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一达·福格特和他的硏究《SINE STUDIO》
大約在意大利战爭爆发前一个月，福格特的所謂“欧洲現状硏究”問世了（1859年日內瓦版）。Cui bono？〔对誰有利？〕
福格特知道：
“英国在行将到来的战爭中仍将保持中立。”（“硏究”第4頁）
他也知道：俄国
“定将协同法国，采取各种手段来損害奧地利，但不超出公开敌对的界限。”（“硏究”第13頁）
他还知道：普魯士——但是让他本人吿訴我們他所知道的普魯士吧。
“連目光最短淺的人現在也应当明白，在普魯士政府同法国皇帝政府之間存在着协議；普魯士不会为了捍卫奧地利的非德意志省区而拔劍張弩；它将会同意为捍卫联邦疆士所采取的各种必要措施，但同时，它将使联邦或联邦的某些成員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奧地利的一边，以便以后，即未来的和平談判中，取得北德平原作为对它所作的这番努力的一种酬劳。”（同上，第19頁）
总之，facit〔結論〕是：在波拿巴即将对奧地利进行的十字軍征討中，英国仍将保持中立，俄国将对奧地利采取敌对行动，普魯士将压制好战的联邦460成員，同时，欧洲将尽力把战爭局限在一个地区內。就像过去对俄国作战一样，路易·波拿巴現在将得到最高当局的首肯，充当可以說是欧洲同盟的一位秘密将軍对意大利作战。那末，福格特为什么要写这本小册子呢？旣然福格特知道英国、俄国和普魯士将采取反对奧地利的行动，那末什么东西迫使他去为波拿巴著书立說呢？但看来除了以“年老糊塗的阿倫特老爹和微不足道的楊的幽灵为首”（同上，第121頁）的要呑掉法国人的老一套之外，仿佛还有某种民族运动席卷了“德国人民”；这一运动在各个“議院里和报紙上”都有反应，“而各邦政府却只是緩慢地、不无抵触地同意了这一統治思潮”（同上，第114頁）。看来“对即将发生的危險深信不疑”引起德国“人民”“发出了采取共同措施的呼声”（同上）。法国的“通报”（順便提一下，見1859年3月15日的一号）是以“伤心和惊奇的心情”看待这一德国运动的。
它喊道：“在德意志联邦某些邦的議院里和报刊上，正在进行对法国发动一次十字軍征討之类的宣傳。它們譴責法国野心勃勃的計划，实际上它已放棄了这种計划；它們譴責法国在策划侵略，实际上它幷不需要进行这种侵略”等等。
“通报”在回答这些“誹謗性譴責”时宣称：“相反地，皇帝”在意大利問題上的行为应当“使德国人的头脑深信不疑”：保障德国的統一和德国人的民族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十二月政变的法国的一种梦寐以求的理想，等等。然而，“通报”承认（見該报1859年4月10日的一号）：德国人的某种忧虑，看来可能是由巴黎的某些小册子“挑撥起来的”；这些小册子說，路易·波拿巴在加紧設法給自己的人民一个“久已矚望的机会”，让他們去《pour s'étendre majestueusement des Alpes au Rhin》〔“庄严地从阿尔卑斯山扩展到萊茵河”〕。
“通报”写道：“但是，德国忘記了，法国是受不允許政府事先进行任何监督的一种立法保护的。”
“通报”的这类声明，就像向馬姆茲伯里伯爵所作的报吿一样（見1859年1—5月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藍皮书461），引起了与其所想的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通报”未能达到的目的，卡尔·福格特也許达到了。他的“硏究”只不过是“通报”上的文章、丹屠出版的小册子和波拿巴的未来地图的德文版汇編。
福格特关于英国的一套政客式廢話只有这样一种意义，就是使他的“硏究”的性质昭然若揭。他按照他的法文原著，把英国海軍上将查理·納皮尔爵士变为納皮尔“勛爵”（“硏究”第4頁）。十二月政变的一帮耍笔杆的朱阿夫兵，从圣馬丁門剧場462的演出中得知：每一个著名的英国人至少是一个勛爵。
福格特写道：“英国从来就不能在比較长的时期內同奧地利和睦相处。如果暫时一致的利害关系使它們結合一些时候，那末，政治上的必要性总是紧接着又使它們分离。相反地，英国同普魯士倒經常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等等（同上，第2頁）。
果眞如此！英国和奧地利反对路易十四的共同斗爭，除了几次短时期的停頓以外，从1689年起到1713年都在进行，也就是說，几乎持續了四分之一世紀。在奧地利王位继承战爭中，英国同奧地利一起，对普魯士和法国几乎斗爭了六年。只是在七年战爭463中，英国才同普魯士結成同盟去反对奧地利和法国，但在1762年，布特勛爵就已背叛弗里德里希大帝，时而向俄国公使哥利岑提議“瓜分普魯士”，时而又向奧地利大臣考尼茨提議“瓜分普魯士”。1790年，英国同普魯士結成同盟去反对俄国和奧地利，但这个同盟在当年就解体了。在反雅各宾战爭时期，普魯士尽管接受了皮特的資助，但仍然签訂了巴塞尔条約464而退出了欧洲同盟。相反地，奧地利由于受到英国的唆使，却把这一斗爭从1793年继續到1809年，其間只有几次短时期的停頓。拿破侖剛被廢黜，英国还在維也納会議期間就馬上同奧地利和法国签訂了一項反对俄国和普魯士的秘密条約465（1815年1月3日）。1821年，梅特涅同卡斯尔里在汉諾威締結了一項反对俄国的新协定466。因此，当不列顚人自己——历史家和議会里发言的人——多半把奧地利当做《ancient ally》（老盟友）来談論时，而福格特却在他的原著——丹屠出版的法文小册子里发現了，奧地利和英国，如果撇开它們的“暫时一致”不談，却总是分道揚鑣的，相反地，英国和普魯士却一貫团結无間，所以，林德赫斯特勛爵在对俄国作战期間也在上院对普魯士高喊：《Quem tu，Romane caveto！》〔“提防它，啊，罗馬人！”〕[88]新敎的英国厌恶天主敎的奧地利，自由主义的英国厌恶保守的奧地利，主張自由貿易的英国厌恶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的奧地利，有支付能力的英国厌恶破了产的奧地利。但是，在英国的历史中却从未出現撼动心灵的篇章。帕麦斯頓勛爵在他統治英国的三十年当中，的确一有机会就表現出他对奧地利的厌恶，借以掩盖自己对俄国的从屬关系。例如，由于“厌恶”奧地利，他在1848年竟拒絕了奧地利提出的幷得到皮蒙特和法国贊同的由英国出面按下列条件对意大利事件进行調停；这些条件是：奧地利退至艾契河和維罗那一綫，如果倫巴第願意的話，可以幷入皮蒙特，帕尔馬和摩地那可以划归倫巴第，而威尼斯則在一位奧地利大公的管轄下組成一个独立的意大利国家幷独立制定自己的宪法（見1849年7月出版的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藍皮书第2編，№№ 377，478）。无論如何，这些条件要比維拉弗兰卡和約467的条件有利。在拉德茨基击潰意大利人之后，帕麦斯頓本人提出了他早先拒絕过的那些条件。但是，在匈牙利爭取独立的战爭时期，当俄国的利益要求相反的做法时，帕麦斯頓就不顾自己对奧地利的“厌恶”，以1711年条約468为借口，拒絕了匈牙利人向他提出的求援；他甚至拒絕对俄国的干涉提出任何抗議，因为
“欧洲的政治独立和自由，是同作为欧洲的大国奧地利的存在和完整息息相关的”（在1849年7月21日举行的下院会議上）。
福格特往下說：
“联合王国的利益……处处都是同它〈奧地利的利益〉敌对的。”（同上，第2頁）
这个“处处”立即变成了地中海。
“英国无論如何想在地中海及其沿岸各国确立自己的影响。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島，馬尔他島和伊奧尼亚群島，叙利亚和埃及，都是英国指向东印度的政策的据点；奧地利用这些据点处处对英国加以强有力的阻撓。”（同上）
这位福格特在原著中，即在十二月政变的卫士們在巴黎丹屠出版的小册子中讀到的东西，是全都相信的。英国人迄今一直是这样想的：他們时而同俄国人、时而又同法国人爭夺馬尔他島和伊奧尼亚群島，但决不同奧地利人爭夺这些島屿。是法国，而不是奧地利，曾經派遣远征軍前往埃及，目前又在苏伊士地峽加强自己的地位；是法国，而不是奧地利，征服了非洲北部海岸，幷同西班牙結盟，企图从英国人手里夺取直布罗陀；英国訂立有关埃及和叙利亚的1840年七月条約469，这是反对法国的，但是同奧地利一起反对法国的；英国在执行“指向东印度的政策”时，处处受到来自俄国方面的，而不是来自奧地利方面的“强有力的阻撓”；在英国同那不勒斯之間发生的一次唯一严重的爭端中，即关于1840年的硫磺爭端中，是法国公司，而不是奧地利公司对西西里島硫磺貿易的壟断成了引起摩擦的导火綫470；最后，在拉芒什海峽彼岸，一有机会就說要把地中海变为《lac français》〔“法国的內海”〕，但是从来不說要把地中海变为《lac autrichien》〔“奧地利的內海”〕。可是，在这里必須注意到一种重要情况。
这种情况就是：1858年，在倫敦出現了一种欧洲地图，名为《L'Europe en 1860》（“一八六〇年的欧洲”）。这种地图是由法国大使館出版的，它包含某些对1858年来說是带有預言性的暗示，例如，倫巴第和威尼斯被幷入皮蒙特，而摩洛哥則被幷入西班牙。这一地图改画了全欧洲的政治地理，只有法国例外，它好像仍然保留自己的原有版图。原来指定給法国的領土，用一种隐蔽的嘲弄把它們分配給一些不可思議的主人。譬如說，埃及被划归奧地利，而在地图空白处的注釋中却指明：《François Joseph Ⅰ，l'Empereur d'Autriche et d'Egypte》.（弗兰茨-約瑟夫一世，奧地利和埃及的皇帝。）
在福格特面前摆着“一八六〇年的欧洲”地图，这是十二月的指南針。他的所謂英国和奧地利两国之間因埃及和叙利亚而发生冲突，就是从这里来的。福格特預言說：这一冲突“将以消灭敌对国之一而吿終”，如果，——幸亏他还及时想起了一个“如果”，——“如果奧地利拥有一支海軍的話”（同上，第2頁）。但是，“硏究”的独特的历史知識，在下列一处达到了頂峰：
“拿破侖第一曾經企图使英格兰的銀行［die englische Bank］遭到破产，后者对貨币采取点数的办法，而不是采取以往常用的过秤的办法，在一天之間就摆脫了困境；奧地利的国庫一年365天都处在类似的、甚至坏得多的境况中。”（同上，第43頁）
大家知道，英格兰銀行［die Bank von England］（die englische Bank——这也是福格特式的幻影）从1797年2月到1821年曾停止鈔票兌換黃金；在这二十四年中間，英国的鈔票根本不能見換金屬貨币，不論按重量或者按点数都是一样。当停止兌換黃金的时候，在法国还沒有什么拿破侖第一（虽然波拿巴将軍当时正在进行他的第一次意大利战役）；而当針綫街[89]恢复鈔票兌換的时候，在欧洲已經沒有拿破侖了。这一类“硏究”，甚至使奧地利“皇帝”对提罗耳进行的拉·格隆尼埃尔式的征服也为之逊色。
克呂登納夫人，这位神圣同盟的母亲，把善的因素即“北方的白天使”（亚历山大一世）同恶的因素即“南方的黑天使”（拿破侖第一）加以区別。福格特，这位新神圣同盟的养父，把两个人——沙皇和凱撒（亚历山大二世和拿破侖第三）都变为“白天使”。这两个人都命定是欧洲的解放者。
福格特說：皮蒙特“甚至贏得了俄国的尊重”（同上，第71頁）。
