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埭弄之记忆
今天的长埭路位于太仓老城区，南起上海西路，向北经长春弄、铁锚弄至新华西路，西面是长春南路，东面是武陵街。不过这里说的却是我儿少时期（20 世纪60、70年代）的长埭弄，只是现在长埭路北边的一段。那些年，那些事，说来说去大多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人物旧事。然往事悠悠，以小见大，其中的点点滴滴或许就是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变迁、发展的印记，不应该也不可能被时间全部抹去。
长埭弄的“埭”在太仓话里读作“da”，和“大”同音，但当时的长埭弄有点名不副实，既不大，也不长，南北向，从致和塘河沿起，至现今中心菜场南边的铁锚弄，全长不过百米左右，宽才两三米样子，再往南就是农田了，挤挤挨挨住着几十户寻常百姓人家。弄堂的中间铺着大石板，底下是下水道，两边是小块石头铺的路面。至于始建于何时，因何得名，在太仓地方志上并没有记载。不过结合长埭弄的实地，在地方志上也可以寻觅到些许蛛丝马迹。在长埭弄北端的致和塘河沿，往东几十米有一座横跨于致和塘上的利济桥，此桥系明嘉靖二十四年思南府知府陆瑚所建，故习惯上称“陆家桥”，而往西百米处的药厂桥，原名为“清河桥”，又名“税务桥”，始建于元朝。据嘉庆《直隶太仓州志》的记载推测，长埭弄应属于“税务铺”区域。“埭”的原意为堵水的土坝，可指用牛或人力助船过埭，借以收费。亦可引申出堤岸之意。古代长埭弄既然隶属“税务铺”，附近又有“税务桥”，所以古代的长埭弄，或许是对通过致和塘之船只的征收商税之处，也或许就是人们陆陆续续在堤坝旁建房盖屋而约定俗成的叫法。笔者姑且望文生义一回，实不足为训，一笑。
长埭弄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元明时代，但后来历经战乱，有的建筑可能已毁于战火。就我所见，长埭弄的房子大多为民国时期所建，最早大概不过清代。从房屋的规模和式样观之，有几户应该是曾经颇为殷实的人家，如我家对面的杨家就有一幢小楼，但时过境迁，昔日的大宅早已不属于一家一姓，搬进了好多人家。我家租住的房子原属郎中出身、后来买了些田地被划为地主成分的人家，应该是晚清建筑，虽远远比不上乔家大院，却也总归可以算作高墙大户。大门并不阔气，只是两扇普通木门，院墙却是很高，整个前院约大半亩地，两棵高大的老榆树浓荫蔽日，树龄应该有几百年；另一棵黄杨生机盎然，树干粗壮，胸径估计有二十厘米左右，可能与老榆树同一时期种植；墙边的天竹枝叶扶疏，红果垂挂；两口老井是日常用水不竭的源泉，盛夏时节，廉价的西瓜、香瓜用网兜沉浸其中，口感特别的凉爽甜美。大概主人是郎中的缘故，前院后园栽种了各种各样的药草，墙角边的金针菜花从夏到秋开个不停，不仅赏心悦目，更味鲜质嫩，与我们弟兄几个在附近池塘钓到的鱼一起烧，绝对是美味佳肴。正厅（我们习惯上称客堂）与前院之间的天井是大石块地面，其门楼比之大门气派多了，顶部有挑檐式建筑，门楣有双面砖雕、匾额，门闩是一根十厘米左右粗的方木。正厅两侧是卧室（内有木板分隔成一大一小两间房，上面还有十分结实的木板阁楼，可存放大量杂物），另有柴房、米房、灶间，在后花园与正房中间，还有一个独立的小院。原先我家住正厅南侧，郎中出身的地主早已过世，被人叫了几十年“新嫂嫂”的寡妇则带着两个年幼的外孙女住北侧，到“文革”时则被赶到了已经残破不堪的后院，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新住户，并且把正厅的大部分隔成房间，只给我家留了个过道。另外，天井里有连着正厅的两间厢房，北厢房土改时分给了一家佃户，乡下的佃户就把它拆了，其实就是把屋顶的木梁、椽子与门窗卸走了，三面墙没有动，连地上的小方砖也一块没动。好好的一幢完整的建筑，被拆了一间，看上去很突兀。南厢房住着一位湖南籍的孤老，据说是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兵，不知为何流落于此，靠挑担收破铜烂铁、卖麦芽糖（太仓人称“烂蘸糖”）为生。有时张口就骂人，凶相毕露；有时则和蔼可亲。傍晚归来，剩余的“烂蘸糖”常常饱了我们弟兄几个口福。
