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是由国情决定的——关于“四个自信”的学习与思考（七）
（2021年4月30日）
吉炳轩
政治体制是人类政治文明长期发展的结果，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是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有其存在的历史条件和现实依据，其形成和发展都是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下，建立起有利于政治权力有序运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保障社会稳定发展和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规范。
一、经济因素的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的经济增长状况、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收入分配等都会对政治力量、政治结构以及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适应，劳动者就会缺乏生产物质的积极性和进行技术革新的创造性，社会物质财富就不能正常增长，人民就不能安居乐业，就会产生各种矛盾、冲突、斗争，最终作用、影响、反映到政治生活领域，推动政治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独立之初的美国却是一个组织松散的邦联国家。早在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年，即1776年，第二届大陆会议就通过了《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明确规定美国只是各州之间一种“亲密的联盟”，各州拥有“主权、自由和独立，以及其他一切非由本邦联条例所明文规定授予合众国的权力”，国家不设总统，邦联中央是由各州选出2—7名代表组成的邦联国会，邦联国会既是最高立法机构也是最高行政机构，每个州在国会中只有一票表决权，行政事务由邦联国会根据需要设立一些委员会和行政官来处理，国会休会期间由委员会代行行政权力，邦联中央不能任意行使权力，必须得到至少9个州的授权。显然，邦联制对于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是不利的，邦联中央所拥有的权力不能有效处理国家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特别是攸关国家整体发展的经济、政治、外交政策的制定都要受到各州制衡，一旦州与州之间意见相左、利益发生冲突，就很难达成共同政策。美国独立不久，就遇到过三个方面的严重挑战：经济衰退，从1783年至1786年，国内工人大量失业，农民相继破产，困难矛盾重重；由于捐税激增、社会严重不平等，引发过马萨诸塞州西部农民大起义；邦联中央无权实行关税保护政策，英国、荷兰、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商品潮水般涌入，对美国民族工商业造成严重冲击。这些矛盾和挑战迫切要求邦联国会修改《邦联条例》，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权力。1787年5月，邦联国会召开代表会议，商讨修改《邦联条例》，建立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最高权力并对国家进行坚强领导的中央政府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历经近4个月时间，国会通过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草案》，1789年3月新宪法宣告生效，标志着美国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为核心的联邦制国家政治制度正式确立。
同美国相比，法国与美国建立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时间都是200多年，美国的政体基本上一直没有大的变动，而法国政体呈现出频繁变动和形式多样的特点，先后经历了君主制、帝制和共和制的多次演变，180年的时间里就实行过15部宪法，到1875年才确立为议会制共和政体，到第五共和国又演变为半总统制共和政体。法国政治制度多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够强大，国家工业化进程缓慢，小生产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政治统治难以得到巩固壮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到1830年七月革命后才基本完成，而反对专制王权和教权主义的斗争一直延续到第三共和国初期才告胜利。随着法国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日益强大，19世纪70年代后法国的政治体制才逐步相对稳定下来。
经济问题对政治体制形成的影响在东南亚国家也体现得十分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东南亚各国纷纷走上民族独立、自由发展道路，由于其民族独立解放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包括西方社会的支持，甚至操弄，大部分国家政治体制都照搬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但这一制度先后遭到失败或强力终止，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在东南亚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不得不重新探索选择适合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政体。当时的东南亚各国仍然是以落后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农民是国民的主体，国民受教育水平很低，以私有制工商业经济为基础的坚强有力的中产阶级还未形成，西方式的多党议会制在这样的国家和这样的经济基础下自然就缺乏正常发挥功能的土壤。
二、历史因素的影响。
人类社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任何国家的现状都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传统观念必然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影响政治体制的演变和调整。
