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而深邃的东方智慧——关于“四个自信”的学习与思考（三）
（2021年4月24日）
吉炳轩
在现代人类的习惯划分中，往往把世界称为东西方两大类型和两大阵营。一个是地理的因素，即东半球和西半球；另一个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差异的因素。但在东方诸多国家中，也有不少国家现在所实行的是同西方欧洲诸国大体相同的政治制度。我在这里，仅把东西方分为亚洲（东方）、欧洲和北美洲（西方），既有地缘因素，也有制度因素，主要是文化的不同。
这里，我之所以要对东方文化作些简单论述，是基于西方社会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政界的上层人士，特别是一些政客们，自认为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西方制度优于东方制度；我们有些东方人士也自认为东不如西，认为西方的月亮就比东方的圆，西方的天空也比东方蓝，妄自菲薄，崇美媚欧。通过比较研究就不难发现，亚洲各国各地区人民，特别是可谓东方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人民，经过几千年的社会实践，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生产与生活、物质与精神、个体与集体、自主与他助、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国家与国家、现实与未来等等的关系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蕴含宝贵价值与智慧的思想理念。这些极具宝贵价值与智慧的思想理念，在亚洲各国各地区虽然在语言概念的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在基本道理上却往往是相同、相通或者相近的。因此可以把它们称之为亚洲各国各地区人民所共有的亚洲价值、东方智慧，当然，其中中华文明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主导地位。这些价值与智慧具有鲜明的亚洲和东方的特色与风格，特别是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无不向世人展示出它们的强劲生命和无穷魅力。它们是亚洲人民共同的思想财富，也是世界价值、世界智慧大花园中的绚丽奇葩。
一是和合一体、和而不同的思想。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事物之间的异同关系，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智慧。其核心思想，就是主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包括人与人之间要和谐相处。在中国历史上，和合一体、和而不同的思想是源远流长、深入人心的。它包括“多元一体，主辅相成”、“天人合一，知行统一”、“中庸中和，不走极端”、“协商对话，求同存异”等理念。在历史上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他们的思想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也曾提出“非同非异”之说、“和诤”之说、“人与自然亲和”之说等，也是在阐述了“求同存异”、“天人合一”思想。在南亚和东南亚，从印度《奥义书》中的“梵我同一”和胜论学派的“和合是一种关系”，到诗人泰戈尔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伟大的事实”，再到苏加诺将“潘查希拉”作为哲学思想基础统筹印尼的多元文化，再到东盟共同体将协商、和谐、合作作为核心价值以形成“不同国家的和谐体”等，也都是体现了“天人合一”、“多元一体”、“和合一体”思想。而阿拉伯学家安萨里提出的“万事中为上”之说，则是阐述了同中国中庸之道相同的不走极端的“中道”、“中和”思想，它至今仍是阿拉伯人民所遵守的做人做事的基本信条。
二是重视集体、克己奉公的思想。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关系的一种智慧。个人与集体是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集体之中，任何时候都离不开集体，离不开家庭，离不开族群和国家。从远古时期起，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先人们，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先人们，从农业生产实践中，很早就认识到集体力量的巨大，认识到只有相互协作才能战胜来自自然界和社会上的各种风险所造成的种种困难与挑战，因此很早就形成了重视集体的观念。在中国历史典籍中所阐述的：“民齐者强”、“人心齐，泰山移”、“集众思，广忠益”、“以民为本，天下为公”、“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治难”、“当政者应以安民富民乐民为功”等思想观念；中世纪的阿拉伯思想家伊本·赫勒敦所指出的：“人们必须群体生活与合作，才能生存和自卫”；哈萨克斯坦谚语中所说的：“一片土地的历史，就是在她之上的人民的历史”；印度《奥义书》所劝诫人们的：“抛弃各种私欲，跳出个人利益小圈子”，等等，都是倡导人们要树立重视集体、克己奉公的集体主义思想。中国历来把“以民为本”、“富民为先”奉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这种民本主义原则是集体主义思想在社会和国家政治上的最高体现。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个人主义是欧洲价值观的核心。而在亚洲特别是东亚文化中，集体认同比个人认同更重要。这种价值观的差异决定了二者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重视集体并把集体主义思想作为价值观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亚洲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和鲜明优势。(https://www.daowen.com)
三是克勤克俭、自立自强的思想。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以及自主与他助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很早就懂得人要生存就必须勤奋劳作的道理。如“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人生在勤，不勤无获”；“成由勤俭败由奢”；“业精于勤荒于嬉”；“俭约自守，俭以养德”；“俭财禁侈，为国之急”；“节俭为荣，奢靡为耻”；“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等论语，都是激励人们和当政者要勤俭持家、勤俭立国，独立自主、奋斗不息。而这种思想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古往今来也都是受到推崇的。越南原国家主席胡志明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倡导人们要勤俭、忍耐，富于自强和牺牲精神。印度的大乘佛教把“精进”思想规定为信条，教育人们要为大众谋造福祉而勤奋工作。阿拉伯学者安萨里劝导人们从小就应养成饮食起居简朴的好习惯，而且要避免沾染好逸恶劳的不良恶习。近代以来亚洲各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以及胜利后建设国家的艰苦奋斗历程，也生动地说明克勤克俭、自立自强是亚洲人民所共有的宝贵精神品格。
