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利被驅逐出瑞士
席利的一封关于他被驅逐出瑞士的信，說明了非議員的流亡者所受待遇的一例；可惜限于篇幅，我只能加以摘录。信的开头叙述两个德国流亡者，席利的友人比和伊[207]离开日內瓦之后，在游历瑞士时被捕；随后德律埃使他們重获自由，他們又返回日內瓦。
席利接着写道：“我受他們的委托，去訪問法济，想弄淸他們是否还会遭到迫害，法济安慰我說：他，作为州当局的首脑，将不泄露他們的化名，联邦当局也沒有发来有关他們的任何命令；不过，如果我按他的話和他的声明去找一下司法部門和警务部門的首长日拉先生，那就更好。我按他的話办了，取得了近乎同样的效果，我留下了我的住址，以备万一联邦当局有什么命令下来。数周之后，一位警吏来找我，要我說出比和伊的地址。我拒絕了，跑去找上述的日拉。他威胁說，如果我不說出他們的地址，就要驅逐我。我回答說，按照我們先前的約定，他們可以把我当做intermédiaire〔調停人〕，但决不能把我当做dénonciateur〔吿密者〕叫来。于是他对我說：《Vous avez l'air de vouloir vous interposer comme ambassadeur entre moi et ces réfugiés，pour traiter de puissance à puissance》.〔“您似乎想承担一位大使的职責，在我和这些流亡者之間进行調停，就像是两个平等国家間举行談判一样。”〕我回答說：《Je n'ai pas 1'ambition d'être accrédité ambassadeur près de vous》.〔“我沒有在您这儿当大使的奢望。”〕确实，我也沒有受到任何大使的礼遇，便被攆出門外了。在回来时，我得知比和伊二人剛被找到，遭到逮捕而且被带走了，旣然如此，我可以认为上述的威胁已經消除了。但是我沒有考虑到4月1日；在1852年的这个倒霉的日子，一位警吏在街上拦住我，要我跟他去市政局，說局里似乎要問我什么事。在那里，国务参事图尔特，管理驅逐流亡者事务的日內瓦委員（当时在日內瓦管理同样事务的联邦委員特罗格的ad latus〔助理員〕）对我說，我已被驅逐，因此他应当立即把我送到伯尔尼，他表示非常遺憾，因为州当局对我沒有任何恶感，但是联邦委員坚持要驅逐我。我請求引我去見联邦委員，但他回答說：《Non，nous ne voulons pas，que le comissaire fédéral fasse la police ici》.〔“不行，我們不願联邦委員干这儿的警务。”〕但是这同他先前的話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完全把他的日內瓦国务参事的角色演糟了，因为这个角色在于用自由派的姿态抵制联邦当局的驅逐要求，而只是在暴力下让步，但同时甚至高兴地或者恭順地听命于gentle pressure〔輕微的压力〕。这一角色的另一特点是：背着被驅逐的人說他是奸細，为了‘正义事业’不得不加以驅逐……所以，图尔特事后对流亡者們說，他应当把我赶走，因为我同联邦委員勾結，而且同他一起反对他的（图尔特的）旨在保护流亡者的措施，也就是我同那位——使图尔特非常遺憾——下命令驅逐我的委員进行秘密活动！Quelles tartines〔眞是胡說八道！〕多么虚伪和矛盾！而且这一切是为了少許的aura popularis〔一时的声望〕。当然，这位先生之所以官运亨通，只是由于能随風轉舵。联邦委員会里就只缺少这位日內瓦大会議和日內瓦国务会議的議員，瑞士联邦院或国民院的議員，生来糊塗的参事来确保瑞士的安宁；难怪这样写着：Providentia Dei et confusione hominum Helvetia salva fuit〔神的意志和人的迷惘拯救了海尔維第〕。”
