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门街往事

我从小就住在东门街上，正好在东城门和东牌楼之间。那时候东城门还是个瓮城，据说以前城门上有城楼，但我自记事起就没看到城楼，瓮城的两道城门还在，城门外就是吊桥，一过桥便是东郊了，也是通往柴行街的必经之路。

我上小学时，每天首先要走过高高的东牌楼。四根高大的方形花岗岩立柱支撑着气势宏伟的石牌坊，东西两面分别镌刻着“四代一品”和“两世鼎甲”，在匾额两旁镂空刻着宰相的立体雕像，这在各地的牌楼中很少见到。牌楼上还有许多人物活动的浮雕，后来才知道这是为纪念王锡爵父子而立。由于这牌楼已历经三百多年，有的石构件风化得好像要掉下来似的，过牌楼时不由自主地脚步会加快些，走得会轻一点，走过了还要回头往上看看，唯恐上面掉下什么。这座石牌楼在太仓应是最大的一座，可惜在20 世纪70年代被拆，照片也很少遗存。前几年太仓人如梦初醒后对文物重视起来，希冀在沉渣故纸中再觅些珍宝，然而在举办的一些图片展览中却始终没有这座牌楼的影踪。倒是我有一次偶尔在一本《老苏州》画册里一眼就找到了它！显然画册编者也不知道这张照片的来历，只是把它列为无名的苏州小巷牌楼，而我太熟悉了，那牌楼脚下就是当年的草绳厂，最东面露出的屋脊就是我出生的老家呀！而牌楼脚下东西两侧都住过我最要好的小朋友——我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曾经矗立于太仓东门街的东牌楼

东门街张氏老宅

过了牌楼约两百米，就是建在太仓城里的天妃宫庙（另一座就是浏河的娘娘庙），其实那是座灵慈宫，乃是元代刘家港开创功臣朱清遭难后，其三子为纪念他贞节不贰的嫂嫂茅氏而建立的。50年代初，天妃宫还办了几年小学。操场上当年还有解放军来放幻灯片和电影，惹得我外祖母看了后大惊小怪，感到布幕上人影会动，稀奇得不得了。天妃宫的西侧是陈家花厅，据说当年太平军板桥大捷指挥部就设在那里，现在东园里那棵雀舌松就是仅存的遗物。天妃宫小学的沿街还有一排木栅栏，木栅栏里面仍然供奉着泥塑木雕的“老爷菩萨”，那时我胆子很小，走到那里目不敢斜视，不由得加快脚步。可是令人恐怖的还在后头呢，过了天妃宫不远向左拐，有一家顾福兴香店，里面有一个精神病人，人们都叫他“阿痴咪”，据说还是个大学生，当年被日本人抓走，放出来后就发痴了，每天身上总是零零挂挂，披着不知从哪里拣来的破布条条，手里还拿根竹棍，口里念念有词，样子挺吓人。其实他从不打人，人们说他是“文痴”，但是我一看到他时，心里就不由得发毛起来，走得慢也不是，快也不是，就好像后面有一条狗似的，担心你越跑，它越会追上来。一直要战战兢兢走到周泾桥转向西时才敢放慢脚步，心方始定下来。

我们那时上小学通常有两条路，一条叫小街，即从顾福兴香店起一直往西走田间小路，经过道尹湖而后到学校。另一条就叫大街，可从周泾桥往西，走的是麻石子街，朝前再走三四百米左右就到了飞云桥，那时的飞云桥好像是麻石子街面的延伸，桥面只是略为拱起而已，桥上的木栏杆有点颤颤巍巍，桥下面的河水已很浅，河床有时会裸露出青褐色鹅卵石。那里看上去有一点街市的味道，人气也旺一点了，南货店、茶馆店、酱油店以及剃头店等都有。当年俗称的剃头店就是后来的理发店，现在更美其名曰为美容院，是我小时候最害怕进去的地方，当然不是怕像“曾剃头”那样把头剃掉，实在是那里有一位剃头师傅理发推子的功夫太差劲，往往把头发连推带拔，痛得我哇哇大哭，任凭他说得天花乱坠要把电灯泡里装金鱼送给我，我死活也不要他再给我剃头了。

飞云桥旁还有一家门上写着“楼氏画室”，但那家大门始终关着，透着点神秘兮兮，后来知道就是娄东颇有名气的画师楼龙士的画室。这位世传的画师据说会上门为人画像和画中堂，后人中还出了位女画家。桥东面还有家摇面店，老板姓吴，摇出来的面因为水加得多，下的面常常糊成面疙瘩，所以人家叫他“面疙瘩”，他的真名倒没有人知道了。在飞云桥西南侧，当时建在东港上有一间近水阁楼，开着一家私人诊所，医师姓秦，曾在国民党部队做过军医，而且是个西医，这在当时还是不多的。医术蛮高明，我还清楚记得，一次我哥哥患肺炎，请秦医生来看，要用盘尼西林（青霉素），当时青霉素十分昂贵，我父亲不得已把一件马科呢大衣卖换了两瓶青霉素，虽然一天只用十万单位，毛病很快好了，不像现在，很少再用青霉素了，即便要用，一天的剂量也要用到野豁豁的八百至一千两百万单位。

过了飞云桥，有一家朱姓糕饼店，据说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的本家，为朱棣文而建的打开书页样的纪念碑似乎把他的祖居向东挪了几十米，变成了飞云桥以东了。东港是致和塘向北流出的一条小支流，飞云桥则是跨东港的第一条桥，当年桥下水已很浅，过桥向北沿东港即可走到“一招”也就是现在的娄东宾馆，而那时还是一片农田。东港到了那里已成为一条小沟，最终延伸到太平村，约在如今的向阳路后就完全干涸了。东港虽然短小，但河东住有不少大户人家，每家门前都有很宽大的石板桥与西岸连接起来，显出特有的水巷情调。这里我还要提起一位慈祥的先生，他是我一位小学同学的爸爸，名叫张达善，太仓师范学校的生物老师，中央大学教学心理学毕业，还做过太师附小的主任（相当于校长，教导主任另有人选），我到过一次他家，他家就住在东港西岸，张老师写过不少科普读物，那次见到他慈祥的面容后又读了他写的有趣生动的书，并为能看到自己所读的书的作者感到格外亲切，以至于六十多年了还能清楚记得他的音容笑貌。可惜的是就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师也没逃过“文革”的厄运，在“文革”初期即被迫害致死。后来听说他的夫人日夜紧紧地抱着他的骨灰盒，长途跋涉到了天津港，投奔他们的女儿去了，听来令人唏嘘不已。

沿着东港一直走到“一招”（现在的娄东宾馆），再向左西行五十米就到了我的母校——太师附小了，这所难忘又亲切的母校！这条上小学的路就年复一年走了六年，作为真正走进人生的开端，倏忽之间已经六十多个年头了！往事并不如烟，遂聊以记之。

（万伟祖　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