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工人敎育协会洛桑中央节（1859年6月26日和27日）
我們的英雄每次都怀着新的滿意心情逃回到……阿尔卡迪亚。我們又在“瑞士遙远的一隅”，在洛桑，在德意志工人敎育协会于6月底举行的一次中央节上发現他。卡尔·福格特在这里再一次拯救了瑞士。卡提利納坐在倫敦，而西塞罗則穿着五顏六色的短上衣在洛桑大发雷霆：
《Jam jam intelligis me acrius vigilare ad salutem，quam te ad perniciem reipublicae》.〔“現在你会懂得，我关心共和国的得救，比你关心它的灭亡还要热心。”〕[41]
关于上述中央节和“圓滿的人物”在节日期間所干的英雄业績的原本报吿，偶而保存下来了。格·洛美尔先生在福格特协助下編写的报吿的卷头上这样写着：“瑞士西部德意志工人敎育协会中央节（1859年在洛桑举行），1859年日内瓦金十字街馬尔庫斯·瓦奈书店出版”385。我們不妨把这个原本报吿和五个月之后出現的“主要著作”比較一下。报吿中包括西塞罗-福格特“亲自发表的”演說，他在这个演說的开头吐露了他参加这一节日的秘密。他出現在工人中間，向他們发表演說的原因是：
“最近有人对他提出了严厉的責难，如果这些責难是可靠的，那就必然会根本动搖对他的信任，必然会完全破坏他的政治活动。”“我来到这儿”，——他接着說，——“我来到这儿是为了要在这儿发表演說，公开反对〈上述的〉阴謀詭計。”（报吿第6—7頁）
有人指控他进行波拿巴主义的阴謀活动，他应当拯救他的政治活动，按照自己的习慣用舌头来保护自己的一張皮。在徒劳无益地舞弄了一个半小时的舌头之后，他想起了狄摩西尼的劝吿：“辞令的灵魂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
然而什么是行动？在美洲有一种叫做臭鼬的小兽，它在死亡威胁面前只有一种防御手段，即进攻性气味。它在遭到攻击时，便从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噴射出一种液体，把你的衣服燒坏；要是这种液体落在你的皮肤上，那你在一个时期内便不能同任何人接触。这种气味簡直奇臭刺鼻，以致一且猎狗惊起一只臭鼬，猎人們就得急忙逃跑，吓得比狼或者老虎跟在后面时跑得还快。对狼和老虎是可以用火药和鉛彈来防御的，但对臭鼬的a posteriori〔屁股〕却一点办法也沒有！
这就是行动！——这位入了“兽国”386国籍的演說家自言自話地說，幷且立即把臭鼬的芬芳向他的假想的迫害者噴去：
“但是，我坚决要向你們提出下列警吿，——提防一小撮卑鄙家伙的詭計，他們的全套計謀是在使工人丢下自已的职业，使工人卷入形形色色的密謀和共产主义的詭計中去；他們在靠工人的汗水过活以后，最后就冷酷地〈当然是在工人流完了汗水之后！〉致工人于死地。現在这一小撮家伙又力图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尽可能多的手段〉把工人同盟引入他們布下的阴險的罗网里去。无論他們說些什么〈即关于福格特的波拿巴主义的詭計〉，但是要知道，他們一心向往的只是剝削工人以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最后让工人听凭命运去摆布。”（报吿第18頁。見附录）
“臭鼬”是不知耻的，他在議論我和我的那些一貫牺牲自身利益、大公无私地捍卫工人阶級利益的朋友时，竟无耻地說我們在“靠工人的汗水过活”，这种无耻甚至沒有什么新奇。不仅十二月的mouchards〔間諜們〕曾經在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等人的背后散布过这类恶毒的誹謗，統治阶級的吿密者們也随时随地在同样无耻地对捍卫被压迫阶級利益的先进政治战士和作家造謠中伤。（見附录5）
不过，在这一行动之后，我們的“圓滿的人物”就无法再保持自己的sérieux〔严肃的声調〕了。这个小丑把他的处于自由状态的“迫害者”比作“在措尔恩多夫村附近被俘的俄国人”，而把他本人比作——請猜猜比作誰？——弗里德里希大帝。福斯泰夫-福格特記得，弗里德里希大帝是从他参加的第一次战役中逃跑的。他却沒有参加任何战役就逃跑了，因此就更加偉大！[42]