长埭弄的住户多为平头百姓，三教九流，各自谋生。20 世纪60、70年代的太仓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小工厂、小商店，能做个工人、营业员之类已经算得上有点脸面了，其余则小商小贩小匠人居多。我父亲在银行工作，有点旧式文人气息，似乎是长埭弄里唯一被尊称为“先生”的人。长埭弄的小人物与普天下的市井小民一样可能胸无大志，甚或胸无点墨，但乐天知命，在艰辛的生活中不失温情与善良，彼此相当热络，与现如今即使是对门邻居，也可能不知姓啥、做啥工作的迥然有别，以至于笔者至今还能够从南到北把顾家、殷家、吴家、陆家、董家、周家、毛家……一家家说得清清楚楚。在我哥凌鼎年的小说里，我也常常会发现长埭弄老邻居的影子。现在，我们经常说要接轨上海、融入上海，沪太两地是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通、经济相融，这在当年的长埭弄里最能体现。屈指一数，几乎家家户户与上海人沾亲带故，老公在上海工作的就有好几家，并且常常骑自行车往返于沪太之间。
那时候，尚未实行计划生育，一家三四个小孩是常态，家家户户都任凭小孩野在弄堂里，甚至在河边玩，似乎从不忧虑安全与否。长埭弄里男孩子的户外游戏可谓丰富多彩，例如车铁环、打弹珠、拖老包、掼铃角、碰棋子、滚铜板、钉橄榄核、翻香烟片、飞镖（用当时称为“假钞票”实为金圆券折叠而成）、放风筝、“中国—美国”（捉与逃的团队游戏）等。而且，各种游戏又细分为若干玩法、规则。小伙伴们在玩耍中难免会“猴急”，会发生争执，甚至打架。与如今家长往往袒护自家孩子不同，那时候家长一般不会“撑皇伞”，相反总是责怪自家孩子。其实，按照教育学的原理，小孩子吵架甚至打架都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什么大错，仅仅是成长中的衍生现象，它也具有正能量，可以让小孩子从中学会相处，懂得包容，认知社会规则。
那时候，长埭弄的住户大多养鸡养鸭养兔子，甚至还养羊，不少孩子也会像农村孩子一样去割羊草，目的就是逢年过节可以饱荤腥之口福。这与现如今张家养狗李家养猫，宠物商店宠物医院随处可见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那时候，长埭弄的男孩子几乎没有不钓鱼、摸蚌、摸螺蛳的，附近的隆福池、白荷花池和弄堂口的致和塘三天两头会出现成群结队的长埭弄的大人和小孩。同样是钓鱼，今天是享受闲情逸致，当年则彻头彻尾追求实实惠惠，钓到的鱼可以变为美味菜肴，省钱就是硬道理。
那时候，“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长埭弄的孩子不免受其蛊惑，大多马马虎虎上学，学校一般不布置家庭作业，家长忙于生计，也无暇过问学业。由于多户外活动，沐浴阳光，长埭弄的孩子很少有戴眼镜的。但是，玩归玩，帮助大人做事则没的商量。由于生育孩子多，家庭主妇往往无奈成为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于是就和家里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一起，在家为纸品厂糊纸盒子贴补家用，这在改革开放前的太仓城里甚是普遍，而小孩子自然而然成为帮工。记得读小学时，我家也短期糊过纸盒，因为太年幼，大多由哥哥姐姐代劳了。到读中学时，太仓开办了罐头食品厂，“太仓白蒜”在当年是我国四大白蒜之一，享有盛名，出口罐头白蒜产销两旺，所以太仓城里几乎家家户户剥大蒜，一时间蔚然成风，而中小学生往往充当生力军，长埭弄的孩子当然不会例外。剥一斤大蒜好像可以得几分钱，然剥大蒜十分辛辣，尽管戴了手指套，手指还是起泡破皮，疼痛难忍。虽说当时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但囊中羞涩的大人、小孩，在实实在在的金钱刺激下，却是自觉地多劳多得，这点痛已经算不了什么，至于刺激性的气味则更不在话下。
