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了的娄东村镇旧风貌
1960年底，我离开苏州城到太仓县工作。
第一次见到县城所在的城厢镇，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所谓县城，可能还不如木渎镇大。其建筑也与苏州一带大多是石库门房子有所不同。真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啊。这里的民居中楼房极少，沿街大都是只有一两间门面的店铺，而最闹猛之处，集中在东西向呈扁担形的新华街百米左右的地段。这一段店铺较多，但也不大。到了下午，城厢镇的街道上行人更少，仅几处架着老虎灶的茶馆里透着人气和热气。还有一个有着常年评弹演出的“大陆书场”还算热闹，不过其地盘也不大。在书场南面的武陵街上有一个剧院，距离东面的文庙约有一百多米。这条长长的南北向的武陵街，要是用老苏州的眼光来看，充其量不过是一条巷子，但在太仓已经以“街”相称了。
可是历史上的太仓，却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史载，越王勾践灭了吴王夫差之后，楚国又兴兵败越，迁封春申君黄歇于吴地。春申君置有东、西两仓，而东仓之地便在太仓境内，所以有的文人还在文章中使用“东仓”的古称。如晚清缪朝荃把自己的藏书处称为“东仓书库”（位于盐铁塘上“卖秧桥”西堍，已在扩浚河道时拆除），就是一种“古为今用”的方法。
太仓的兴盛同元明时期的海运和海外进出口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元朝有一个叫朱清的崇明人与嘉定人张瑄议奏可借助海船运送糟粮，意见被采纳后负责海运，遂合家迁居到今城厢镇陈门桥处。他与总管罗壁、张瑄督造平底船六十艘，由刘家港海运糟粮至直沽，还曾鸠工疏浚娄江，使之直达海滨，便捷了当年大型商船的进出港口，使得琉球、日本、高丽等国船舶可溯江而至太仓、苏州城下，由此城厢镇遂为通海口上的繁华城镇。还有一位影响太仓发展的著名人物，就是“三保太监”郑和了。据《通番事迹碑》记载，郑和每次出海，船队都是从位于南京的龙江宝船厂出发，顺江而下集结到太仓刘家港，然后准备启碇。这除了需要组织大量随员出行外，还必须贮备大量出海交流物资和购买有关的航行耗材，这对于太仓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原太仓县政府大门
我当时所见到的太仓县政府所在，原是以前的官衙。这座官衙始建于明代弘治年间，毁于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农民军两次攻克太仓的战事之中。十五年后官署重建竣工，民国建立以后为县公署和政府所在地。前有直对州桥的一条县府街，历昼锦坊等五坊，至魁元鼎甲坊（俗称“南牌楼”），与东西向的横街构成十字路口，旁有店家、老虎灶、茶馆等分布，早市时四乡百姓云集，一时人头攒动，甚至举步维艰。
太仓城因清军与太平军的战火而大伤元气，人口锐减。随后又是社会动荡，军阀混战（1924年冬齐燮元、卢永祥“江浙之战”，太仓境内百姓受害甚烈，城厢镇大户人家为逃兵燹，金银细软大受损失），后十余年又遇日寇侵华，太仓沦陷敌手……因此见到的县城竟是如此破败凋零！
二
浮桥是一个沿着长江展开的农业乡，距离长江只有三里地。所谓镇街只有南北向不到一百米，不过因为是“长江下游鱼码头”之一的缘故，还算热闹。有早上和下午两个市面。有出海的机帆船所捕获的黄鱼、带鱼等，还有长江船带来的白鲒、白虾和鲚鱼（也称“烤子鱼”）等。不过我去那里工作时，已经不十分热闹了，听说是受到政策限制的缘故。后来报纸和文件上常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大概已在酝酿之中了。