英国是最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1640年爆发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领导的“光荣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统治，英国国会相继通过并颁布《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确认国会是凌驾于国王之上的最高立法机构。有效削弱和限制国王权力，扩大国会权力，标志着君主立宪政体的正式确立。在君主立宪政体中，英国国王只具有象征性的地位和权力，但按照习惯和英国人的观点，国王被看成“一切权力的源泉”、“国家的化身”，国王在英国政治生活中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国家政治制度中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神统治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王和王权不再是民主政治的对立物，而成为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的重要力量。一直以来，英国国王具有作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象征、联系英联邦各成员国的纽带、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后备武器、调节各政党之间关系的“缓冲器”、向首相和大臣提供意见和建议、保证宪法一些惯例得到贯彻实施等作用，这也是英国数百年来没有发生社会动乱和剧烈变革、保持政局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恩格斯在19世纪评价英国君主制时所指出的：英国宪法没有君主政体是不可能存在的，去掉王权，整个这座人造的建筑物就会倒塌。
日本现代政治制度的形成同样受到历史因素影响。公元4世纪中叶，日本成为统一国家，大化改新后实行古代天皇制，闭关锁国国策导致日本社会落后、发展缓慢。19世纪50年代，美、英、法、俄、荷等国相继迫使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日本面临严重的半殖民地化危机。从1868年起，日本推行“明治维新”改革，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889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具有浓厚封建专制色彩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君主立宪政体，此后日本军国主义迅速膨胀、开始对外侵略扩张。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由于日本特殊的历史以及国民对天皇的认同意识特别强烈，美国占领当局为了迎合国际舆论，以达到利用天皇制对日本进行统治的目的，废除了专制天皇制，仿效欧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建立了名义上保留天皇，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议会内阁制。尽管日本天皇的实权被剥夺，不再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变成了国家象征，其神格也被否定，但由于一千多年的天皇制度，使天皇在日本国民中仍然有很大影响，天皇制度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依然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宗教因素的影响。
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引导人们做出行为选择。世界上很多国家宗教与国家政治体制相结合，影响国家政治体制和政治组织的选择与设置，甚至有的国家还存在宗教政党，进而影响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https://www.daowen.com)
佛教在东南亚许多国家文化中居于中心地位，公元11—14世纪小乘佛教文化圈的形成与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都有着密切联系，在殖民主义者入侵东南亚国家前，小乘佛教仍然保持着独尊地位。在封建统治时期揉合婆罗门教思想的佛教把国王描述成神王、法王，形成以国王为权力顶峰的世俗官僚等级体制，为封建君主统治合法性提供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在信奉佛教的国家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佛教发挥过重要作用，最为典型的就是泰国和缅甸。
泰国在二战后选择君主立宪制，当时的泰王普密蓬·阿杜德大力扶持佛教发展，得到全国佛教徒的拥护，佛教逐步发展为主导教派。泰王作为国家最高元首和佛教最高领袖，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影响很大，其所确定的宪政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佛教的一些基本思想一直是泰国历代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对泰国威权政治的产生及其合法性起着决定性作用。1932年以来，泰国政局风云变幻，军人集团长期把持政权，政党纷争不断，政府更迭频繁，泰国政治始终在抗议、选举和军事政变的交替反复中艰难地向宪政民主化迈进。每当泰国发生大规模骚乱和群众抗议活动时，泰王都会在关键时刻出面平息事端，尽管先后发生17次军事政变，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体制始终没有改变，其经济社会仍然持续发展，这与佛教的作用有很大关系，也充分说明佛教对泰国人信仰、尊严、忠孝的价值观以及社会各阶层和团体之间的关系、行为有着重大影响。
缅甸独立后曾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但1948—1962年间担任缅甸总理的吴努的政治思想就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他提出的“佛教社会主义”偏重于将小乘佛教教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而后来推翻他的奈温的“缅式社会主义”则融缅甸民族主义、传统南传上座部佛教教义、军人强权政治和传统社会主义于一体。尽管现在缅甸已经舍弃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佛教对其政治体制的影响仍然存在并继续发挥着作用。
菲律宾原本是一个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家，西班牙人入侵后将西方文明尤其是基督教带到了该岛，基督教最终超越伊斯兰教成为最主要的宗教。现在国民中约有84%信奉天主教，4.9%信奉伊斯兰教，少数人信奉独立教和基督教新教，华人多数信奉佛教。基督教登上国教地位后，动摇了支撑原有政治制度的政治文化基础，使菲律宾在美国殖民统治时期以及此后建立的政治制度中都深受其影响，进而确立了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撑的总统共和制。