这就是根据原本报吿所載，在洛桑中央节上发生的事。而“在这之后，請欣賞一下（用菲沙尔特的話来說〉这个討厌的食客、笨拙而骯髒的厨子吧”，[43]——看一看他在五个月之后竟給德国庸人熬出了多么可笑的警察烂粥来。
“有人想不惜任何代价在瑞士制造糾葛，准备給中立政策以决定性打击……我得到通知說：他們打算利用德意志工人敎育协会中央节来把工人們驅回工人早就坚决拒絕了的道路上去。他們想用美妙的中央节来組織秘密委員会，委員会应当同德国的志同道合的人进行接触，应当采取上帝知道〈福格特尽管得到了通知，但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一些措施。他們散布关于工人积极干預德国政治的各种混乱流言和秘密消息。我立即决定出面反对这类詭計，再一次警吿工人們，要他們无論如何不要听信这一类建議。我在上述演說結尾公开提出了警吿，等等。”（“主要著作”第180頁）
西塞罗-福格特忘能他在演說开头曾当众泄露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参加中央节的秘密，——不是瑞士的中立，而是拯救他自己的一張皮。他的演說对准备就緒的謀害瑞士的行为、对利用中央节的密謀計划、对秘密委員会、对工人們积极干預德国政治以及“这一类”或任何別“类”建議，都只字未提。对这些施梯伯之歌只字未提。他的最后的警吿不过是誠实的賽克斯的警吿，这个賽克斯在老貝利[44]法庭上警吿陪审員不要听信揭穿他干了盜窃勾当的那些“卑鄙的”暗探們的話。
福斯泰夫-福格特說（“主要著作”第181頁）：“緊跟着发生的种种事件证实了我的預感。”
怎么，預感？但是福斯泰夫又忘記了，他在前面讲的根本不是什么“預感”，而是得到了“通知”，——得到了关于密謀者的計划的通知，而且通知得頗为詳細！而紧跟着发生的种种事件，又究竟是——“你眞是想像丰富的天使呀，你！”[45]——什么样的事件呢？
“‘总汇报，的一篇文章强加給中央节和工人生活一种傾向，这种傾向是它們〈即中央节和生活〉根本不曾想到过的。〈这完全同福格特把这种傾向强加給穆尔頓代表大会和所有工人組織一样。〉在这篇文章发表和它在‘法兰克福报’388上被轉載以后，一位南德意志邦的公使就据以提出了秘密质問，使中央节具有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总汇报”的文章和它在“法兰克福报”上的轉載强加給中央节的嗎？根本不是，——“这种意义，按照硫磺帮的未能实現的計划来看，是中央节本来应該具有的”。
原来如此！本来应該具有的！
虽然，为了戳穿西塞罗-福格特再一次拯救瑞士的秘密，只要把“主要著作”同記載中央节的原本报吿粗略地比較一下就够了；但是我仍然希望查明：有沒有什么事实，哪怕是被歪曲了的事实，能成为福格特式的着力的物质389。因此，我就写信給原本报吿的編写人，日内瓦的格·洛美尔。洛美尔先生同福格特想必有过友好的交往，因为他不仅在編写关于洛桑中央节的报吿时得到过福格特的帮助，而且在后来出版的关于日内瓦席勒和罗伯特·勃魯姆紀念会390的小册子中，竭力掩盖福格特在这里又遭到的惨敗。洛美尔先生同我幷无一面之交，他在1860年4月13日的回信中写道：
“福格特說什么他曾在洛桑挫敗了一次危險的密謀，这种說法純粹是臆造或謊言。他在洛桑只不过要寻找一个場所，借以发表以后可能出版的演說。他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演說中，駁斥了說他是被收买的波拿巴主义者这样一种非难。这一讲稿現在还由我完整地保存着。”
一个住在日内瓦的法国人，在被問起福格特的这同一个密謀时，簡短地回答說：
《Il faut connaître cet individu》〔“必須认淸这个家伙”〕〈即福格特〉，《surtout le faiseur，l'homme important，toujours hors de la nature et de la verité》〔“这首先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撒謊者，自然和誠实同他始終是格格不入的”〕。
福格特本人在他的所謂“硏究”391第99頁上說，他“从来沒有自詡为預言家”。但是人們从旧約中知道：驴子看到了預言家所沒有看到的东西。而这样一来也就淸楚了：为什么福格特看到了他在1859年11月才对之有預感的密謀，而在1859年6月就已把它“挫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