在浮桥工作两年半左右，我被调到太仓东郊的病虫测报站工作，并在这时候成了家。丈人家就在城厢镇东门外四五里处的“柴行街”。当我在60年代初去时，这所谓的“街”已经衰落，街道上的石子路时断时续，雨天泥泞不堪，沿河岸一边的房子严重破败，已不复“街”的感觉。当地住户全部归属于东郊公社的农业户口，以种棉、植稻、莳豆为生，让人不禁对“街”的称呼生疑。可是偶然看到北侧人家大宅院中依稀可辨的库房架子，才知道当年此地是何其“物畅其流”。还有一排临河南屋，正对着一条可从上海方向来的小火轮的河道，它经过东亭子桥，可直达太仓城里。当时我还见到过一个当年装卸货物用的码头。如果从西面看起，第一户是唐家，房有三进，据说原来是做南北货生意的；第二个大户是浦家，是贩粮食和棉花生意的。最东面的豪宅，俗称“汪家大院”。主人在民国年间的汪伪时期做过小官，因此被政府没收，长期空关着，荒芜不堪，天井中野草齐腰。其大屋如一礼堂，阴暗潮湿，蛇、鼠栖息其间，听说竟然还有黄鼠狼和狐狸等出没，因此即使大白天人们也不敢靠近，后来做了生产队的仓库。“汪家大院”场前有一座歪歪扭扭的小木桥，一般人是不大敢走的。可是当地百姓却携带着货物如履平地，甚至在晚上也来去自如。
在这从西到东的居民中，还夹杂着不少殷实之家，如我丈人家左旁第二家开过染坊，右手的赵家也是老房子一进连着一进。还记得沈家虽然只有三进平房，但是用的是广漆的水曲柳地板，在当时太仓城外已是十分少见的讲究了。
从这沿河展开的小街的布局和民居来看，在晚清这里一定已是得上海风气之先的小商埠，借助着当时先进的机船交通而发达。可惜“富不过三代”，尤其是经过了民国时期1924年冬齐军乱兵的入室洗劫之后，那些富商的后代或者把祖产转让，或者过起了掀瓦卖房的日子。20 世纪30年代，我丈人就是用其家在上海、太仓之间倒卖鸡蛋的积蓄，经中人牵线，买了这里的房屋成了家的。
当我首次到曹家的时候，只见门前有一片空场，可能那是已被原主人拆卖去了前堂屋的地盘。进门右手是一个连着朝西厢房的房间，厢房与西围墙夹出一个用瓦拼铺地面的小天井；天井后面是一个大屋，用板壁夹出一个铺着木地板的大房间，房后乃是当地农家都有的草棚、猪圈和羊栏。饮水井原是在厢房院里，70年代改建时把它围到了墙外，与东边的邻居家共用。虽然近河不过百米远，却是一潭碧清，冰凉的井水最适合酷暑天泼在院子里冲地降温，然后摆上小桌吃夜饭。
这些清末民初传下来的房子，要是不拆不改，同这“柴行街”一起保留至今，只要略加恢复整修，就是太仓地面上不可多得的“晚清商埠街”，可游可观。可惜现在已经片瓦不存了。也许这就是时代发展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和代价吧。
柴行街，顾名思义，应当最早是以做柴行生意成名的。可那时其名已不著，大概这一家已经败落了。
三
1963年5 月，我从东郊公社调到位于太仓西北部的沙溪公社病虫测报站工作，住在归属于县农业局管理的“催青室”，也就是蚕种催孵之所。这地方在沙溪镇东南部俗称“张家园”里，原是1946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农工部副部长、1949年5 月从上海逃去台湾的陆京士（1907—1983）的家。其占地面积有一千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也有四百平方米左右，是一座背依土山而建的民居。全宅分为两个板块，其东侧为清末所建的陆家祖居，两进三开间平房，中间带有一个天井，地面全由瓦罐片铺成金钱状，房屋三进。
据说这陆家新屋就建于抗战胜利之后，其主体建筑杂糅中西款式，是很特别的。四间一溜排开的门房外，是一条可开小轿车的石子路。入内穿过当时种植着桑树的庭院，迎面是一座水泥墙面的方亭形西洋式建筑，满铺着地板，装着雕花落地长窗，两侧窗户则为教堂式的圆拱形，嵌着彩色玻璃，天花板上饰着石膏花，四围有走廊互通。
过一个小天井，是三间中式平房，客堂为水泥地，两侧房间为地板。第三进亦然。平时都由侧门进出。这样的现代化建筑在当时的沙溪可谓独一无二的了。
1973年5 月，我再次调到与沙溪西邻的直塘农科站工作，先是住在公社机关的公房里。机关位于镇街中段，是拆迁了太平弄西侧一片大户人家的房子建造起来的。前面一排是机关办公用房，后面是一个召开“三级干部会”用的大礼堂，偶为“文艺汇演”、评弹、杂技团艺人表演和放电影之所。
1975年秋，我将家搬到直塘之后，分得公社大礼堂后排的一间屋子，根本不够用，就通过熟人介绍，借住在街西端的朱家老房子里。两处相隔大约有十来分钟的走路时间。这朱家的上辈先人当是镇上的富户，由北而南跨街这一溜屋，都是朱家的。上岸是上房，有两三进，还有一所精致的小跨院，屋后有一个菜园子，这占地面积之大就不用说了。比我年龄大的老朱在县文教局工作，他儿子朱佑明后来成为我儿子的好朋友。
