米、洗菜,没有人会说是“有污染,不卫生”。

当淘过米后的乳白色水流溢出时,成群的有一拃来长的“串条鱼”来觅食,那胆大勇敢的,竟会猛然蹿入米箩口来抢食呢!有眼明手快的乡邻,就利用鱼儿这贪嘴来,淘一次米诱捕个七八条肥美的鱼在饭锅上蒸了下饭,一举两得。有一回,我自告奋勇去水桥边上淘米,也想学这么一手,结果一遍又一遍,鱼没有捞到一条,米却撒到水里不少,以至当天午饭时就没好意思把自己的碗盛满吃饱。

呵呵,这就是位于浏太公路南侧百余米的“柴行街”。行行复行行,我终于走到了这条目前已不成“街”的外婆家啦!

(秋禾 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