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我們且撇开日内瓦帝国摄政的“办公窒”不談，来談談科倫普魯士王国陪审法庭。
“馬克思在科倫案件中起了杰出的作用。”毫无疑問。
“科倫审訊了他的同盟的同志們。”一点不錯。
科倫被吿們的审前羈押竟拖了一年半之久。
普魯士警察局和大使館，辛凱尔迪及其全班人馬，邮局和地方当局，内务部和司法部，——所有这些在这一年半中都作了极其巨大的努力，要弄出某种corpus delicti〔犯罪构成〕来。
因此，福格特为了偵查我的“行动”，掌握了可以說是普魯士国家的輔助手段，甚至从我的1853年巴塞尔出版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中占有了眞凭实据；这本书是他在日内瓦工人协会里找到的，他把它借去“进行了硏究”。現在卡尔这小子准不放过使我害怕的机会了。可是不然！福格特这次“为难”了，他放出了几个他特有的、带恶臭的、窒息性的炮彈[39]，然后一边仓皇退却，一边含糊地說：
“科倫案件对我們幷沒有特殊意义。”（“主要著作”第172頁）
在“揭露”中，除了其他人以外，我还不能不涉及奧·維利希先生。維利希的自我辯护书[40]，是从他在1853年10月28日“紐約刑法报”379上把我的著作評論为“对德意志联邦中央警察局的駭人听聞行动的巧妙批判”开始的。我的著作的出版者雅·小沙貝利茨收到我的手稿以后，1852年12月11日从巴塞尔写信吿訴我說：
“您对警察当局的不光彩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是无与倫比的。您給普魯士的現存制度树立了一座坚实的紀念碑。”
他还补充說，一些权威人士也同意他的看法，而这些“权威人士”的头儿就是卡尔·福格特先生目前在日内瓦的一位朋友。
我的小册子出版七年之后，它使我毫不相識的柏林的艾希霍夫先生——大家知道，艾希霍夫曾被控誹謗施梯伯而受到法庭审訊，——在起訴时发表了如下声明：
“我仔細硏究了科倫共产党人案件，因此，我不仅必須完全維持我最初对施梯伯的控吿，控吿他違背誓約，而且必須扩大对施梯伯的控吿，即控吿他在这一案件中的全部证詞都是捏造的……对科倫被吿們的判决，仅仅是根据施梯伯的证詞作出的……施梯伯的全部证詞彻头彻尾都是違背誓約的。”（1860年5月9日柏林“福斯报”380第一附刊）
福格特本人也承认：
“他〈馬克思〉煞費苦心地向被吿們的辯护人提供材料，向他們发出起訴的指示…
大家知道，在那里〈即在科倫〉，施梯伯、弗略里等密探提出了亲自伪造的假文件作为‘证据’，而且在那里，在这帮警察敗类中間揭露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藏垢納汚的丑恶淵藪。”（“主要著作”第169、170頁）
如果福格特用有利于波拿巴主义的宣傳来证明他对政变的仇恨，那末，我为什么不能用揭露这种宣傳的极端卑鄙齷齪来证明“我”同秘密警察当局的“交往”呢？如果警察当局已經掌握了眞凭实据，那为什么还要造假的呢？
但是，——福格特敎授敎訓說，——
“然而打击只是打敗了科倫馬克思同盟的盟員，只是打敗了馬克思派。”
的确如此，普隆涅斯！难道打击最初不是打敗了巴黎的另一个派，接着又打敗了柏林的又一个派（拉登多夫案件），然后又打敗了不来梅的其他一个派（死人同盟）381等等嗎？
至于說到对科倫被吿們的判决，那我不妨引证一下我的“揭露”中与此有关的几段：
“最初，需要警察当局进行創造奇迹的干涉，为的是掩盖案件的那种純粹的傾向性。‘即将进行的揭发将向你們陪审員先生們表明：这一案件幷不是具有傾向性的案件’，——澤特（檢察官）用这句話宣吿法庭辯論开始。而現在（在审理末）他更强調傾向性，以便把警察当局所进行的揭发置諸脑后。在进行了一年半的审前偵查之后，陪审員們需要能够证明犯罪的客观材料，以期在舆論面前洗刷自己。
在演了五个星期的警察喜剧之后，陪审員們又需要‘純粹的傾向’，以期洗淸实际材料的汚秽。因此，澤特幷不滿足于迫使檢察院作出‘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这样一个判决的材料。他还更进了一步。他还企图证明，反对密謀的法律根本不要求什么犯罪构成，而純粹是傾向性的法律，可見，密謀的槪念只不过是用合法手續燒死政治異敎徒的一种借口而已。由于应用被吿們被捕以后頒布的新的普魯士刑法典去对付他們，他的企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法典似乎包括有减輕惩罰的条款，奴顏婢膝的法庭就以此为借口，允許把它当做似乎具有追究旣往的力量的法律来加以应用。可是，如果案件是具有純粹傾向性的案件，那为什么需要一年半的时間来进行审前偵查呢？这是由于傾向。”（同上，第71、72頁）382“随着普魯士警察当局亲自伪造幷暗中偸运的記录本的眞相大白，案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現在陪审員們已无法承认被吿是有罪还是无罪了；現在他們必須承认的是：被吿有罪，还是政府有罪。
宣判被吿无罪就等于判决政府有罪。”（同上，第70頁）383
辛凱尔迪在科倫案件时期发給普魯士駐倫敦大使館的一封信，证明当时普魯士政府正是这样估計业已出現的局势的；他在这封信里說：“政治警察当局的整个命运，要看这一案件的結局来决定。”因此，他要求用1000塔勒作为报酬找到一个人，能在法庭上代表已經逃之夭夭的证人豪普特。当收到辛凱尔迪的另一封信时，这样的人的确已經找到了：
“国家檢察官指望：在陪审团組成良好的情况下，即使不进一步采取非常措施，也将作出认为有罪的判决，因此，他〈辛凱尔迪〉要求暫时不要采取任何措施。”（見附录4）
的确，正是这种科倫陪审員的良好組成，普魯士的辛凱尔迪—施梯伯制度显得庄严和高尙了。“要是科倫人被判罪，柏林就将响起一声巨雷”，——暫时調到普魯士駐倫敦大使館工作的警察敗类在1852年10月就已經了解这一点，即使警察地雷到1853年3月底才在柏林爆炸（拉登多夫密謀）（見附录4）。
由于自由派的怯懦，使得反动派在許多年中橫行无阻；这种怯懦表現得愈无止境，自由派事后关于反动时代的叫囂也就愈加响亮。因此，科倫案件时期，我想在普魯士自由派报刊上揭露施梯伯的欺騙的一切尝試，都遭到了失敗。这些报刊在自己的旗帜上用大字写着：謹愼小心是公民的首要职責，而且你将在这种标志下生存。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