我们借用的是位于其家下岸的“水阁子”，由我母亲和儿子入住，穿堂间作为我家烧煤炉子吃饭的地方。务农的房东朱家老太则住在穿堂间楼上（她已寡居，在外乡工作的儿子偶尔回来探亲），烧饭用餐时，则踩着六七级步梯到水阁下的灶间去。灶间的门是朝南向水的，再走下几级，就直接可以用水淘米、洗衣、刷马桶了。
这房屋当初住着只觉方便，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在形制上是很特别的。
因为从街面上看来，无非上下岸都是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楼房，无足为奇；可假使是人站在七浦塘对面的南河岸上望过来，却分明是层次错落的三层楼阁，可称古镇一景——第一层次是近河的灶间，有五六级水桥台阶直接入河，用水洗涤甚便；第二层次是装着一排推拉式木棂窗户的“水阁子”；第三层次就是临街的穿堂间楼上房间了，有窗面南，采光最好，视线最佳。
如今旅游热了，有人惊呼之为“水乡吊脚楼”，想要将它开发成为一个特色和亮点。想不到，我老母亲和儿子当年在此无意中住了一年多，只可惜当时家计艰难，生活窘迫，没有心情和条件尽情享用。
若在旧年将尽、新年即来的这个隆冬时节，在水阁上开启空调，温上一壶太仓特产“叶福隆”黄酒或者百姓家酿的“老白汰”，摆上一只暖锅，两碟冷盘，三四样炒菜，一家老少围坐桌旁闲话三千……是何等的其乐融融啊。只可惜，时光是不能倒流的啊。
四
20 世纪60、70年代，整个社会普遍贫困，生活在“鱼米之乡”的太仓农民私人建新屋的也极少见，在城镇所见好一点的像样房子，大都是数十年前的殷富之家所遗。这种老房子，一般都是三进式结构，相对于当年的平均住房水准，也就是所谓的“大户人家”了。
最典型的是一种叫作“方方一颗印”的，黑瓦白墙，墙基在高二尺处朝下涂以黑裙边，黑白分明，与环境十分和谐。主房是一明两暗三间屋，两侧有厢房，构成一个天井，使用大塞门。这种两扇对开可合拢的厚实的木板门，是用整树做成的横闩，在左右墙体间别住的，十分结实，一般人力根本破不了门。
主房的明间为雕花的落地长窗，一般作为客堂，相当于如今的厅加上起居间的功能，是一家人三餐吃饭或来客团坐闲话之所。主房侧厢还各有两到三间偏屋，主要存放农具、杂物等，从而形成一个四方形的建筑格局，所以有“方方一颗印”之说，意谓一枚方形大图章盖在土地上也。
据说，太仓城厢镇上的老房子屋内还有一奇，那就是甚便家常生活的“室内厕所”的设计。不过这装置必须是枕河人家才有可能设计并享用的。大抵民居在靠城河的一侧辟一小屋，地板上开一洞（状如茅坑，置活络木盖），洞下接一大缸。有人用时开启，平时关闭。同时在石驳岸边也须开一洞，旁边伸出一块有孔的小石条，作为乡下农民来船系缆掏粪之用。当年农田肥力多赖此助焉。
1980年秋，房管所通知我从全家一间屋的县政府大院内的宿舍，搬迁到城厢镇东门街上的公房里去住时，我的儿子已经是北京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我担心他寒假回家探亲找不到“新家”，因为当时街道的门牌号已经被整乱了，就特意用炭笔在进门口临街的白灰墙上，提前写上了“东门街76 号”的大字，希望他一路寻觅过来不致错过。
这东门街76 号的“公房”，原是政府没收来的一个王姓工商地主的私宅。我们入住时，其整体结构已被肢解，但天井前大石条上的门臼痕迹宛在，水泥地还十分完好结实，当年所嵌的英文字母“V”字尚清晰可辨，可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家入住的就是这仅存的后楼正中一上一下两大间。时存的楼房面阔三间，从楼梯间的形制和红漆剥落殆尽的木料来看，可能当年还应该是四面互通的“走马楼”式样，原主人的排场是不小的。
我们在那一住八年，我儿子的婚礼就是1986年冬在那里办了的，可能也是这套老房子的最后一场闹猛了。没多久，农业局在城北地带新造的单元式“新公房”落成，我家就搬了过去，从此也就离开了城厢镇的老街。
（余垠 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