四是德法并用、标本兼治的思想。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治国理政手段中的德治与法治以及治本与治标关系的一种智慧。德治与法治是不可分割的，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德治的保障；法治是治标之举，德治是治本之策，二者相辅相成。这样的观点在亚洲国家中是比较普遍的一种认识。中国历史上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一直强调“德法并治，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原则。今天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治政原则中，仍然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并作为重要的治国理政原则。古代西亚希伯来的法律思想认为，法律实际上“是执行道德的工具，是附加了刑罚的礼”。在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中，一方面规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另一方面又强调要“确立仁政于国内”，这都是主张法治与德治应相结合、相统一。
五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主张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必须相符合、相统一的思想智慧。在中国历史上，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是源远流长和深入人心的。历代中国学者所倡导的“事务而成、事求而得”；“求真务实，不尚空谈”；“言行一致，躬行实践”；“因时达变，与时偕行”；“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等等，都体现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朝鲜半岛的集实学思想之大成的丁茶山，也曾鲜明地提出：“贵在务实，不在虚文”。阿拉伯谚语所倡导的必须求得真实知识的“正知”之说，也是与实事求是的思想相通的。印度的东西方比较哲学大师拉达克里希南所提出的：“变化是存在的本质”，以及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所说的：“一切现代哲学必须解答今天的问题”的观点，则也是同中国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相通的，都是强调人们的认识要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六是诚敬为本、互尊互信的思想。这主要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行为关系的一种智慧。中国自古就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礼乐文化。中国民间普遍流行乡规民约家规、家训，整个社会上下所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则都是将诚敬互信、与人为善作为基本的道德原则，并以此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以此来促进彼此之间加强团结、和谐相处。中国古语中的“敬天法祖，尊重百姓”；“诚实守信，互谅互让”；“患难相扶、休戚与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诺必兑，一诺千金”；“言必信、行必果”等等，都体现着这一道德原则。诚敬与互信，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普遍加以倡导的。印度人吟诵千年的著名史诗《摩柯婆罗多》，就是教导人们要尊敬师长、尊敬他人，自己则要自制诚正。伊斯兰教教义中也把诚信作为一个基本规定，并把是否履行这一规定作为衡量每一个穆斯林行为是否道德、信仰是否真诚的重要标准。亚洲各国各地区的人们还深知，诚敬为本、互尊互信，不仅应该成为个人之间交往的重要规范，也应该成为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交往的重要原则。
七是亲仁善邻、和平相处的思想。这是认识和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的一种智慧。几千年来，亚洲各国各地区之间虽然也发生过不同范围、不同情况、不同性质的冲突和战争，但是广大亚洲国家和人民对“亲仁善邻、和平相处”这一处理国家关系的重大原则，一直是向往和珍视的，而且这也是历史上亚洲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的主流。中国在远古时期就有了“协和万邦”、“合和万国”的理念。秦汉以后的历代当政者，都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奉为指南；将“国虽大、好战必亡”引为鉴戒；主张按照“以德为邻”、“以和为贵”的原则，来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长期实行的所谓“朝贡体系”，即“进贡”与“回贡”，进贡使团与贸易商队相结合的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方式，虽然在礼仪形式上有高下之分，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互惠互利、和平合作”的国家关系。历史上日本的圣德太子在制定“十七条宪法”时，将“和为贵”列为第一条；朝鲜半岛学者提出“义命相敬”；阿拉伯学者主张“城邦（国家）合作”；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曾倡导“世界一家”；以及乌兹别克斯坦诗人纳沃伊宣示的“没有比生活在友谊之中更美好的事情”等，这些都体现了和平外交的思想。上世纪50年代亚洲国家之所以能够率先提出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作为处理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准则，这绝不是偶然的。
八是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思想。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一种智慧。世间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彼此之间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这是不同文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必由之路。不同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历史反复证明，凡是搞所谓“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文化霸权主义的，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也都是“夜郎自大”、自取衰亡之道。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华民族历来主张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文明应该相互融通、互学互鉴，所以亚洲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才能呈现出欣欣向荣、不断进步的历史局面。中国典籍中阐述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倡导的“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伊斯兰教教义中主张的“阿拉伯人不优于非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也不优于阿拉伯人”等，都闪烁着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思想智慧之光。而阿拉伯历史上出现的著名“百年翻译运动”，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文明的互学互鉴的一次集中体现和杰出产物。
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其光辉的历史和灿烂的光芒，东方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光芒万丈。东西方发展的一些差异是多种因素形成的，而不是文明、文化的优劣之分。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东方文化一定会更加璀璨、更加辉煌，更加魅力四射、光芒万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