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柏林“人民报”、汉堡“改革报”330以及德国其他报紙上，我发表了一項注有“1860年2月6日于倫敦”的声明。声明开头說：

“茲声明：我已采取步驟，准备对柏林‘国民报’331起訴，因該报第37号和第41号社論就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訴訟’332对我进行誹謗。对于福格特，我准备以后用文字予以回答。”

我为什么决定用文字回答卡尔·福格特，而对“国民报”却采取法律手續呢？这一点，从这一著作中可以看出来。

1860年2月間，我向法院控吿“国民报”进行誹謗。案件經过四級的預先审理以后，我在今年10月23日收到了普魯士王国最高法院的一項决定，該决定剝夺了我在終审法院的起訴权；因此，这一案件还未进行公开审理就被撤銷了。如果像我有权期待的那样，其的进行了公开审理，那末本著作的前三分之一就可以省去不写，而光轉載法院审理的速記記录就够了，这样我也就可以避免用极不愉快的写作来回答对我本人的攻击，从而也就可以不必談論我自己了。我总是尽量避免談論自己的，以致福格特指望他的造謠誹謗会取得某些效果。但是，sunt certi denique fines〔一切总归有个限度〕[1]。福格特在他那本内容拙劣的书里，——“国民报”用它所特有的手法叙述了該书的内容，——硬說我干了許多丑事，現在，当我已經完全沒有可能通过法律手續来当众駁斥这类貨色的时候，就只有用文字予以駁斥了。但是，旣然我要进行这項工作，那末，除了上述的別无他途的考虑之外，我还有要更詳尽地揭露福格特对我和我党同志所发表的奇談怪論的其他理由：一方面是德国的所謂“自由派”报刊对福格特捏造的揭露发出了几乎一致的欢呼；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福格特的内容拙劣的书的分析，可以对代表了整个流派的这位人物作一論定。

对福格特言論的答复，使我不得不在某些地方对流亡者历史中的partie honteuse〔阴私〕有所揭露。我在这里只不过行使了“自卫”权利。可是，对流亡者（少数几个人除外）所能責难的，只不过是他們曾經抱过种种幻想，而这些幻想的产生是当时的各种情况使然的；此外，他們还干了一些蠢事，但这些蠢事也是他們所碰到的一种意想不到的特殊环境所必然引起的。当然，我这里所談的不过是流亡者最初几年的情况。如果把大約从1849年至1859年这一时期各国政府的历史和資产阶級社会的历史跟同一时期流亡者的历史比較一下，那就会是給流亡者所能写出的最出色的辯护书。

我早就料到，在福格特的内容拙劣的书出版时，因他的“揭露”的重要性而忧虑地搖头的那些聪明人，現在将无法理解我怎能花費时間去駁斥这一类胡說；而那些曾經幸災乐禍地在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的报刊上急忙散布福格特的庸俗蠢話和无聊謊言的“自由派”文丐們，却会认为我对付他們和他們的英雄的一套办法是心怀叵測和粗鄙无礼的。But never mind！〔但是这不要紧！〕

对于本书的政治部分和法律部分，无須加以任何特別的說明。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誤会，我只指出下面一点：1848年以前，那些同意維护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独立不仅是維护这些国家的权利、而且也是維护德国和欧洲的利益的人，在1859年意大利战爭中德国对路易·波拿巴所应采取的策略問題上，却表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333这种相反的观点是由于对事实前提所作的相反估計产生的，而对这些前提的最后結論則应留待将来。至于我，我在这一著作中只准备分析一下福格特及其同伙的观点。甚至那些他揚言要加以維护、而且在一群沒有判断力的人的想像中已經加以維护的观点，实际上都不在我的批判之列。我只准备分析一下他的确維护过的那些观点。

最后，在我写这一著作时，給以热情帮助的，不仅有党内的一些老同志，而且还有許多我过去幷不知道、其中有的到現在还不相識的流亡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人，謹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卡尔·馬克思

1860年11月17日于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