四、文化因素的影响。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是人们对政治关系、政治体系、政治行为、政治发展等共识状态基础上的一种心理倾向、价值取向和行为导向。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认知态度对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这种作用直接决定着人们对现行政治制度的认同或对未来政治制度的选择。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建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各国大都走上了威权政治道路，在威权政治发展进程中，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伦理思想、人本主义、德治思想、“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思想以及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都起到过重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南亚各国政治发展。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尤其是儒家“王道”政治文化与西方民主政治文化一同深植其政治制度之中。新加坡的政治制度被称为东方式民主制度，充分体现了民主与威权相结合的特征。从新加坡独立开始，人民行动党就确立了构建威权政治的体制选择，首先是控制国会和内阁，制定有利于维护威权政治的法律和政策，为建立威权政治奠定政治和组织基础；其次是强调“好政府”的价值认同，制定经济发展导向目标，确定主导产业，运用政府力量进行扶持，适时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整体协调发展，通过执政绩效来加强执政的合法性；再次是树立和维护领袖权威，利用掌控的媒体大力宣扬人民行动党领袖，不惜干预司法和以诽谤罪打压反对党；最后是通过推行社会福利工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扩大行动党的执政基础和资源。同时，新加坡实行多党政治、议会内阁的民主体制，民主是其政治的重要元素，法治是其遵循的治国原则。如通过修改宪法，设立非选区议员和非选举议员；实行请愿政治，有意识地设立政治反对派，以维持政治多元和政党竞争的公众印象；修改总统选举办法，赋予民选总统更多和更实际的权力；奉行国家合作主义，建立半官方的基层组织，以增加民意表达和收集渠道。
印度尼西亚曾深受印度文化影响，早在公元前印度人便进入印尼并影响其建立了奴隶制国家，随后将印度种姓制度移植进来作为统治社会的基本制度。13世纪末，伊斯兰教进入印尼并迅速广泛传播。16世纪末，印度教王国消亡，伊斯兰教成为印尼国教，融入印尼的政治文化中，该文化的政治认同和民主合法性成为印尼总统内阁制这一民主制度的有力支撑。“人主合一”的核心学说成为印尼民主制度中具有威权主义特征的精神力量。
五、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
地理环境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经常的、必要的外部条件，包括气候条件、陆海位置、地势形态等因素。不同的地理环境往往使一些国家形成不同的经济基础，不同的经济基础又会造就不同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包含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也不是主导的，更不是决定性的，更多的是和经济、历史、文化和宗教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影响其政治制度的确立。我们既不能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但也不能因为其影响没有被直观地感受到而否定这种作用。
中国周代分封制和古希腊城邦制作为东西方政治制度发展的两种模式，其产生就都受到了当时所处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中国文明产生的黄土地带，地势开阔，土地肥沃，季风气候带来定期而充沛的降水，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的泽惠与泛滥也催生了农业发展和水害治理，这种条件更适合农业发展，适合小农经济发展。当时中原成了兵家必争核心地域，特别是塞外游牧民族因为没有发达的农业，在食物短缺情况下南下攻掠成为常事。在这样的生产水平下，尤其需要一个专制有力的政府控制，以便更好地集中发展农业、治理水害和巩固国防。周灭商后，按照宗法制实行分封，以周天子为尊，天子是诸侯的宗主，诸侯是天子的守臣，天子通过控制各诸侯来掌控天下、实行专制。包括阡陌的划分，实行井田制，乃至战车的出现，战争的形态，也都与地理环境有关。
古希腊地处东南欧，位于巴尔干岛最南端，南临地中海，北靠阿尔卑斯山的东部余脉，境内多山多河，典型的地中海气候使这片土地适宜种植大麦和橄榄。当时古希腊交通并不发达，散居在各地的人们在各自适宜的地方建立城市，囊括了周边乡村，形成了构成古希腊最基本的政治单位——城邦。随着陆地交通的拓展和海上航线的开辟，各城邦之间交流日益密切，特别是希腊三面环海，相对发达的航海业使海上贸易繁荣、商业兴盛。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所写：“城邦能够长久地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腊群山密布，不具备大一统帝国所需的地缘政治基础；另一个原因就是希腊多数城邦都拥有直接的出海口，这使他们不仅在智力方面能够与外部世界直接交流，而且能够独立维持并发展自己的经济”。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要求明晰权利与义务，保障商贸有序进行，这也必然要求经济上的民主与自由，延伸到政治上，民主共和就成为古希腊管理商业文明的最佳选择。尽管这种民主很原始，仅限于奴隶主阶级和自由民众，甚至带有暴政色彩，但毕竟开了民主先河。
处于欧洲中部的德国，除北面临海，其他各面都是陆地并且被许多邻国包围，受海外通商影响弱于并晚于其他沿海国家，封闭性比较强，导致近代以来德国经济、科技等发展落后于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政治发展也长期落后于其他西欧国家。德国是在1871年才实现国家统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成立魏玛共和国，于1933年又蜕变为纳粹专制国家。对于1945年前的德国而言，英国、法国乃至于美国是它的“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才开始“全盘西化”，完全融入西方世界，加快了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进程。
仅就以上诸国的政体建立和演变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既有客观的历史、经济、文化等因素，也有主观的战争、宗教、领导集团的意志等人为的因素，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地、客观地看待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对于我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