甚至贏得了俄国的尊重。对一个国家，还能再說什么呢？在皮蒙特已經把維拉弗兰卡軍港让給俄国，而同一位福格特就普魯士购买亚德灣一事471提出了下列警吿以后，更是如此：
“一个在異国境內的軍港，同占有該軍港的国家毫无有机联系，这是十分荒謬可笑的，因为这种軍港的存在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看做达到未来目的而設的瞄准点，看做用来观測瞄准綫而升起的一面小旗。”（“硏究”第15頁）
大家知道，叶卡特林娜二世曾經力图在地中海上为俄国取得一些軍港。
对于北方的“白天使”表示无微不至的殷勤，使福格特过分粗暴地破坏了“天生的謙逊”，因为这种謙逊在丹屠出版的原著中还是存在的。他在丹屠出版的“問題的实质，法国—意大利—奧地利”472（1859年巴黎版）这本小册子的第20頁上讀到：
“可是，当奧地利政府自己已經侵占了克拉科夫，因而破坏了保证克拉科夫独立的1815年条約时，它还有什么理由侈談这些条約不可破坏呢？”[90]
福格特把他的法文原著譯成这样的德文：
“这类話竟出自迄今一直厚顏无耻地破坏条約的唯一的一个政府之口，听起来簡直令人奇怪；在和平时期，它毫无理由地向受到条約保证的克拉科夫共和国伸出罪恶的黑手，幷且没有多久就把它幷入帝国的版图”（同上，第58頁）。
当然，尼古拉廢除了受到1815年条約保证的波兰王国的宪法和独立，是出于对1815年条約的“尊重”。俄国在1831年派軍队占領了克拉科夫，同样也是对这个自由城的不可侵犯性的尊重。1836年，克拉科夫又被俄国人、奧地利人和普魯士人占領；他們就像对待一个被征服的国家那样对待它，而它根据1815年条約在1840年还向英国和法国发出呼吁，但是毫无結果。最后，1846年2月22日，俄国人、奧地利人和普魯士人又占領了克拉科夫，以便把它幷入奧地利。473这些条約曾遭到三个北方国家的破坏，而1846年奧地利的侵占，只不过是1831年俄国入侵的尾声。福格特由于对“北方的白天使”表示客气，竟忘記了波兰的被侵占，幷且歪曲了克拉科夫被侵占的历史。[91]
俄国“一貫敌視奧地利而同情法国”一事，使福格特对路易·波拿巴的民族解放傾向絲毫不加怀疑，就像“他的〈路易·波拿巴的〉政策現时同俄国的政策极其紧密地結合在一起”（第30頁）一事，使他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民族解放傾向絲毫不加怀疑一样。
因此，应当把神圣的俄罗斯看成是东方的“解放意願”和“人民和民族的发展”的“朋友”，就像应当把十二月政变的法国看成是西方的这种“朋友”一样。这一口号曾經頒发給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各个代理人。
“俄国”，——福格特在丹屠出版的“条約的拘束力、签訂了条約的列强和皇帝拿破侖第三”475（1859年巴黎版）这一小册子中讀到，——“俄国屬于斯拉夫人大家庭，屬于优秀种族……有人对法俄两国之間突然产生的騎士协商感到惊奇。其实沒有比这更自然的了：原則相同，目标一致，政府和人民遵守神圣同盟法律不是为了进行欺騙和强制，而是为了使民族运动走上絕妙的道路，幷支持这一运动。这种最充分的誠意〈在路易-菲力浦同英国之間只有过entente cordiale〔誠意协商〕，但在路易·波拿巴同俄国之間却存在着la cordialité la plus parfaite〔最充分的誠意〕〉已經产生了极其良好的結果：铁路、农奴解放、地中海上商船停泊場等等。”[92]
福格特抓住了“农奴解放”，幷且暗示說：
“目前的这一推动……应当把俄国变成解放意願的朋友，而不是解放意願的敌人。”（同上，第10頁）
就像在他的丹屠出版的原著中的看法一样，在这里他也以为路易·波拿巴推动了所謂俄国的农奴解放，为此目的，他把成为这种推动力的英、土、法对俄战爭变为“法国战爭”（同上，第9頁）。
誰都知道，响亮而坚决地要求解放农奴的呼声，开始于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沙皇尼古拉毕生硏究了农奴解放問題；为此，他在1838年成立了一个专門的国家产业部，在1843年下詔这个部进行准备工作，而在1847年甚至頒布了一些对农民有利的关于出卖貴族領地的法律476，但是到了1848年，由于害怕革命，他又廢除了这些法律。因此，如果說农奴解放問題，在“好心的沙皇”——福格特是这样亲切地称呼亚历山大二世的，——时期已有了极为重大的进展，那显然是由于即使沙皇也奈何不得的經济关系的发展造成的。此外，按照俄国政府的精神去解放农奴，就会使俄国的侵略性增强千百倍。这种解放的目的只不过是消除障碍，从而使专制扩大到极限；这类障碍就是大专制君主迄今所遇到的俄国貴族中以农奴制为依靠的无数小专制君主和自治的农民公社，这种公社的物质基础，即公社所有制，是要被所謂解放消灭的。
但是，俄国农奴对解放的理解同政府的理解是不同的，而俄国貴族对解放又有另一种理解。因此，“好心的沙皇”发現，农奴的眞正解放同他的专制制度是不相容的，正如好心的敎皇庇护九世曾經发現，意大利的解放同敎廷的存在是不相容的一样。因此，“好心的沙皇”把进行侵略战爭和执行俄国的傳統对外政策（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說这一政策是“不变的”477）看成是延緩国內革命到来的唯一手段。多尔哥魯科夫公爵在其1860年出版的“俄国眞相”478一书中，对所謂亚历山大二世統治时期出現了一个千年王国的謊言，进行了致命的批判和駁斥；这类謊言从1856年起由俄国的雇佣文人尽心竭力地傳遍全欧，1859年又由十二月騎士們响亮地給以宣揚，福格特也盲目地在他的“硏究”中加以重复。
还在意大利战爭爆发以前，“白沙皇”同“十二月英雄”之間訂立的同盟，——按照福格特的說法，这是专門为了各民族的解放而訂立的，——就已在多瑙河各公国經受了考驗，在那里，罗馬尼亚民族的統一和独立，由庫扎上校被选为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的君主而得到了巩固。479
“奧地利拚命抗議，法国和俄国則表示贊同。”（同上，第65頁）
在俄国內閣于1837年給当时沙皇草拟的报吿书（1855年的“普魯士周刊”480曾經轉載过）中，我們可以看到：
“俄国不喜欢一下就把有異己分子的国家合幷过来……无論如何，对已决定要取得的国家，让一些特別的、但完全依从的执政者去治理一个时期，就像我們在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所做的那样，是更为合适的，等等。”
俄国在把克里木合幷之前，它曾宣布克里木的独立。
我們在1814年12月11日的俄国宣言中可以看到：
“波兰人，你們的保卫者亚历山大皇帝向你們呼吁。为了保卫你們的祖国和維护你們的政治独立，你們自己武装起来吧。”
多瑙河各公国啊！从彼得大帝进入多瑙河各公国以来，俄国就关心这些公国的“独立”了。在涅米罗夫会議（1737）上，女皇安娜要求苏丹让多瑙河各公国在俄国的保护下获得独立。叶卡特林娜二世在福克夏尼会議（1772）上，坚持各公国在欧洲的保护下获得独立。481在亚历山大一世統治时期，这种努力仍在继續进行；在他把貝薩拉比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1812年布加勒斯特和約）482以后，这种目的就达到了。尼古拉甚至通过基謝寥夫，用至今还有效的“組織規程”为罗馬尼亚人造福，它在全欧洲对这部自由code〔法典〕的欢呼声中建立了极其丑恶的农奴制度。483亚历山大二世使多瑙河各公国在庫扎統治下实現的准联合，只不过是把他的前輩执行了一个半世紀的政策向前推进了一步。但福格特发現：由于实行了在俄国藩屬統治之下的这种联合，“各公国将成为阻擋俄国南进的障碍”（同上，第64頁）。
因为俄国欢迎庫扎的当选（同上，第65頁），所以非常明显：好心的沙皇不遺余力地堵塞了自己“南进的道路”，虽然“君士坦丁堡仍然是俄国政策一貫追求的目标”（同上，第9頁）。
把俄国說成是自由主义和民族意願的保护者，幷不是什么新貨色。法国和德国的許許多多启蒙学者就曾把叶卡特林娜二世誉之为进步的旗手。“高尙的”亚历山大一世（拿破侖把他貶称为Le grec du Bas Empire〔东罗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即拜占庭人〕[93]）曾扮演过全欧自由主义的英雄。难道他不曾用俄国的文明財富为芬兰造福？难道除了宪法而外，他不曾还把一个俄国首相黎塞留公爵慷槪地賜給法国？难道他不是“赫特里”484的秘密領袖，虽然他同时在維罗那会議上通过卖身投靠的沙多勃利昂慫恿路易十八討伐西班牙的暴乱485？难道他不曾通过斐迪南七世的一个接受懺悔的神甫，唆使斐迪南七世征討起义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而同时却答应北美合众国总統，說他反对欧洲列强对美洲大陆进行任何干涉？难道他不曾派遣伊普西朗蒂充当“神圣的希腊人义勇队的領袖”前往瓦拉几亚，幷通过同一个伊普西朗蒂出卖了这支义勇队，同时謀杀了瓦拉几亚起义者的領袖弗拉基米烈斯庫？1830年以前，各种語言、詩歌和散文把尼古拉也捧为民族解放的英雄。当他在1828—1829年对馬茂德二世开战要解放希腊人时，——恰好是在馬茂德拒絕让俄軍过境去鎭压希腊起义之后，——帕麦斯頓在英国議会宣称：俄国解放者的敌人，必然是世界上的那些龐然怪物——唐·米格尔、奧地利和苏丹——的“朋友”。难道尼古拉为了对希腊人表示慈父般的关怀，不曾給他們派一个俄国将軍卡波第斯特里亚伯爵去担任总統？但是，希腊人幷非法国人，他們杀死了高尙的卡波第斯特里亚。尽管尼古拉从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时起，主要扮演的是正統派的保护人，但他一刻也沒有停止协助“民族的解放”。只要举几个例子就够了。1843年9月爆发的旨在宣布宪法的希腊革命，是由俄国駐雅典公使卡塔卡集領导的，此人原先是納瓦林惨敗486时海軍上将葛伊甸的頂头上司。俄国駐布加勒斯特領事館曾是1842年保加利亚騷乱的中心。俄国将軍杜加美尔于1842年春在領事館里接見了保加利亚代表团，向它說明了总起义的計划。塞尔維亚应成为起义的后备力量，而俄国将軍基謝廖夫則应成为瓦拉几亚的君主。在塞尔維亚起义时（1843年），俄国通过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館慫恿土耳其对塞尔維亚人采用暴力，以便随后利用这个借口在反对土耳其人时爭取欧洲的同情和狂信。沙皇尼古拉的解放計划也絲毫沒有把意大利排除在外。一度曾經是馬志尼派的巴黎机关报“靑年意大利”，在1843年11月的某一号上这样写道：
“罗曼尼亚新近发生的騷动和希腊爆发的运动，两者之間多少是有联系的……意大利的运动已遭到了失敗，因为眞正的民主派拒絕参加这一运动。共和派分子不願支持由俄国发起的运动。为了在意大利发动总起义，一切都准备好了。运动应在那不勒斯开始，因为在那里，可能有一部分軍队起来領导起义，或者直接投到爱国者方面来。那不勒斯的革命开始以后，倫巴第、皮蒙特和罗曼尼亚应随之响应：应当建立以欧仁·博阿尔奈的儿子、沙皇的女婿——洛伊希頓堡公爵为首的意大利帝国。‘靑年意大利’粉碎了这个計划。”
1843年11月20日的“泰晤士报”487就“靑年意大利”的这一报道指出：
