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馬克思　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編輯部的声明612

卡·馬克思　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編輯部的声明 612

1859年11月7日于倫敦

我从汉堡的一位朋友寄給我的“自由射手”第132号中看出，爱德华·梅因认为他有責任以他那公认的权威干預福格特案件。他的邏輯的Horsepower〔馬力〕，或者更正确些說，他的邏輯的donkeypower〔驴力〕集中表現在这样一个极妙的論断上：旣然他同布林德的关系很好，而布林德却沒有給他寄去匿名傳单的副本，可見我給奧格斯堡“总汇报”寄去的原本一定是falsum〔假貨〕。由于他还有一点儿小聪明，他自然避免直截了当地这样說；他是轉弯抹角地說的。

不过，我希望爱德华·梅因先生能够证明我的时間毫无价値，因此，我可以用攻击德国庸俗民主派这样的事情来把它浪費掉。

从1850年底起，我就同倫敦的德国流亡团体断絕了一切关系，这个团体团結的唯一基础是同我作对，在我抽去这一基础之后，这个团体就立即瓦解了。由于像梅因这样一些代理人的努力，例如他公开鼓动支持金克尔派反对卢格派，瓦解的过程就特別加速了。那以后的9年中，我一道是“紐約論坛报”的撰稿人，这家报紙有20万訂戶，讀者范圍大致同“自由射手”相同。我是否有一次提到过哪一位德国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我是否用片言只語回敬过对我的卑鄙攻击？虽然过去5年中，德国报刊，特別是美国的德文报刊，曾滿紙是这些英雄好汉們对我的攻击。

不錯，这期間我攻击过爱德华·梅因先生有責对之敬仰的“偉大的”民主主义者，但我沒有誹謗过他們。例如，我攻击过偉大的民主主义者帕麦斯頓勛爵。由于不仅英国的派系不同的报紙——从宪章派的“人民报”到烏尔卡尔特先生的“自由新聞”都刊載了我的“誹謗”，而且倫敦、設菲尔德和格拉斯哥沒有我的参与就把它翻印了至少15 000个单行本，我的罪过就更加不可寬恕了。此外，我在这时期还揭露过偉大的民主主义者路易·波拿巴，最初是在我的德文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这一著作虽然在德国境內到处遭到沒收，但在美国流傳很广，当时倫敦的宪章派机关报刊登过它的摘要613。我直到今天还在“論坛报”上“誹謗”“偉大的民主主义者”波拿巴，分析他的財政制度，他的外交，他的作战方法，他的idées napléoniennes〔拿破侖观念〕。路易·波拿巴給“紐約时报”寄过一封公开信，感謝它对这些“誹謗”攻击进行了反击。七年前，我在“揭露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甚至揭露了“偉大的民主主义者”施梯伯，該书在巴登—瑞士边境上被毁掉了。这一点，梅因先生怎么也得諒解我的。現在这种誹謗是符合民主作風了，因为它是在“上司的恩許”下散布的。除了爱德华·梅因先生的报紙以外，約瑟夫·杜蒙先生在科倫的报紙[1]也证明我常常弄錯时間。1848年和1849年，当我敢于在“新萊茵报”上出面来維护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民族时，指摘和叫囂得最凶的是誰呢？不正是約瑟夫·杜蒙先生在科倫的报紙嗎？不錯，当时路易-拿破侖·波拿巴还沒有把“自由主义的”恩惠賜予各民族。至于“新萊茵报”过去的編輯們始終未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是从前的約瑟夫·杜蒙先生、現在的朱澤培·德尔·蒙特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战爭初期发表的“波河与萊茵河”一书中也看出了的。对于“狹义的”爱德华·梅因式的民主，我在經过九年的不加理睬之后，只不过表示了两次（而且是最近）：一次是反对科苏特，另一次是反对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的确，我在“人民报”上对金克尔在“海尔曼”中的漂亮詞句从純粹文法观点上提出过一些意見。除了那篇标題为《Quid pro quo》的論維拉弗兰卡和約的文章614以以外，这就是我給“人民报”写过的全部东西。但是在爱德华·梅因看来，“善良的民主主义者”似乎有权破坏句法的“专横的”規則，正如有权从共和主义陣营轉向保皇主义陣营一样。

在这封信的結尾，我处于同黑格尔在他的“邏輯”开头时所处的正好相反的窘境。他是想从“有”到“无”，而我則想从“无”到“有”，即从爱德华·梅因到福格特案件。为了不多費笔墨，現在向卡尔·布林德提出以下問題：

（1）5月9日在烏尔卡尔特所組織的大会的讲台上，布林德有沒有把內容同“警吿”这个傳单完全符合的关于福格特的一些消息吿訴过我？

（2）布林德是不是在5月27日倫敦的“自由新聞”上发表过一篇題为“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的匿名文章，其內容基本上同傳单“警吿”的一样，只是沒有提到福格特的名字？

（3）布林德有沒有委托別人在倫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大街3号菲·霍林格尔印刷所自費印刷上指的那个傳单？

不管梅因民主派怎样支吾搪塞，也不管偉大的陌生人、“卓越的法学家”約瑟夫·杜蒙先生是否乐意，总是有这样一个問題：誰叫印刷“警吿”这个傳单的？奧格斯堡“总汇报”只是因为翻印这个傳单而受到法庭追究。福格特认为必須在全世界面前洗淸的只是这个傳单上对他的指控。在印发傳单的人面前，正如罗伯特·皮尔說的：three courses open to himself〔摆着三条路〕。或者他是有意撒謊。我不认为卡尔·布林德会这样。或者他后来确信使他有权印刷这个傳单的消息是伪造的。那他更应該进行解釋。最后，或者他手中有证据，但由于个人考虑，他想暗中了結这全部事情，幷且用寬宏大量的謙逊精神来忍受那些扔向我而不是扔向他的臭鸡蛋。但是，在为了弄淸in partibus〔非現实的〕德国帝国摄政和de facto〔实际的〕法国皇帝之間的关系这样重要的事情上，难道不应該把一切个人考虑都置之度外嗎？

卡尔·馬克思

載于1859年11月19日“改革报”第139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改革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36年出版的卡·馬克思“福格特先生”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