那时候，长埭弄口的致和塘水是清澈的，一派“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象，人们在水桥头洗衣洗菜，家家如此，习以为常。在我十三四岁时，曾经自个儿去致和塘里漂洗衣服。记得有一次是在寒冬腊月，冻得两只手通红，回想起来，这在当时很是平常，家长似乎没有什么担心或怜惜的。这样的事，放到现在，简直难以想象。如今太仓的孩子真的被宠坏了，一切都有父母或阿公阿婆包办代劳，尽享现成。长此以往，太仓新一代的竞争力何在？该改变了，愿太仓的青少年自强，愿太仓的父老乡亲警觉，愿太仓的老师们关注。
那时候，长埭弄口的致和塘河沿有个名叫运输大队的集体企业，别看这些搬运工人一个个膀大腰粗，脸庞黝黑，干着沉重的体力活，其中却不乏喝过很多墨水的读书人。“文革”时，运输大队贴出的大字报、标语，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颇见书法功力。运输大队至今在我的脑海里印象清晰，原因在于它和长埭弄的孩子关系甚密。运输大队里面有一张乒乓台，弄堂里的小孩近水楼台，把这里当成了一个乐园，厮杀比拼，其乐无穷。运输大队的运输船停泊在致和塘里（当年的致和塘远比现在开阔，因为后来采用在年久失修的石驳岸外再砌石驳岸的方法整治，河道变窄了），我们有时站在上面垂钓，有时把它当作跳水台，一个猛子跳到河里，畅游嬉戏。有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67年8 月3 日，我们和往常一样，在致和塘游泳，正好游到了陆家桥下。突然听到一阵吆喝：“快起来！快起来！”只见运输大队的工人已经全副武装，手持木棒、铁棍，用很大的拖车翻转堵在长埭弄口，垒起了沙包，原来太仓“文革”期间最大的一次武斗（“八三武斗”）发生了。回到家，母亲叫我和姐姐赶紧去汽车站乘汽车到上海外婆家躲避。第二天，我竟然在上海南京路的电线杆上看到了太仓造反派张贴的“太仓告急”传单。
那时候，不要说没有双休日，还有数不清的开会、学习和大批判，一年到头很少休息，没有自来水、天然气、抽水马桶、洗衣机、冰箱、空调……日常生活的繁杂、艰苦，不是过来人就无法体会。春秋季气候宜人，寒冬时毕竟可以早点钻近被窝，而暑热难熬，到了傍晚，忙碌了一天的长埭弄人有院子的在院子里，没院子的在弄堂里，泼水去热，然后搭起竹榻或门板，摇着蒲扇，吃晚饭，吹风凉，聊聊天，下下棋。月明星稀，微风习习，任你仰望星空，指点北斗，瞎想或遐想，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也许这就是长埭弄住户的惬意时刻。夜深了，天气总算有点凉意，老老少少陆续散去，回到各自的斗室蜗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夏夜的长埭弄就是这番景象。
大约在80年代后期，我家搬离了长埭弄。又过了几年，听闻长埭弄要拆迁了，怀着不舍和眷恋，我匆匆赶去想再看一眼曾经的故园，留下几张照片，不料晚了几步，长埭弄已经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化为废墟。不久，旧貌换了新颜，长埭弄变长了，变宽了，似乎有点名副其实了。
长埭弄终究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巷子，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历史文化底蕴，弄堂里的居民生活很普通，境界也很平凡。几十年过去了，小巷子里还没有走出来过什么高官大款，但也不乏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依靠自己的锲而不舍，小有成就，而令人刮目相看者。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斯是小巷，亦有春秋。长埭弄小人物的身上也折射着时代的色彩。至今我还会常常想起长埭弄，偶尔遇到长埭弄儿时的伙伴，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油然而生。旧的长埭弄消失了，新的长埭弄更加鲜活，生活总会继续下去，而且会越来越美好。
（凌微年 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