“如果这个偉大目标——建立以俄国公爵为首的意大利帝国——能够实現，那就更好了；但是，在意大利发生的任何突然事件都可能得到另一种更直接的、即使不是那么巨大的好处：引起奧地利惶恐不安，幷且轉移它对俄国在多瑙河的一套可怕的（fearful）計划的注意力。”
1843年，尼古拉对“靑年意大利”488的号召毫无結果以后，便于1844年3月把布帖涅夫先生派往罗馬。布帖涅夫代表沙皇把一項計划通知敎皇[94]，計划規定，把俄屬波兰割让給奧地利以換取倫巴第，后者应組成以洛伊希頓堡公爵为首的北意大利王国。当时罗馬敎廷的英文机关报“小报”，于1844年4月就这一建議写道：
“这項美妙的計划使罗馬宮廷醉心的是：波兰落到了天主敎手中，而倫巴第仍然处于天主敎皇朝治理之下。但是，罗馬外交界的老手們懂得，虽然奧地利能勉强保卫自己的領地，同时，大槪迟早又会失去自己的斯拉夫各省，可是把波兰割让給奧地利，——即使眞是这样，——只不过是以后要偿还的一笔債款，一旦以洛伊希頓堡公爵为首的北意大利眞的处于俄国保护之下，很快也就必然落到俄国統治之下。因此，这項被推崇备至的計划就暫时被擱在一边了。”
“小报”在1844年就是这样写的。
奧地利从十八世紀中叶起能够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唯一因素，以及它对俄国在东欧的进展的阻撓——虽然这种阻撓是軟弱无力的、不彻底的、胆怯的，但却是頑强的——使福格特发現了“奧地利是东方一切紛爭的策源地”（同上，第56頁）。他带着同他的肥胖外形十分相称的“某种童稚的天眞”，把俄国同法国結盟反对奧地利的原因——“好心的沙皇”的解放傾向除外，——說成是因为奧地利对尼古拉在匈牙利革命时期所給予的帮助采取了以怨报德的态度。
“而在克里木战爭时期，奧地利已經达到了武装的敌对的中立的最后边緣。不言而喩，这一行动，况且是带有虚伪和狡詐痕迹的这一行动，必然使俄国政府凶狠地反对奧地利，从而把該政府推到法国一边去。”（同上，第10、11頁）
在福格特看来，俄国执行的是温情主义的政策。奧地利由于在1850年华沙会議时損害德国利益向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进軍489对沙皇所表示的那种感激，仍然不能使知恩的福格特感到滿足。
俄国外交家波茨措-迪-博尔哥在他的1825年10月写于巴黎的著名紧急报吿490中，在列举了奧地利反对俄国在东方的干涉計划的各种阴謀詭計之后，这样写道：
“因此，我們的政策要求我們对这个国家〈奧地利〉采取威懾的态度；我們的一切准备都应当使它确信：如果它竟敢采取什么手段来反对我們，那末，一場它从未經受过的极可怕的風暴就会降临在它的头上。”
波茨措用外来的战爭和內部的革命来吓唬奧地利，幷提議由奧地利占領“它所覬覦的”土耳其“各省”当做一种可能的和平結局，而把普魯士簡单地描繪成俄国的一个千依百順的同盟者，在这以后，他接着写道：
“如果維也納內閣承认我們的善良目标和意图，那末皇帝內閣的計划早就实現了，——这个計划不仅涉及占領多瑙河各公国和君士坦丁堡，而且还涉及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
大家知道，尼古拉和查理十世于1830年签訂了一項秘密条約，它規定了下列条件：法国允許俄国占領君士坦丁堡，自己取得萊茵河各省和比利时作为补偿；普魯士得到汉諾威和薩克森作为补偿；奧地利获得土耳其在多瑙河流域的一部分省份。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在俄国的倡議下，同一个計划又由摩萊提交給彼得堡內閣。在这以后不久，布隆諾夫就带着这个文件去倫敦，把它当做法国背叛变节的一項证据交給英国政府，幷利用它来組織1840年的反法同盟。
現在让我們来看一看，按照受巴黎原著指使的福格特的想法，俄国該怎样跟法国同心协力地利用意大利战爭。俄国“民族的”构成，特別是“波兰民族”，对一个以“民族原則”为其“指路明星”的人来說，看来該引起一些困难的；可是：
“我們对民族原則評价很高，但自由自决原則对我們更可貴”（同上，第121頁）。
当俄国根据1815年条約占領了絕大部分波兰本土的时候，它就向西部挺进，不仅楔入奧地利和普魯士之間，而且楔入东普魯士和西里西亚之間，以致当时普魯士的軍官們（例如格奈澤瑙）就已經注意到不能容忍同一个非常强大的邻邦有这样的边界关系。然而，只是在1831年把波兰人平定下去，使这个地区完全为俄国人所左右时，这个楔子的眞正意义才显示出来。必須使波兰俯首听命不过是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建筑强大工事的一种借口。建筑这类强大工事的眞正目的，是在战略上完全控制維斯拉河地区，建立向北、向南和向西进攻的基地。甚至連非常同情信奉东正敎的沙皇以及俄国一切事物的那个哈克斯特豪森，也看出这是对德国的一种实际危險和威胁。俄国人在維斯拉河上的設防陣地对德国的威胁，要比法国全部要塞的总和还要大，特別是波兰的全国性反抗一旦停止，而俄国一旦能够把波兰的軍事力量当做自己的侵略力量来支配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福格特才这样寬慰德国說：波兰是根据自由自决变成为俄国的。
“毫无疑問”，——他說，——“毫无疑問，由于俄国人民党的紧張努力，波兰和俄国之間的鴻沟已經大大縮小了，也許，只需要一种不大的推动力，就可把它完全塡平了。”（同上，第12頁）
意大利战爭应当提供这种不大的推动力。（然而，亚历山大二世在这場战爭时期曾深信：波兰还不能胜任福格特給它准备好了的高位。）在“自由自决”的基础上溶化于俄国的波兰，按照万有引力定律，将会成为一个中心体，把被夺走的正在異族統治下受苦受难的前波兰的一些部分吸引过来。为了使这个吸引过程进行得比較容易，福格特劝吿普魯士抓住方便时机摆脫“斯拉夫人的附庸”（同上，第17頁），也就是摆脫波茲南（同上，第97頁），或許也要摆脫西普魯士，因为只有东普魯士才被认为是“純粹的德国土地”。从普魯士夺走的各个部分，当然馬上就会同俄国所舌沒的中心体合幷，而“純粹的德国土地”——东普魯士，将变成俄国的enclave〔插入別国領土中的領土〕。另一方面，至于說到在“一八六〇年的欧洲”地图上也被划入俄国版图的加里西亚，那末要知道，使加里西亚脫离奧地利就是使德国摆脫奧地利的非德意志領地的战爭的直接目的。福格特想起了：
“1848年以前，在加里西亚所看到的俄国沙皇的肖像，要比奧地利皇帝的肖像来得多”（同上，第12頁），“在俄国为实現这类阴謀而使用特殊手法的情况下，奧地利就可能有充分根据感到惶惶不可終日”（同上）。
但是，不言而喩，为了摆脫“內部敌人”，德国应当安然地允許俄国人把将会支持这类阴謀的“軍队推进到边境”（第13頁）。虽然普魯士自己会放棄它的波兰各省，但是俄国应当利用意大利战爭从奧地利手中夺走加里西亚，正如亚历山大一世在1809年就已得到了加里西亚的一部分，作为酬謝他对拿破侖第一所作的只不过是一种戏剧性的支持一样。大家知道，俄国成功地取得了原先归普魯士和奧地利管轄的一部分波兰領土，其中一部分是从拿破侖第一手中搞到的，一部分是在維也納会議上搞到的。按照福格特的意見，在1859年，整个波兰同俄国合幷的时机已經成熟。福格特幷不是要求从俄国人、奧地利人和普魯士人手中解放波兰民族，而是要求先前的整个波兰国家溶化于俄国幷灭亡。Finis Poloniae！〔結束波兰！〕“俄国”这种“恢复波兰”的观念，在尼古拉一世逝世以后立即傳遍了全欧；1855年3月，戴維·烏尔卡尔特曾在其抨击性著作《The new hope of Poland》（“波兰的新希望”）中揭露了这种观念。
然而，福格特对俄国还不够卖力气。
这位热心的交談者叙述說：“俄国人对匈牙利革命者的态度是異常殷勤的，甚至几乎是亲如手足的，这同奧地利人的行为比較起来，簡直太突出了，因而它不能不产生自己的影响。俄国虽然粉碎了一个党〈nota bene〔注意〕：在福格特看来，俄国粉碎的幷不是匈牙利，而是一个党〉，但对它还是旣温和又礼貌的，因此，俄国就为下面一种看法奠定了基础，这种看法可大致表述如下：两害相权須取其輕；而在这种場合下，俄国并不是較大的害。”（同上，第12、13頁）
普隆-普隆的福斯泰夫是用“異常殷勤、旣温和又礼貌”的、甚至几乎是“亲如手足的”态度来描述俄国人在匈牙利的所作所为的，因而使自己变成了傳播幻想的“渠道”；而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就是在这种幻想上碰碎的。戈尔盖的党当时散布要把一个俄国公爵当做匈牙利未来的国王予以信賴，幷用这种信賴摧毁了匈牙利革命的反抗力量。[95]
1848年以前，哈布斯堡王朝由于在任何一个种族中都得不到特別的依靠，当然它就把它对匈牙利的統治建立在統治的民族——馬扎尔人身上。附带提一下，梅特涅倒是各民族的最偉大的保护者。他迫使一个民族憎恨另一个民族，但是他需要这些民族，以便强迫它們这样做。因此，他保护它們。我們不妨来比較一下波茲南和加里西亚。1848—1849年革命之后，在斯拉夫人帮助下击敗了馬扎尔人和德国人的哈布斯堡王朝，企图模仿約瑟夫二世，以暴力使德国成分在匈牙利居于統治地位。哈布斯堡王朝由于害怕俄国，不敢投入他們的拯救者——斯拉夫人的怀抱。他們全国的反动势力，在匈牙利与其說是針对他們的战敗者——馬扎尔人，不如說是針对他們的拯救者——斯拉夫人的。因此，奧地利反动势力在同它的拯救者的斗爭中，就像瑟美列在其1860年于倫敦出版的小册子“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492中所指出的，把斯拉夫人赶回到馬扎尔人的旗帜下面去。可見，奧地利对匈牙利的統治，不論在1848年以前或者以后，都是同馬扎尔人在匈牙利的統治幷存的。至于俄国，不管它是不是在匈牙利进行直接或間接的統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按族系和宗敎去統計同俄国相近的一切成分，那就会发現，俄国拥有占居民多数的非馬扎尔人。馬扎尔人在数量上少于按族系同俄国相近的斯拉夫人和按宗敎同俄国相近的瓦拉西亚人。因此，俄国在匈牙利的統治就等于匈牙利民族的灭亡，也就是在历史上同馬扎尔人的統治有联系的匈牙利的灭亡。[96]
福格特要波兰人通过“自由自决”溶化于俄国，要匈牙利人俯首听命于俄国的統治，从而在斯拉夫各民族中灭亡。[97]
然而，福格特对俄国还是不够卖力气。
在奧地利的“非德意志省区”中間，即德意志联邦不应为之“拔劍張弩”去反对法国和反对“完全站在法国一边”的俄国各省区中間，不仅有加里西亚、匈牙利和意大利，而且有波希米亚和莫拉維亚。
福格特說：“俄国是一个坚固的核心，斯拉夫各民族越来越渴望圍繞在它的四周。”（同上，第9—10頁）
波希米亚和莫拉維亚的居民屬于“斯拉夫各民族”。就像莫斯科公国变成了俄国一样，俄国也应当变成泛斯拉夫国。“我們旁边有捷克人，我們就会在任何敌人面前都支持不住。”（同上，第134頁）我們，即德国，应当竭力摆脫捷克人，也就是摆脫波希米亚和莫拉維亚。“对各个君主的非德意志領地不給以任何保证。”（同上，第133頁）“联邦內再不要任何非德意志省区”（同上），可是要法国有德意志省区！因此不仅应当“趁目前法兰西帝国沒有侵犯联邦的德意志領土”时“給該帝国以行动自由”（前言第9頁），而且应当趁俄国目前只侵犯“联邦內非德意志省区”时也“給”俄国以“行动自由”。俄国派兵前往那些构成了俄国“阴謀”的对象的奧地利的“斯拉夫人的附屬地”，有助于德国的“統一”和“民族完整”的发展。当奧地利将在意大利忙于应付路易·波拿巴，而普魯士仍然把德意志联邦之劍装在劍鞘里的时候，“好心的沙皇”将“用金錢、武器和彈药暗中支持莫拉維亚和波希米亚的革命”（同上，第13頁）。
可是“我們旁边有捷克人，我們就会在任何敌人面前都支持不住”！
“好心的沙皇”是多么寬宏大量，因为他竟使我們摆脫了波希米亚和莫拉維亚及其捷克人，这些捷克人屬于“斯拉夫各民族”，自然“必須圍繞在俄国的四周”。
但是，我們来看一看：我們这位帝国的福格特把波希米亚和莫拉維亚划入俄国以后，是怎样来保卫德国东部边界的。波希米亚成为俄国的波希米亚！但是，波希米亚位于德国中間，西里西亚使它同俄屬波兰隔开，被福格特俄罗斯化了的莫拉維亚使它同被福格特俄罗斯化了的加里西亚和匈牙利隔开。这样一来，俄国就得到了长50德里、寬25—35德里这样一部分德意志联邦的領土。它把它的西部边界向西推进了整整65德里。然而，由于从艾盖尔河到亚尔薩斯的劳特尔堡按直綫仅仅是45德里，因此，法国方面的楔子，尤其是俄国方面的楔子，就会把德国北部和南部完全切断，形成德国的被分割状态。从維也納直达柏林，甚至从慕尼黑直达柏林，这时都得經过俄国。德勒斯頓、紐倫堡、累根斯堡和林茨就会成为我們同俄国毗連的边防城市；我国在南部的地位，对斯拉夫人来說，至少会变得像在查理大帝以前那样（但在西部，福格特却不允許我們返回到路易十五时代），我們也就得勾銷我国一千年的历史。
同波兰所起的那种作用相比，波希米亚能够起更好的作用。只要把布拉格变成一个設防陣地，幷在莫尔多瓦河和艾盖尔河流入易北河的汇流处建筑一些輔助堡垒，在波希米亚的俄軍就能够泰然等待一开始就分散地从巴伐利亚、奧地利和勃兰登堡开来的德軍，使其中較强的受到堡垒的迎击，而把較弱的各个击破。
我們来看一看中欧的語言分布图，譬如，就拿斯拉夫的一个权威性資料——沙法里克的slovanský zemêvid493来說吧。在这一分布图上，斯拉夫語言的界綫从施托尔佩附近的波美拉尼亚沿海地区起，經过雅斯特罗夫，到达涅茨河上的荷德捷日以南，然后向西通往梅澤里茨。但是从这里起，它向东南急轉直下。在这里，德国的西里西亚大楔子深深地插在波兰和波希米亚之間。在莫拉維亚和波希米亚，斯拉夫語言又远远地向西移；的确，它同周圍的德語区犬牙交錯，这里也有一些德国城市和一些零星分散的德語区，而且在北方，整个維斯拉河下游和东西普魯士的得天独厚地区都是讲德語的，它們往前移动是不利于波兰的。在波兰語的最西点和捷克語的最北点之間，在德語区中間，有一个孤零零的温德—魯日伊策語区，然而，这个地区几乎割断了西里西亚。
对拥有波希米亚的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福格特来說，无疑是知道斯拉夫国家的自然疆界在哪里的。这条疆界从梅澤里茨直通利貝罗澤和呂本，然后到达易北河同波希米亚边境山脉的交叉点以南，再往前通至波希米亚和莫拉維亚的西南部边境。这条綫以东全是斯拉夫地区；混杂在斯拉夫地区里的几块德国的和其他外族的土地，不可能較久地阻碍偉大的斯拉夫整体的发展；况且，它們也沒有权利继續留在原地方。旣然接受了这种“泛斯拉夫主义的現状”，那末不言而喩，在南部也必須对边界进行类似的修改。在南部，也有一个不受欢迎的德国楔子插在北部和南部的斯拉夫人中間，占据了多瑙河谷和施梯里亚阿尔卑斯山脉。福格特不会容忍这一个楔子，而且要使奧地利、薩尔茨堡、施梯里亚和克倫地亚的德国部分完全幷入俄国。用“民族原則”的久經考驗的方法来改組斯拉夫—俄罗斯帝国，使一些馬扎尔人和罗馬尼亚人以及各种土耳其人落到俄国手里（要知道，“好心的沙皇”在征服切尔克西亚和消灭克里木的韃靼人时，也是为了給“民族原則”增光），作为对他們插入北部斯拉夫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之間的一种惩罰，福格特把这一点解釋成对奧地利的有意刺激。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德国人失去的只不过是东西普魯士、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薩克森的一部分、整个波希米亚、莫拉維亚以及奧地利（不包括提罗耳，因为它的一部分按“民族原則”应划給意大利），——失去的只不过是这一切加上我国的民族生存！
但是，我們不妨暫且談一談：如果加里西亚、波希米亚和莫拉維亚变成俄国的，那将会产生什么結果！
在这种現状下，德意志的奧地利，德意志的西南部和德意志的北部便永远也不可能采取一致行动，除非——这会是必然的，——在俄国的領导下。
福格特强迫我們德国人唱他的巴黎人在1815年唱过的歌：
《Vive Alexandre，
Vive le roi des rois，
Sans rien prétendre，
Ⅰl nous donne des lois》.[98]
这样，福格特在1859年曾想通过“北方的白天使”和“南方的白天使”之間的同盟来实現的福格特式的“民族原則”，按他本人的意見，首先应当表現在波兰民族在俄国內部的溶化，馬扎尔民族在俄国內部的灭亡和德国民族在俄国內部的消失。
这次我沒有提到他的原著即丹屠出版的小册子，因为我掌握了一段頗有說服力的妙不可言的引文，证明他在这里一半隐約其詞一半道破了的、从土伊勒里宮发出的一个口号正在全面地实現。在1859年5月2—16日的一期“思想和行动”494上，馬志尼預言了后来发生的事变，他幷且指出：亚历山大二世和路易·波拿巴之間締結的同盟的第一条是：《abbandono assoluto della Polonia》（法国完全拒絕支持波兰，福格特則譯为：“最終塡平横在波兰和俄国之間的鴻沟”）。
《Che la guerra si prolunghi e assuma…proporzioni europee，l'insurrezione delle provincie oggi turche preparata di lunga mano e quelle del-l'Ungheria，daranno campo all'Allianza di rivelarsi…Principi russi governerebbo le provincie che surgerebbo sulle rovine dell' Impero Turco e del-l'Austria…Constantino di Russia è già proposto ai malcontenti ungheresi》.（見1859年5月2—16日“思想和行动”）（“如果战爭继續下去而且发展成欧洲規模的战爭，那末，早已准备就緒的現今土耳其各省的起义和匈牙利的起义，就会使同盟有可能采取明显的形式……俄国的公爵們将治理在土耳其帝国和奧地利的廢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国家……俄国大公康斯坦丁已被指定給心怀不滿的匈牙利人了。”）
然而，福格特的亲俄是奉命的。在这点上，他仅仅是遵照土伊勒里宮发出的口号办事，仅仅是竭力为德国設下圈套，这些圈套是路易·波拿巴和亚历山大二世商妥为应付反奧地利战爭万一发生某种轉变时用的；事实上他只是在奴顏婢膝地重复他的巴黎原著中的泛斯拉夫主义詞句。实际上，他所干的勾当就是唱“路易之歌”495：
《Einan kùning wèiz ih，hêizit hêr Hlùdowîg
ther gêrno Gôde〈即各民族〉dionôt》.
〔“我知道有一个名叫路易的国王；
他非常热忱地为上帝〈即各民族〉效劳。”〕
我們在前面听过了福格特对撒丁的頌揚，說它“甚至贏得了俄国的尊重”。現在有这样一个对比：
他說：“在〈普魯士的〉声明里，沒有談到奧地利……如果北美和交趾支那之間发生战爭，那末，声明也可以这样写的。可是声明里却特別强調了普魯士的德意志使命，它的德意志职責，旧普魯士。因此，法国〈而按他在第27頁上所說的法国是：“归根到底，法国現在不过是它的統治者的形体”〉正在通过‘通报’和其他报刊濫加贊揚。——奧地利发狂了。”（“硏究”第18頁）
从路易·波拿巴通过“通报”和十二月政变的其他报刊对普魯士濫加贊揚来看，普魯士对自己的“德意志使命”的理解是正确的。眞是恬不知耻！我們不禁想起了：福格特由于对“北方的白天使”彬彬有礼，說只有奧地利破坏1815年条約而且只有奧地利侵占克拉科夫。他現在又同样友好地为“南方的白天使”效劳。
“这个敎会国家，卡芬雅克，这位保守的共和党代表人物和加格恩的在軍事上的同类貨色〈也是一个对比！〉，对这个国家的共和国〈敎会国家的共和国！〉犯下了卑鄙的杀人罪〈对一个国家的共和国犯下了杀人罪！〉，然而，杀人罪幷未能帮助他获得总統的职位。”（同上，第69頁）
总之，是卡芬雅克，而不是路易·波拿巴对罗馬共和国犯下了“卑鄙的杀人罪”！卡芬雅克的确曾在1848年11月派遣一个分舰队前往契維塔未克基亚充当敎皇的私人警卫。不过，只是在第二年，只是在卡芬雅克竞选总統失敗后过了几个月，只是在1849年2月9日，敎皇的世俗权力才被廢除，罗馬成立共和国，可見，卡芬雅克不可能消灭在他执政时期还不存在的共和国。由于路易·波拿巴多次庄严地保证，說他的目的只是在于阻撓奧地利所計划的对罗馬国家的入侵，才从国民議会騙到了他远征罗馬所必需的費用，然后在1849年4月22日派烏迪諾将軍率領14000人前往契維塔未克基亚。大家知道，賴德律-洛兰和山岳党决定要为“对罗馬共和国的卑鄙的杀人罪”（因为这同时是对“法国宪法的卑鄙的破坏”和“对国民議会决議的卑鄙的破坏”）进行报复，决定要向所有这一切卑鄙行徑的禍首——路易·波拿巴进行报复，即对他进行审訊，成了1849年6月13日巴黎大災难496的开端。我們看到，这位政变的可耻的造謠者卡尔·福格特，为了使各民族、特別是意大利民族的解放者的“路易”先生的使命不致遭到任何怀疑，竟多么“卑鄙地”、多么无耻地在伪造历史。
福格特紀得“新萊茵报”曾經写过：在法国，小农阶級同流氓无产阶級一起构成了Bas Empire〔衰落时期的帝国〕的唯一基础。他把这句話說成了这样：
“目前的帝国在有敎养的人中間沒有拥护者，在法国資产阶級中間沒有拥护者——支持它的只有两类群众：軍队和旣不会讀也不会写的农村无产阶級。但是这二者构成居民的十分之九。这是能够用来粉碎反抗的組織强大的工具，是一群除了选票就一无所有的抵押債务的奴隶。”（第25頁）
法国的非城市居民，軍队也包括在內，不到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二。福格特把少于三分之二变成了十分之九。他把法国的全部非城市居民，其中約有五分之一是富裕的土地占有者，而另外还有五分之一是无地的和穷苦的人，統統变成了小农，“抵押債务的奴隶”。最后，他根本取消了法国（除了城市以外）的会讀会写的本領。从前他伪造历史，現在他又伪造統計数字，来为他的英雄扩大宝座。現在，这位英雄正在自己把自己摆上这一宝座。
“因此，事实上，归根到底，法国現在不过是它的統治者的形体，馬松〈也是一个权威〉曾这样談論过这位統治者：他有国家活动家和君主的优良品质，有不可动搖的意志，他严守分寸，有坚定不移的决心，有一顆剛强的心，有高超而富有独創性的智慧，而且特別铁面无情”（同上，第27頁）
《Wie saeleclîche stât im an
allez daz，daz êr begât！
wie gâr sîn lîp ze wunsche stât！
wie gênt îm so gelîche inein
dhe fînen keiserlîchen bein》.
（Tristan）[99]
福格特从他的馬松手中夺过手提香炉，以便亲自把它搖来晃去。他在馬松式的美德目录里加上：“冷靜持重”、“施展計謀的巨大才干”、“蛇一般聪明”、“坚忍”（第28頁），随后，像前室的塔西佗那样嘟囔什么“这个統治权的起源是恐怖”，这无論如何是荒謬的。首先，他必須把他的英雄的小丑形象，戏剧性地装扮成偉大人物，因此，“小拿破侖”497就变成这位“左右未来的人物”（同上，第36頁）。
福格特喊道：“如果目前的情况也使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的〉統治发生变化〈說得多么謙虚：变化！〉，那末我們方面就一定热烈地祝賀成功，虽然現今我們面前幷没有出現这样的远景。”（同上，第29頁）
这位滿心祝賀成功的頗有同情心的小子装得怎样一本正經，可以从下面这段話看出来：
“但是，在持續和平的局面下，国內状况将因此日益变得更加动蕩不宁，因为法国軍队同一些有敎养的人的党派所保持的关系，例如，就比在德意志各邦、在普魯士和奧地利所存在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因为正是这些党派能在軍官中間得到响应，所以，有朝一日，皇帝所拥有的政权的唯一有积极作用的支柱可能从他的手中滑掉”（同上，第27頁）
这样看来，在“持續和平”的局面下，“国內状况”已“日益”变得“更加动蕩不宁”。因此，福格特应当竭力使路易·波拿巴易于破坏和平。軍队，他的“政权的唯一有积极作用的支柱”，有从他的手中“滑掉”的危險。所以，福格特证明：欧洲的任务在于借助意大利的“局部”战爭，重新使法国“軍队”拴在路易·波拿巴的手上。的确，1858年底，巴登格，这位被巴黎人无礼地称之为“伯父的侄子”的人所扮演的角色，看来要以可怕的結局吿終。1857—1858年的普遍商业危机，使法国工业瘫瘓了。[100]政府为了制止危机尖銳化而采用的手段，使这場災难变成了慢性的，因而法国的商业停滞状态一直拖延到意大利战爭爆发。另一方面，1857—1859年粮价暴跌，从而各种congrès agricoles〔农户代表大会〕都开得怨气冲天，說由于粮价低落和高額税收，法国农业将无法維持下去。路易·波拿巴发布命令，責成全法国的面包师設置粮仓，企图用这种办法来人为地提高粮价，他的这种可笑企图只不过暴露了他的政府束手无策和仓皇失措。
政变制度的对外政策，只不过是要想扮演拿破侖的企图的一系列失敗——只不过是总以正式的退却吿終的一些襲击。路易·波拿巴对美利坚合众国使用的阴謀，他想恢复奴隶販卖所采取的手段498，他对英国的装模作样的威胁，就是如此。路易·波拿巴当时对瑞士、撒丁、葡萄牙和比利时——尽管在比利时他甚至无法阻撓安特卫普的設防，——擅自采取的无耻举动，更明显地证明了他在大国面前的惨敗。在英国議会里，“小拿破侖”已成了慣用語，而“泰晤士报”在1858年的总結文章中，則带着嘲笑的口吻把“铁人”改称为“树胶人”。其实，奧尔西尼的炸彈已像閃电似的照明了法国的国內状况。事实表明，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仍然像政变初期一样不巩固。《Lois desûretápublique》499暴露了他的完全陷于孤立的状态。他不得不把政权让給他自己的将軍們。法国按照西班牙的方式分成了五个鎭守司令区，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成立摄政政府以后，佩利西埃实际上被认为是法国的最高掌权者。500但是恢复terreur〔恐怖手段〕已不再使人感到可怕了。奧斯特尔利茨会战的荷兰侄子不是显得令人害怕，而是显得丑陋可笑了。501蒙塔郞貝尔能在巴黎扮演汉普頓，貝利耶和杜弗尔能在他們的法庭辯护詞中道出資产阶級的希望，而蒲魯东則能在布魯塞尔宣揚附有acte additionel〔补充条例〕的路易-菲力浦主义502，可是路易·波拿巴本人却向全欧洲承认了瑪丽安娜的威力日益壮大。在夏龙起义503期間，軍官們听到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的消息后，不是去猛攻起义者，而是首先热心地向省政府打听巴黎成立共和国是不是眞的，——这有力地证明了，甚至軍队也把复辟帝国看做是一出已演到最后一場的哑剧。巴黎傲慢无礼的軍官們的可耻决斗是同使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們声誉扫地的可耻交易同时幷存的！英国的帕麦斯頓內閣由于同路易·波拿巴的結盟而倒台了！504最后是，国庫的状况，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把它充实起来！在1858年底，Bas Empire〔衰落时期的帝国〕的状况就是如此。要么虚有其表的假帝国政权必然垮台，要么必須使由1815年条約所規定的疆界以內的拿破侖帝国的可笑丑剧收場。但是，为此就要求一种局部战事。当时只要出現同欧洲开战的前景，就足以使法国发生爆炸。每一个小孩子都懂得霍斯曼在英国議会里所說的話：
“我們知道，当我們的动搖态度促使法国皇帝的对外政策得到成功时，法国将会支持它的皇帝，但是我們有理由认为，一旦我們对他进行坚决的反抗，法国就会把他抛棄。”
一切都由能不能使战爭局部化来决定，也就是說，进行战爭要得到欧洲最高当局首肯。最初，法国本身需要用一系列虚假的和平談判和談判的再三失敗来逐步准备战爭。但是，路易·波拿巴在这里也陷入了窘境。英国駐巴黎大使考萊勛爵带着路易·波拿巴提出的幷得到英国（得比）內閣同意的建議前往維也納。在那里（見上引的藍皮书），这些建議在英国的压力下出乎意料地被接受了。考策还沒有来得及返回倫敦报吿爭端已得到“和平解决”，突然傳来一个消息，說路易·波拿巴已放棄了他自己的建議，而同意俄国提出的建議，即召开会議来商定反对奧地利的措施。只是由于俄国的干預，战爭才变成了可能。如果俄国不再需要路易·波拿巴执行它的計划，——或者是为了同法国共同实現这些計划，或者是为了通过法国的打击使奧地利和普魯士变成它的优柔寡断的工具，——那末，路易·波拿巴当时就已被推翻了。但是，尽管得到了俄国的暗中支持，尽管得到了在貢比泉贊同普倫貝尔密謀505的帕麦斯頓的允許，可是一切仍然取决于德国的行动，因为：一方面，在英国还是托利党內閣当政，另一方面，一且发生欧洲战爭，就可能使当时法国暗中对波拿巴制度所抱的不滿情緒突然迸发。
福格特自己失口說，他唱“路易之歌”，幷不是由于同情意大利，也不是由于害怕怯懦而保守的、旣束手无策又粗野无礼的奧地利专制制度。相反地，他认为：如果奧地利——順便說一說，它是被迫开始战爭行动的，——甚圣一开始就在意大利取得了胜利，那末，
“在法国无論如何会爆发革命，帝国会崩潰，一个嶄新的未来会到来”（同上，第131頁）。他认为，“归根到底，奧地利軍队在法国人民的解放力量面前将是支持不住的”（同上）；还认为，“所向无敌的奧地利武装力量，在法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中，会給自己树立敌人，这种敌人必定会把奧地利軍队消灭”。
但是，对福格特来說，重要的幷不是使意大利摆脫奧地利的桎梏，而是使法国俯首听命于路易·波拿巴。
难道还需要证据来证明福格特不过是土伊勒里宮里能操腹語的小丑手中的无数外語傳声筒之一嗎？
不应該忘記，正当路易·波拿巴最初发現自己的解放各民族、特別是意大利民族的使命时，法国正在演出一幕史无前例的戏剧。整个欧洲都对法国拒絕接受《idées napoléoniennes》506所表現的那种坚忍不拔的頑强精神而感到惊訝。甚至立法团的《chiens savants》〔“有学問的狗”〕用以欢迎莫尔尼的和平保证所表現的热情；“通报”时而斥責国民对物质利益孜孜以求、时而斥責国民缺乏爱国的毅力、时而斥責国民怀疑巴登格这个統帅的政治智慧和天才等等所用的不滿腔調；吿法国各商会的官方安撫messages〔文吿〕；皇帝的《étudier une question n'est pas la créer》〔“硏究問題不等于提出問題”〕的保证，——所有这些大家都还記忆犹新。对这一出異乎寻常的戏剧感到惊訝的英国报刊，滿紙都是好心的胡言乱語，說法国人的性格已发生和平主义的轉变；交易所在議論“会不会打仗”的問題，把它看做是希望打仗的路易·波拿巴同不希望打仗的国民之間的一場“决斗”；人們在打賭誰将获胜，是国民还是“他伯父的侄儿”。我只想从倫敦的“經济学家”507杂志引证几处来闡明一下当时的情况，这家杂志是西蒂区的机关报，是意大利战爭的預言者，是威尔逊（不久前去世的印度財政大臣和帕麦斯頓的工具）的产儿，它享有很大威望。
“被它所引起的巨大激动弄得惶惶不安的法国政府，現在采取了安撫手段。”（1859年1月15日“經济学家”）
1859年1月22日的一期“經济学家”，在一篇題为“法国皇帝的实际权限”的文章里写道：
“皇帝关于意大利战事的計划不論能否实現，但至少有一点是不容爭辯的：他的計划遭到了强烈的、看来是出乎意料的反抗；这种反抗表現于法国輿論对計划表示冷漠的态度，表現于对皇帝的計划根本不予同情……他提出要战爭，而法国人民却只表現出惊慌和不滿，国家紙币貶値，对税吏的恐惧，彻底扑灭了尙武精神和政治热情，国家的商业部門陷入混乱状态，农业地区由于害怕又要征兵和增加捐税而流露出不滿和消极情緒；把皇帝的制度看成是一种反对无政府状态的pis aller〔下策〕而給以最有力支持的那个政界，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反对战爭；总之，很明显，路易·波拿巴发現各阶級居民都对打仗、甚至对为意大利打仗抱着广泛而深刻的反对态度，这种态度是他不曾料想到的。”[101]
为了同法国人民的这种情緒相对立，丹屠出版的那一部分原著小册子問世了，这些小册子“以人民的名义”向“皇帝”提出下列要求：“帮助法国最終庄严地从阿尔卑斯山扩展到萊茵河”，幷且不再阻撓“尙武精神”和“人民要求解放各民族的意願”。福格特竟同十二月的娼妇們一鼻孔出气。正当法国坚定地要求和平的意願引起欧洲惊奇的时候，福格特却发現“現在，这个好动的人民〈法国人〉看来充滿了尙武情緒”（同上，第29、30頁），发現路易先生不过是在追随“盛行的时代思潮”，而这种思潮恰好表現在要求“各民族独立”这样一种意願上（同上，第31頁）。当然，他不相信他所写的任何一个字。他在号召民主派同他进行合作来宣傳波拿巴主义的那个“綱領”中，詳尽地說过：意大利战爭在法国是不受欢迎的。
“最初，我看不出对萊茵河有什么危險；但危險可能是后来出現的，在那里或者在英国作战也許会使路易·波拿巴变成几乎是众望所归的人物，可是在意大利作战却是不受欢迎的。”（“主要著作”第34頁，文件）[102]
如果丹屠出版的一部分原著小册子竭力用傳統的征服幻影来使法国人民摆脫“和平的昏睡状态”，幷竭力使路易·波拿巴的个人願望借国民的嘴巴說出来，那末，以“通报”为首的另一部分小册子的任务，首先是使德国相信：皇帝厌恶攫取領土，他的理想的使命是要成为解放各民族的救世主。一方面证明他的政策大公无私，另一方面证明他有解放各民族的意願，这些证据都是很容易背得烂熟的，因为这些证据經常在重复，而且老是在圍族着两个基本点轉来轉去。证明十二月政策大公无私的证据就是克里木战爭。证明解放各民族的意願的证据就是庫扎上校和罗馬尼亚民族。在这里，調子是直接由“通报”定的。見1859年3月15日“通报”論克里木战爭。1859年4月10日“通报”是这样論述罗馬尼亚民族的：
“它〈法国〉希望，不論在德国或者在意大利，經条約承认的民族能保存下来，甚至强大起来。——至于多瑙河各公国，那末，他〈皇帝〉曾不辞劳苦地帮助这些省份的合法願望得到胜利，以便确保欧洲的这一部分也有建立在民族利益基础上的秩序。”
幷見1859年初丹屠出版的小册子“拿破侖第三和罗馬尼亚問題”508。它是这样談論克里木战爭的：
“最后，法国为所流的鮮血、为欧洲利益而在东方所耗費的千百万金錢要求过什么补偿呢。”（丹屠出版的“問題的实质”1859年巴黎版第13頁）
福格特把这个在巴黎一再重复的題目，用德文闡述得非常成功，以致艾·阿布，波拿巴主义的这只嘁嘁喳喳的喜鵲，竟好像是把福格特的德文譯文倒譯成了法文。見“一八六〇年的普魯士”509。在这本书里，我們又碰到了克里木战爭和庫扎上校治理下的罗馬尼亚民族。
福格特跟着“通报”和丹屠出版的原著小册子說：“但是有一点，无論如何我們是知道的：法国沒有侵占过〈克里木的〉一寸士地；如果是伯父，在胜利的远征以后就不会滿足于在軍事艺术中形成的那种优势的区区成果。”（“硏究”第33頁）“然而，这就表現出同旧的拿破侖政策不一样的重大区別。”（同上）[103]
好像福格特要向我們证明：“小拿破侖”幷不是眞拿破侖！福格特可以用同样的权利在1851年預言：侄儿——除了斯特拉斯堡冒險、远征布倫和薩托里的腊腸閱兵之外，他根本拿不出什么貨色来同第一次意大利战爭和远征埃及相比，——永远不会模仿雾月十八日511，更不会給自己戴上皇冠。然而，在这里却存在着“同旧的拿破侖政策不一样的重大区別”。进行反对欧洲同盟的战爭和在欧洲同盟的允許下进行战爭，——这是另一个区別。
“光荣的克里木战役”，在这一战役中，法国、英国、土耳其和撒丁联軍两年以后“占領了”俄国的半个要塞，但为此却让俄国夺得了土耳其的整个要塞（卡尔斯），幷且在巴黎会議上签訂訂和約512时不得不謙逊地“請求”敌人“允許”他們能順利地把自己的軍队調回国去，——的确，把这个战役說成是什么战役都可以，只是不能把它說成是“拿破侖式的”。总而言之，它只在巴贊庫尔的小說513里才是光荣的。但是克里木战爭暴露了許多問題。路易·波拿巴出卖了假盟友（土耳其），以便同假敌人結成同盟。巴黎和約的第一个結果是牺牲了“切尔克西亚民族”，是俄国人完全消灭了克里木的韃靼人以及使波兰和瑞典的民族希望破灭，这种希望原是寄托在西欧对俄国的十字軍征討上的。而从克里木战爭中得出的另一个敎訓是：路易·波拿巴不敢再进行第二次克里木战爭，不敢失掉旧軍队和欠下新国債，以換取大家承认法国有足够的財富来《de payer sa propre gloire》〔“为自己的光荣付出代价”〕，換取路易-拿破侖的名字在一項欧洲条約里出現，換取“欧洲保守的报刊和王朝的报刊”都照福格特的高度評价（同上，第32頁）一致承认“皇帝圣上的勇武、賢明和有节制”，換取当时整个欧洲把眞拿破侖才受之无愧的全部honneurs〔荣誉〕都献給他，但只要路易·波拿巴照路易-菲力浦的榜样适当地使自己保留在“实际上明智的疆界之內”，即保留在1815年条約規定的疆界之內，幷且一刻也不忘記那根把小丑同他所扮演的英雄分开来的細綫。政治上的鬼蜮伎俩、君主和社会状况——这些情况使十二月帮的头目能够起初在法国境內、然后在法国境外扮演拿破侖的角色，——这一切的确都是他的时代所特有的，但对偉大的法国革命的編年史来說却是不适宜的。
“但至少事实仍然是这样：目前法国在东方的政策是符合一个民族〈罗馬尼亚民族〉力求团結的意願的。”（“硏究”第34、35頁）
上面已經提到，庫扎所保持的位置，或者是留給一个俄国总督，或者是留給一个俄国諸侯的。在“一八六〇年的欧洲”地图上，作为諸侯出現的是梅克倫堡大公。当然，俄国把罗馬尼亚的这种解放的全部honneurs〔荣誉〕都归于路易·波拿巴，而它自己則取得这一解放的一切实际利益。阻碍路易·波拿巴进一步实現他的善良意图的是奧地利。因此，意大利战爭应当把奧地利从一种障碍物变为一种工具。
早在1858年，土伊勒里宮里能操腹語者就已利用他的无数傳声筒，圍繞“罗馬尼亚民族”这个題目吹奏了各种变調曲。因此，福格特的权威人士科苏特先生于1858年11月20日在格拉斯哥的讲演中就能給以回答：
“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維亚正在获得一部在秘密外交洞穴里制訂出来的宪法……实际上，它恰好是賞賜給俄国的一部宪章，让它在多瑙河各公国作威作福。”（《It is in reality no more nor less than a charter granted to Russia for the purpose of disposing of the Principalities.》）
因此，路易·波拿巴在这些公国里濫用“民族原則”，是为了掩盖他把多瑙河各公国轉送給俄国，正如奧地利政府在1848—1849年濫用“民族原則”，是为了借助塞尔維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霍尔瓦提人和瓦拉几亚人等等来絞杀馬扎尔人和德国人的革命一样。
罗馬尼亚人民，——而为他們操心的旣有俄国駐布加勒斯特的領事，又有利欲熏心的莫尔达維亚—瓦拉几亚的貴族流氓；其中多数流氓甚至不是罗馬尼亚人，而是一群从外国跑来的形形色色的亡命之徒，仿佛是一个东方的十二月帮，——罗馬尼亚人民一如旣往地在极其丑恶的徭役制的桎梏下受苦受难，而这种徭役制只有俄国人借助于“組織規程”才能組織起来的，只有东方的demimonde〔半上流社会〕才会予以支持的。
福格特为了用自己的一套詞藻去美化从丹屠出版的原著中借用来的智慧，他这样說：
“南方的一个皮蒙特已够使奧地利操心的了，它不需要东方再来一个。”（同上，第64頁）
皮蒙特侵略意大利的土地。因此，多瑙河各公国——土耳其的最不好战的地区——就应当侵占罗馬尼亚土地，即从俄国手中夺取貝薩拉比亚、从奧地利手中夺取特兰西瓦尼亚、泰梅希瓦拉的巴納特和布柯維納嗎？福格特不仅忘記了“好心的沙皇”。他还忘記了，匈牙利在1848—1849年間看来絲毫无意于让別人从自己手中夺走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罗馬尼亚的土地，拔出劍来回答他們的“痛苦的哀号”；他还忘記了，相反地，正是奧地利发动这个“民族原則的宣傳”去反对匈牙利的。
但是，当福格特一半是根据他从浏覽过的轰动一时的一本小册子中得到的印象，十分冷靜地把“各公国的可悲状况……”說成由“希腊人和法納尔人的腐烂毒气”（同上，第63頁）造成的时候，福格特的“硏究”的淵博历史知識，便又光彩夺目地显露出来了。
他甚至沒有想到，法納尔人（由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市区得名），就是从十八世紀初起，在俄国人保护下在多瑙河各公国作威作福的希腊人。有一部分就是目前又在俄国人的支配下圍繞“罗馬尼亚民族”这个題目吹得天花乱墜的君士坦丁堡的卖檸檬水小販的追随者。
虽然北方的白天使正从东方推进幷为了斯拉夫种族的光荣在消灭各民族，南方的白天使，作为民族原則的旗手，正从相反的方向发动进攻，但仍然
“必須等待由这位左右未来的人物来解放各民族”（“硏究”第36頁）。
在两位天使和“德国統一的两个最大外敌”采取这些联合行动时，即在“极其密切的联盟”（“硏究”第2版的跋第154頁）內采取这些行动时，帝国的福格特，这位絕不是“帝国扩張者”［《Mehrer des Reichs》］想使德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福格特說：“連目光最短淺的人現在也应当明白，在普魯士政府同法国皇帝政府之間存在着协議；普魯士不会为了捍卫奧地利的非德意志省区〈当然包括波希米亚和莫拉維亚〉而拔劍張弩；它将会同意为捍卫联邦疆土〈“非德意志”省区除外〉所采取的各种必要措施，但同时，它将使联邦或联邦的某些成員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奧地利的一边，以便以后，即未来的和平談判中取得北德平原作为对它所作的这番努力的一种酬劳。”（“硏究”第1版第18、19頁）
由于福格特在反对奧地利的战爭眞正开始以前，就濫肆宣揚土伊勒里宮吿訴他的秘密，即普魯士正在采取同“德国的外敌”“秘密一致”的行动，幷将为此取得“北德平原”作为“酬劳”，所以，他当然就为普魯士达到它的假目的大大地效劳一番。他使德意志其他各邦政府，无論对普魯士在战爭初期的中立意图或者对它在战爭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軍事准备和对最高指揮权的要求，都产生了怀疑。
福格特說：“德国在当前危机中不論选擇什么道路，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把德国看成是一个整体，它应当毅然决然地走一条确定的道路，然而現在有一个倒霉的联邦議会，等等。”（同上，第96頁）
散布普魯士同“外敌”携手幷进，散布这种办法将导致北部平原的被呑沒等等观点，显然是要恢复联邦議会所缺少的統一。特別要使薩克森注意：普魯士已經一度“使它失去了它的某些最好的省份”（同上，第93頁）。“购买亚德灣”（同上，第15頁）一事正在被揭露中。
“当霍尔施坦要成为普魯士〈在土耳其战爭中〉合作的代价时，声名狼籍的盜窃紧急报吿事件突然使談判发生了根本轉变。”（同上，第15頁）“梅克倫堡、汉諾威、奧登堡、霍尔施坦以及同它們毗邻的……其他德意志兄弟之邦都成了釣餌”，——而且“一有便利机会”——“普魯士就貪婪地向这种釣餌猛扑过去”（同上，第14、15頁）。
福格特透露，路易·波拿巴这一次用这些釣餌使普魯士上了鈎。一方面，普魯士由于同路易·波拿巴达成了秘密“一致”，“用牺牲它的德意志弟兄的利益将会取得”而且必然“取得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同上，第14頁）。另一方面，普魯士
“只有当由厄尔士山脉和菲希特尔山脉构成的分水岭将沿着白美因河延伸，幷进而順美因河流域一直伸展到美因茲时，才会取得自然疆界”（同上，第93頁）。
德国中心的自然疆界！而且还是以一条河作为分水岭构成的！自然地理領域中的这类发現——露在外面的渠道也应算做这类发現（見“主要著作”），——使得“圓滿的人物”同亚·馮·洪堡齐名。福格特在这样地向德意志联邦宣揚要信任普魯士的領导权的同时，由于不滿足于“普魯士和奧地利因德意志等等的領土而引起的旧竞爭”，又发現了它們之間的一种竞爭，这种竞爭“由于欧洲以外的領土而經常发生”（同上，第20頁）。这块欧洲以外的領土显然是在月球上。
实际上，福格特不过是把法国政府于1858年刊印的“一八六〇年的欧洲”地图变成語言而已。在这幅地图上，汉諾威、梅克倫堡、不倫瑞克、霍尔施坦、黑森选帝侯国以及各式各样的瓦尔德克、安哈尔特、利珀河等等都幷入了普魯士，而《l'Empereur des Français conserve ses（！）limites actuelles》——法国人的皇帝却保持着自己的（！）旧疆界。“普魯士到美因河”同时是俄国外交活动的口号（参看上面已提到的1837年的报吿书）。由于自然疆界、傳統、宗敎信仰、方言和民族差別，就会有一个奧地利的南德意志同一个普魯士的北德意志相对立；德国的分裂为二就会由目前存在于德国內部的矛盾的簡化而完成，从而也就会宣布持續不断的三十年战爭514。
总之，按“硏究”的第一版来看，普魯士原应得到这种“酬劳”，以报答它在战爭时期使德意志联邦的劍保持在劍鞘內所作的一番“努力”。在福格特的“硏究”和法国的“一八六〇年的欧洲”地图上，根本不是路易·波拿巴，而是普魯士要求通过法国对奧地利的战爭来扩大自己的領土和自然疆界。
然而，只是在奧法战爭时期出版的“硏究”第二版的跋中，福格特才揭示出普魯士的眞正使命。普魯士应当发动“內战”（見第2版第152頁）来建立“統一的中央政权”（同上，第153頁），来使德国加入普魯士君主国。当俄国将从东面迫近，而奧地利将被路易·波拿巴拴在意大利的时候，普魯士則应当在德国发动一場王朝“內战”。福格特向摄政王[104]保证說：
“目前”在意大利“进行的鏖战，至少要占去1859年这一年”，“然而德国的統一，如果进行得迅速而坚决的話，只要几个星期就够了，但意大利战役却需要几个月”（同上，第155頁）。
德国的內战只需要几个星期！奧地利軍队就不用說了，因为不管意大利战爭是否继續下去，他們都是会立即行动起来反对普魯士的，除了奧地利軍队以外，就照福格特本人所說，普魯士也会遇到“完全处于奧地利影响之下的……巴伐利亚”（“硏究”第1版第90頁）的抵抗，会遇到首先受到威胁、已沒有任何理由强迫自己“同情奧地利”（同上，第93頁）的薩克森的抵抗，会遇到“維尔騰堡、黑森—达姆斯塔德和汉諾威”（同上，第94頁）的抵抗，簡言之，会遇到“十分之九”（同上，第16頁）的“德意志邦政府”的抵抗。而且，如福格特进一步证明的，这些邦政府在这样的王朝“內战”中当然不会处于无援的境地，何况普魯士是在德国受到“它的两个最大外敌”威胁的时候发动这場內战的。
福格特說：“宮廷〈巴登的宮廷〉会追随普魯士，但是人民——对此不能有任何怀疑，——当然不贊同当权王朝的这类同情。如同上士瓦本一样，布萊斯高仍然由于同情的和宗敎的紐带，也由于对前奧地利（布萊斯高曾經屬于前奧地利）的往事的回忆，而被紧紧地拴在皇帝和帝国的身上，而且在經过如此长期的分离之后，拴得比人們所料想的还要牢固得多。”（同上，第93、94頁）“除了梅克倫堡”，“也許”还除了黑森选帝侯国，“北德意志籠罩着一片不信任溶合論的气氛，对普魯士的让步也作得极为勉强。南德意志对普魯士抱着本能的厌恶情緒，甚至仇恨情緒……这种情緒也是皇党的一切大叫大嚷所无法压倒或消灭的。这种情緒活生生地蘊藏在人民当中，任何政府，甚至巴登政府，都不能够长期地与之抗衡。这样一来，不管在哪里，无論在德国人民那里，还是在德意志联邦各邦政府那里，普魯士都得不到眞正的同情”（同上，第21頁）。
福格特就是这么說的。按照同一位福格特的說法，正是因为这样，由普魯士同“德国的两个最大外敌”“秘密一致”地发动的王朝“內战”，却只需要“几个星期”。但这还不是全部。
“旧普魯士同政府幷肩行动，而萊茵区和威斯特伐里亚則同天主敎奧地利幷肩行动。如果那里的人民运动不可能迫使政府轉到奧地利一边，那末，直接的后果将是君主国的两部分之間的鴻沟进一步加深。”（同上，第20頁）
因此，如果按照福格特的意見，即使普魯士对奧地利仅仅保持中立也会重新加深萊茵区、威斯特伐里亚同旧普魯士之間的鴻沟，那末，按照同一位福格特的看法，要是普魯士为了把奧地利排除出德国而发动“內战”，自然就会使萊茵区和威斯特伐里亚完全脫离普魯士。“但是，德国同这些罗馬敎会信徒有什么关系呢？”（同上，第119頁）或者，說实在的，就像他所想的那样，这些罗馬敎会信徒同德国有什么关系呢？萊茵区、威斯特伐里亚，这都是敎皇至上主义的、“罗馬—天主敎的”土地，而不是“眞正德国的”土地。因此，它們都应当像波希米亚和莫拉維亚一样被排除出联邦。福格特向普魯士建議的王朝“內战”应当加速这一排除过程。的确，法国政府在其1858年出版的“一八六〇年的欧洲”地图（它已成了福格特的“硏究”的指針）上，已把埃及幷入奧地利，而把萊茵河各省当做“天主敎民族”的土地幷入比利时，——这是法国幷呑比利时以及萊茵河各省的諷刺公式。福格特比法国政府的地图更进了一步，幷把天主敎的威斯特伐里亚也献上了，这可以解釋为流亡的帝国摄政对待普隆-普隆、威斯特伐里亚前任国王[105]之子所采取的“科学态度”。
总起来說：一方面，路易·波拿巴将允許俄国經过波茲南染指波希米亚，經过匈牙利染指土耳其，而另一方面，他自己将使用武力在法国边境上建立一个独立統一的意大利，幷且全都——pour le roi de Prusse[106]，全都只是为了使普魯士有可能通过內战使德国屈从于自己，而“保证萊茵河各省永远不受”法国“侵犯”（同上，第121頁）。
“然而有人說，联邦的領土受到了来自世仇方面的威胁：世仇的眞正目的是攫取萊茵。让人們去保卫萊茵吧，去保卫联邦領土吧。”（同上，第105頁）
让人們去保卫联邦領土，同时把波希米亚和莫拉維亚让給俄国，让人們去保卫萊茵，同时在德国发动“內战”，而內战的目的却是使萊茵区和威斯特伐里亚脫离普魯士。
“然而有人說，路易-拿破侖……想采用某种方法来滿足拿破侖式的侵略渴望！我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我們眼前有克里木战役的实例！”（同上，第129頁）
除了不相信拿破侖式的侵略渴望和相信克里木战役之外，福格特in petto〔心里〕还有另一个論据。在意大利的奧地利人和法国人，像基尔肯尼的猫一样，将互相咬架，直到只剩下尾巴为止。
“这将是一場血流成渠的頑强战爭，其結局甚至可能不分胜負。”（同上，第127、128頁）“法国只有竭尽全力才能同皮蒙特一起贏得胜利，但是要从这种精疲力竭状态中恢复过来，則需要几十年。”（同上，第129頁）
意大利战爭的这种曠日持久的前景，使他的敌人們胆寒。但是福格特用来延长奧地利抵抗在意大利的法軍的方法，用来瘫瘓法国侵略力量的方法，的确是相当別致的。一方面，法国人在意大利得到carte blanche〔活动的自由〕[107]：另一方面，让“好心的沙皇”在加里西亚、匈牙利、莫拉維亚和波希米亚进行演习，在奧地利內部玩弄革命阴謀和在奧地利边境举行軍事示威，来
“把奧地利的大部分兵力困在君主国的那些会受到俄軍攻击或者便于俄国人玩弄阴謀的地区”（同上，第11頁）。
而最后，由于普魯士同时在德国发动王朝“內战”的結果，奧地利将被迫从意大利調出自己的主力，以保卫它的德意志領地。在这种情况下，弗兰茨一約瑟夫和路易·波拿巴自然不会签訂康波福米奧和約515，而……“两个人都将在意大利流血”。
奧地利旣不会在东方向“好心的沙皇”作出让步，不会接受早已提出的把塞尔維亚和波斯尼亚作为賠偿，也不会保证法国取得萊茵河各省，不会同俄国和法国結盟进攻普魯士。决不会！它将頑强地“在意大利流血”。但是，不管怎样，福格特的“左右未来的人物”会义憤塡膺地拒絕把萊茵当做这类报酬的。福格特知道：
“当前帝国的对外政策只遵循一个原則，即保存自己的原則。（同上，第31頁）
他知道路易·波拿巴
“只遵循唯一的一个观念，即保留这个〈对法国的〉統治权”（同上，第29頁）。
他知道，“意大利战爭不会給他在法国树立威望”，可是取得萊茵河各省旣会使他又会使他的王朝贏得“威望”。他說：
“萊茵河各省——实际上是法国沙文主义者的一种心爱的宿願，如果比較深入地硏究一下，也許就会发現只有极少数国民不抱这种願望。”（同上，第121頁）
另一方面，“法国有远見的人們”知道，因而福格特式的“像蛇一般聪明的、左右未来的人物”当然也知道：
“只要德国还存在34个不同的邦政府，就有希望实現这件事〈即法国取得萊茵的自然疆界〉。只要一出現利益一致和組織巩固的眞正的德国，——萊茵的疆界就可能永远平安无事了。”（同上，第121頁）
正因为如此，曾在維拉弗兰卡向奧地利皇帝提出以倫巴第換取获得萊茵河各省的保证（見金累克于1860年7月12日在下院的声明）的那个路易·波拿巴，会憤懑地拒絕奧地利提出的建議，即把萊茵河各省让給法国，作为对法国支援反普魯士的一种报酬。
同时，丹屠出版的福格特原著，不仅对德意志在普魯士領导下的統一表現了兴高采烈[108]，——这些小册子用一种道貌岸然的人物的語調，駁斥了覬覦萊茵河各省的种种暗示：
“萊茵！萊茵是什么？是疆界。但是疆界将很快就成为时代錯誤。”（“对条約等等的忠实”1859年巴黎版第36頁）[109]
誰会来談論萊茵的疆界，来談論巴登格将要根据民族原則建立的千年王国的疆界呢？
“难道法国会提出这样的条件，說它为了正义、为了树立适当的威信、为了欧洲均衡的利益而准备作出的牺牲，要获得报酬嗎？难道它要求萊茵河左岸嗎？难道它对薩瓦和尼斯伯国有一点儿覬覦之心嗎？”（“問題的实质等等”1859年巴黎版第13頁）[110]
法国放棄薩瓦和尼斯，这是它放棄萊茵的明证！福格特幷沒有把这一点譯成德文。
战爭爆发以前，虽然路易·波拿巴未能引誘普魯士同他达成协議，但让德意志联邦至少相信他引誘过普魯士，对他来說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福格特在他的第一版“硏究”中竭力散布这一点。在战爭时期，对路易·波拿巴来說，更重要的是唆使普魯士采取某些步驟，能向奧地利眞正地或虚假地证明存在着这种协議。因此，在战时出版的第二版“硏究”中，福格特在一篇专門写的跋中呼吁普魯士征服德国幷发动王朝“內战”；同时他在該书的正文中证明，这場战爭将是“血流成渠的、頑强的，其結局甚至可能不分胜負”，而且它至少将牺牲萊茵区和威斯特伐里亚，可是在同一书的跋中，他却庄严地宣称：战爭“只要几个星期”。但实际上，福格特的声音幷不是茜林絲的声音。因此，在干騙人勾当中得到帕麦斯頓这位bottle-holder〔拳击中的副手〕支持的路易·波拿巴，不得不在維拉弗兰卡把他本人捏造的普魯士建議給弗兰茨-約瑟夫看；普魯士要在軍事上領导德国的謙逊要求必然成为奧地利締結和約[111]的借口，路易·波拿巴不得不为这个和約向法国辯解說：意大利战爭有变为全面战爭的危險，而这种战爭会
“导致德国的統一，因而完成从弗朗斯瓦一世时代以来一直受到法国政策阻撓的事业”。[112]
法国借助于意大利战爭取得了薩瓦和尼斯，从而也就取得了一个陣地，一旦萊茵区发生战爭，这个陣地所起的作用要比整整一支軍队还大，在这以后，“德意志在普魯士領导下的統一”和“把萊茵河左岸割让給法国”就成了十二月二日英雄的或然率理論中的倒数。1860年出版的《l'Europe pacifiée》（“平息了的欧洲”？）地图，对1858年出版的“一八六〇年的欧洲”作了解釋；在前一种地图上，埃及已經不再归奧地利管轄，而萊茵河各省和比利时則幷入法国，以补偿轉让給普魯士的“北部平原”。[113]
最后，培尔西尼在亚田正式宣布：甚至“为了保持欧洲的均势”，德国的任何进一步集中，都必然会引起法国人向萊茵推进。[114]但是，不論在意大利战爭以前或者以后，还从来沒有一个土伊勒里宮里能操腹語的小丑說过比这位流亡的帝国摄政更加无耻的話。
福格特，这位“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517日內瓦議員”（同上，前言），是用下列开場白（同上，第37—39頁）来开始他的“硏究”中的瑞士部分的。他在开場白中建議瑞士对由路易·波拿巴代替路易-菲力浦一事应表示欢欣喜悅。不錯，路易·波拿巴曾要求联邦委員会采取“反报刊的措施”，但是，“在这方面，拿破侖家族的所有代表人物看来都有十分敏感的皮肤”（同上，第36頁）。皮肤病，不过是皮肤病而已，但它老是糾纏这个家族，因而它不仅随着家族的血統遺傳，而且还——路易·波拿巴teste〔可以作证〕，——仅仅随着家族的名字遺傳。当然，
“日內瓦在迫害一些无辜的人，对这些可怜人的迫害，是联邦委員会遵照皇帝的敕命进行的，他們的全部过錯就在于他們是意大利人，設立領事館，压制报刊，采取各种荒謬的警察措施，最后还有关于割让达普谷地的談判，这些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瑞士把皇帝在紐沙特尔冲突中眞正帮过忙这一点忘記了，而且就是为現在反对他最激烈的那个政党帮过忙”（同上，第37、38頁）。
寬宏大量的皇帝，忘恩負义的政党啊！皇帝插手紐沙特尔冲突518，决不是破坏1815年条約的先例，也就是使普魯士受屈辱和对瑞士实行保护的先例。路易·波拿巴，作为“新瑞士人、土尔高州公民和奧貝尔施特拉斯炮兵上尉”，是应該为瑞士“眞正帮忙”的。福格特在1859年3月指責瑞士反波拿巴政党忘恩負义，而皇帝的另一个奴僕图温奈尔先生則在1860年6月責备整个瑞士忘恩負义。在1860年6月30日“泰晤士报”上我們可以看到：
“几天以前，凱倫博士同馮·图温奈尔先生在巴黎外交部举行了会晤，会晤时在座的有考萊勛爵。图温奈尔向可敬的瑞士代表声明說，联邦政府的犹豫和抗議是带侮辱性的，因为它們看来是由于不信任皇帝陛下政府而产生的。如果想到拿破侖皇帝在許多場合，尤其在紐沙特尔冲突中給（rendered）联邦帮过忙（services），那末，这种行为就是极大的忘恩負义。不管怎样，旣然瑞士已盲目得不信任自己的恩人，那就要它自己对后果負責。”
須知，福格特早在1859年3月就企图除掉瑞士盲目的反波拿巴政党的眼翳了。一方面，他指出“皇帝眞正帮过忙”。另一方面，“皇帝所引起的不愉快”，比起国王路易-菲力浦所引起的不愉快来，“簡直就黯然失色了”（同上，第39頁）。例如，1858年，联邦委員会“遵照皇帝的敕命”驅逐了“一些可怜人，他們的全部过錯就在于他們是意大利人”（第37頁）；1838年，联邦委員会不顾路易-菲力浦的威胁，拒絕驅逐路易·波拿巴，后者的全部过錯不过是：他在瑞士策划反路易-菲力浦国王的密謀。1846年，瑞士不顾路易-菲力浦“摩拳擦掌”，决心同宗得崩德作战：对于爱好和平的国王来說，这就意味着，他的威胁是不足惧的；1858年，当路易·波拿巴侵犯达普谷地519的时候，瑞士只不过稍稍装腔作势一番。
福格特自己說：“路易-菲力浦在欧洲苟延殘喘；所有的人，甚至連正統主义的小君主都瞧不起他，因为他不敢执行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同上，第31頁）但是，“皇帝对瑞士的政策，毫无疑問，是一个强大邻邦的政策，这个邻邦知道归根到底它能够取得它想要取得的-切”（同上，第37頁）。
于是，福格特用格朗基奧的邏輯作出結論說，让瑞士有一个“知道可以对瑞士为所欲为的强大邻邦”，而不是一个“誰都瞧不起的路易-菲力浦”，“从純瑞士立場来看，这种改变只能令人感到莫大的喜悅”（第39頁）。
在为必要的情緒預先作了布置的这个开場白之后，接着就是联邦委員会于1859年3月14日的照会的德文譯文。令人奇怪的是，虽然联邦委員会在照会中引证了1815年条約520，虽然同一位福格特把这种引证看成是“伪善”的，但他仍然对这个照会推崇备圣。“带着你們的伪善滾开吧！”（同上，第112頁）[115]
福格特进而硏究“对瑞士中立的首先侵犯将来自哪一方面？”（同上，第84頁），他提出了不必要的证据，說这一次无須征服皮蒙特的法国軍队，旣不会通过辛普朗，也不会通过大柏納德山口。同时他发現一条幷不存在的“經蒙塞尼山隘、經費涅斯特雷利到达斯图腊河谷”（同上，第84頁）的陆路。这个河谷其实叫做多腊河谷。因此，瑞士幷不受到法国方面的威胁。
“不能同样泰然自若地期待奧地利方面会尊重瑞士的中立，而且各种事实甚至表明，只要一有适当机会，奧地利就想破坏这一中立。”（同上，第85頁）“在这方面値得注意的是，有一个軍在布雷根茨和費耳特基尔希集中。”（同上，第86頁）
在这里露出了貫穿“硏究”的一条紅綫，它从日內瓦一直引向巴黎。
其实，得比內閣公布的1859年1—5月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藍皮书就說，“有一个奧地利軍在布雷根茨和費耳特基尔希附近集中”的傳聞，是瑞士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故意散布的，但是它沒有任何事实根据（上引藍皮书的文件第174号，哈里斯上尉1859年3月24日从伯尔尼写給馬姆茲伯里勛爵的信）。洪堡-福格特在这种場合也有了发現，仿佛布雷根茨和費耳特基尔希
“紧靠萊茵河谷，通向这个河谷的有三个有車馬道的阿尔卑斯山大通道，即維阿馬拉、什普留根和伯納丁；后者通向德森，前两者通向科摩湖”（同上，第86頁）。
实际上，維阿馬拉首先是經过什普留根，其次是經过伯納丁，再其次便哪儿也不經过了。
“圓滿的人物”在說了这一整套普隆涅斯式的胡言乱語（它是要把瑞士的怀疑从西部疆界轉移到东部疆界）之后，終于接近了他的眞正任务。
福格特說：“瑞士有充分权利坚决不承担下列义务：除非为捍卫瑞士本国領土必須使用中立地区，不允許軍用列車利用这条铁路綫〈从居洛茲到埃克斯和莎姆伯里〉。”（同上，第89頁）
于是他要联邦委員会相信：“整个瑞士将像一个人一样来拥护委員会在3月14日的照会中所拟定的这一政策”。
福格特是在3月底发表他的“硏究”的。但是路易·波拿巴在4月24日才让軍用列車利用上述铁路綫，至于他宣战，就更要晚一些。由此可見，具体了解波拿巴作战計划的福格特，确切知道“对瑞士中立的首先侵犯将来自哪一方面”。他得到了一項明确的指示，要說服瑞士忍受对它的中立的首先破坏，这种破坏的合乎邏輯的后果就是十二月政变帝国兼幷了中立的薩瓦地区。他討好联邦委員会，因为他要給3月14日的照会加上从波拿巴主义的立場来看应具有的意义。联邦委員会在自己的照会中說，瑞士将“一視同仁地”履行它的根据条約而来的中立“使命”。其次，它引用一条条文，根据該条規定，“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軍队均不能〈在中立的萨瓦地区〉駐扎或通过該地区”。委員会只字未提法国人可以使用通过中立地区的铁路。除非作为“保卫自己的領土的措施”，委員会才給联邦保留“用軍队占領”中立地区之权。福格特在这里奉旨故意歪曲委員会照会的內容，这一点，不仅照会本文可作证明，而且馬姆茲伯里勛爵——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在1860年4月23日的上院会議上发表的声明也可作证明。
馬姆茲伯里說：“当法国軍队打算〈在3月14日的联邦委員会照会发出一个多月以后〉通过薩瓦开往撒丁的时候，忠于中立的瑞士政府（瑞士的独立是以这种中立为基础的）首先表示反对，說这些軍队无权通过中立地区。”[116]
路易·波拿巴同与之有关的瑞士政党究竟用什么論据来打消联邦委員会的疑虑呢？福格特在1859年3月底就已知道法国軍用列車要在1859年4月底破坏中立地区的中立，当然他在3月底就已先料到路易·波拿巴要在4月底用来掩飾自己暴行的那种詞句了。他怀疑“从居洛茲到埃克斯和莎姆伯里铁路綫的先头地段在中立地区范圍內”（同上，第89頁），幷且证明“設立中立地区的目的，决不是要中断法国和沙姆伯里之間的联系”，因而上述铁路綫，从道义上說，是繞过中立地区的。[117]
我們不妨从另一方面来听听馬姆茲伯里勛爵說的話：
“后来，由于上述理由，即該铁路綫是繞过薩瓦的中立部分的，因而瑞士政府放棄了反对意見，允許法軍通过該地区。我认为他們这样做是錯誤的（I think that they were wrong in doing so）。我們认为，遵守这个地区的中立，从欧洲利益的观点来看，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們在1859年4月28日向法国宮廷提出抗議，反对軍队通过該地区开往撒丁。”
这一抗議成了帕麦斯頓攻击馬姆茲伯里同情“奧地利的”借口，因为他“毫无必要地侮辱了法国政府”（had uselessly offended the French government），完全像福格特在“主要著作”中（第183頁）攻击“人民报”一样，說它
“用尽千方百計〈当然是为了討好奧地利〉来給瑞士制造困难……要弄淸‘总汇报，所完全同意的这些傾向，只要讀一讀‘人民报，发表的有关中立和法国人通过薩瓦的文章就够了”[118]。
“要弄淸”的是：在福格特的“硏究”中有一整章是談瑞士的，这一章的唯一任务就是預先为他的那位“左右未来的人物”首先破坏瑞士的中立地区进行辯解。这是兼幷薩瓦的第一步，从而也是兼幷瑞士法語区的第一步。瑞士的命运取决于瑞士将用什么样的毅力去反对这第一步，将用什么样的毅力去維护它本身的权利，在决定性时刻使用这种权利，幷把有关权利的問題变为全欧洲的問題，——而且这一切都必須在保证能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情，而剛发动局部战爭的路易·波拿巴还不敢向瑞士提出挑战的时候做到。英国政府旣已正式插手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再后退了。[119]因此，“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內瓦議員”就異常努力地来攪乱問題，而把允許法軍通过中立地区說成是瑞士应当使用的权利，說成是对奧地利的一种英勇示威。須知，他毕竟从卡提利納-舍尔瓦尔手中拯救了瑞士啊！
福格特在重复幷加强他的那些否认对萊茵的疆界有凱覦之心的原著，即丹屠出版的小册子中所提出的抗議的同时，避免对同一些小册子里所說的放棄薩瓦和尼斯的做法作任何暗示。在他的“硏究”中，甚至沒有提到薩瓦和尼斯这两个名称。可是，在1859年2月，薩瓦在都灵的代表，就已經抗議过意大利战爭，因为十二月政变帝国兼幷薩瓦是同法国結盟的一种代价。这一抗議沒有傳到福格特的耳朵里去。这正像其他所有流亡者都熟知的、路易·波拿巴和卡富尔于1858年8月在普倫貝尔所签訂的条約的那些条件（发表在“人民报”头几号的某一号上），沒有傳到他的耳朵里去一样。馬志尼在前面已經提到的一期“思想和行动”（1859年5月2—16日）中，的确曾經預言过：
“但是，如果奧地利在战爭一开始就遭到失敗，因而提出它在1848年某一时刻曾向英国政府提出过的那一类条件，即保有威尼斯而让出倫巴第，那时和約将被接受。那时，只有下列条件才能实現，即扩大撒丁王国幷把薩瓦和尼斯让給法国。”[120]
馬志尼发表他的預言是在1859年5月中，福格特出版他的“硏究”的第二版是在1859年6月中，但他一个字也沒有提到薩瓦和尼斯。还在馬志尼以前，也在薩瓦的代表以前，早在1858年10月，即在普倫貝尔密謀之后一个半月，瑞士联邦主席专門用急件通知英国內閣說：
“他有理由认为，路易·波拿巴和卡富尔已签訂了关于割让薩瓦的一項有条件的协定。”[121]
1859年6月初，联邦主席又把担心薩瓦和尼斯行将被兼幷一事通知英国駐伯尔尼代办。[122]不論是薩瓦代表的抗議，也不論是馬志尼的揭露，还是瑞士联邦政府从1858年12月到1859年6月这一时期的担心，这些消息一点儿也沒有傳到福格特这位按其职业是瑞士人的救星的耳朵里去。我們以后会看到，甚至在1860年3月，当关于普倫貝尔的秘密已为欧洲家喩户曉时，不知怎么福格特先生对此仍然一无所知。“沉默是奴隶的美德”[123]这一題詞之所以美化了“硏究”，也許是由于它对咄咄逼人的兼幷默不作声。但在“硏究”中仍然有这样一个暗示：
福格特說：“可是，就假定会发生某种难于置信的事情，胜利的代价要付出意大利的土地，不論是南部的或北部的土地……說实在的，从非常狹隘的德国立場来看……可以眞誠地希望法国狼得到意大利的骨头。”（同上，第129、130頁）
意大利北部地区，自然指的是尼斯和薩瓦。在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內瓦議員号召瑞士由于与路易·波拿巴为邻“从純瑞士的立場来看”（同上，第39頁）“感到莫大的喜悅”之后，流亡的帝国摄政突然想起了：“說实在的，从非常狹隘的德国立場来看”，他“可以眞誠地希望”法国狼“得到骨头”，也就是得到尼斯和薩瓦，从而也得到瑞士法語区。[124]
不久以前，巴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拿破侖第三”，不是“拿破侖第三和意大利”或者“拿破侖第三和罗馬尼亚問題”，也不是“拿破侖第三和普魯士”，而是“拿破侖第三”，干脆就是拿破侖第三。这是一本拿破侖第三对拿破侖第三濫肆吹捧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由一个名叫达-达的阿拉伯人譯成了他祖国的文字。在該小册子的跋中，这位带着醉意的达-达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因而火热的詩句洋溢紙上。但在序言中，达-达还是够淸醒的，因而承认他的著作是奉阿尔及利亚地方当局之命发表，用来在阿尔及利亚国境那边的当地阿拉伯部落中間散发的，以便使“在一个共同領袖領导下的統一理想和民族理想充滿他們的想像”。这位要建立“阿拉伯民族統一”的共同領袖，——像达-达所透露的，——不是別人，正是“慈善的太阳、蒼穹的荣誉——皇帝拿破侖第三”。福格特不是別人，正是德国的达-达，虽然他写的不是詩[125]。
达-达·福格特把由慈善的太阳和蒼穹的荣誉放射出来的“通报”上的文章、丹屠出版的小册子和改繪的欧洲地图轉述成德文，就称之为“硏究”这种俏皮的称呼是很成功的，在他快乐的一生中还从来沒有过。这甚至比帝国摄政、帝国酒宴以及他本人发明的帝国护照都更巧妙。这位“有敎养的”德国市民认为“硏究”是bona fide〔誠实的〕，因为其中談到了奧地利因埃及而同英国作斗爭，奧地利同普魯士因欧洲以外的土地而爭吵，拿破侖第一强迫英格兰銀行把它的黃金过秤，而不是点数，希腊人和法納尔人是不同的种族，从蒙塞尼山隘有一条陆路經过費涅斯特雷利通往斯图腊河谷等等，——这些事实只是证明了：在反动的十年中，这位市民的自由主义脑袋瓜受到了什么样的高压。
然而，奇怪的是，当艾德門·阿布在自己的小册子“一八六〇年的普魯士”（最初叫“拿破侖第三和普魯士”）中，以智者的謹愼把达-达編纂的东西又譯成法文时，同一位厚臉皮的自由主义的德国人，即欢迎把十二月政变的卫士們的原著小册子譯成福格特的非常夸張的德文譯本的那位德国人，竟发瘋似地从自己的舒适的安乐椅上跳了起来。順笔提一下，这只波拿巴主义的吱吱喳喳的喜鵲幷未失去狡詐。例如，为要证明波拿巴同情德国，阿布指出，十二月政变帝国把达-达·福格特同洪堡混为一談，就像把拉薩里耳奧-哈克兰德尔同歌德混为一談一样。无論如何，福格特—哈克兰德尔的这种搭配，表現出阿布对他的对象有更为深刻的硏究，这种硏究是德国的达-达的“硏究”中所沒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