席利到达倫敦之后，向雷贊（下面要談到这个人）影响下的日內瓦“独立报”送去一項抗議图尔特誹謗的声明，这家报紙不久前尖銳地抨击过“自由派faiseurs〔耍花招的〕在驅逐流亡者出瑞士时”所使用的愚蠢的誹謗攻击；这項抗議沒有被接受。
席利继續写道：“从日內瓦市政局出来，就进了监獄，第二天，在警察的押送下，乘邮車从监獄去伯尔尼，德律埃先生把我在伯尔尼的一座所謂古塔內严密监禁了两星期……”
德律埃在同被监禁的席利的通信（往下将談到这些信件）中把全部过錯都推給日內瓦州，可是图尔特又說全是联邦当局的过錯，日內瓦州当局对席利决沒有任何恶感。不久前，日內瓦的法院偵查員雷贊向他作过同样的保证。关于这位先生，席利这样写道：
“趁1851年夏日內瓦举行联邦射手节的机会，雷贊作了用法文和德文出版的‘联邦射手节通报’的編輯，幷聘請我为撰稿人，答应給我300法郞的报酬；我的工作是flagrante delicto〔現場〕記录委員会主席图尔特的德文欢迎詞和吿別詞。这个任务（我要对图尔特表示感謝，虽然是过迟的感謝）对我来說是輕而易举的，因为他差不多每次都用同一套热烈的言詞向不同的射手代表团讲話，只是根据他所祝賀的是伯尔尼的熊、还是烏利的牛或是联邦的其他組織而稍加改变；因此当重彈‘一旦发生危險，我們将如何如何’的老調时，我可以安然擱笔。雷贊問我为什么这样做时，我就回答：《c'est le refrain du danger，je le sais par coeur》.〔“这个关于危險的老調我已經背熟了。”〕但是，雷贊幷沒有付給我辛辛苦苦应得的300法郞，而是唉声叹气地給我100法郞，但要我继續为他准备在日內瓦創办的政治性刊物撰稿，他創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不依賴任何現存党派，在各个方面，特別是对当时的‘自由主义的’法济—图尔特政府进行斗爭，尽管他本人也是屬于这个政府的。他非常适合干这样的事情，像他自己經常吹噓的，准备《d'arracher la peau à qui que ce soit》〔“剝掉任何人的皮”〕……为此目的，当我因为联邦射手节的劳集在瑞士旅行的时候，他委托我为这一事业籠絡关系，这事我已照办，回来后还向他做了书面汇报。但是，在这期間刮起了完全不同的一股風，以全速把他从海盜航行中吹进現存政府的安靜的港灣。J'en étais donc pour mes frais et honoraires〔这样，我就得自己承担一笔花銷和失去一笔报酬〕，我一直要他偿付这笔报酬，但都白費勁，虽然他已經成为一个富翁……在我被捕前不久他还向我发誓說，他的朋友图尔特向他保证，根本談不到我会被驅逐的問題，因此我不必采取措施来防备日拉的威胁等等……我在监獄古塔de profundis〔深处〕給他写了一封信，請他給我一点欠我的錢，幷請他解釋发生的事（指我的被捕等），尽管他向送信人保证滿足我的要求，但一直沒有給我回信。
……数月后，科（一个可靠的沒有成見的人）写信吿訴我，我被驅逐是流亡的議員們一手造成的，这一点已由拉尼克尔在信中的附言mordicus〔确凿〕证实了。許多深知底蘊的人也表示了这种看法，后来我曾經得到机会亲自同他們談过这件事情……然而我可不是鬣狗萊納赫那样的議会野心家，每天把已經归天的帝国摄政福格特从帝国的坟墓中拉到伯尔尼的餐桌上，使他自己像‘被鎖鏈鎖住的普罗米修斯’的化身那样坐着，而entre poire et fromage〔在吃最后一道甜食的时候〕便把木乃伊及其化身貪婪地呑下去，引起普遍的震惊。的确，我不是議会功勛的崇拜者。恰恰相反！但是，难道这些先生們因此就想通过把我驅逐出帝国——瑞士也包括在帝国之內，因为在瑞士埋葬了帝国宪法和最后一次帝国国会閉幕式——的办法来对我施加报复嗎？我倒是认为，他們要对我进行迫害，恐怕是如我前信中說的：由于議会对我、貝克尔和几个日內瓦公民組織的日內瓦流亡者委員会感到憤懑……究竟为什么这些先生們要夺取流亡者之間分配救济金的权利，他們的意見是不一致的。他們之中有一些人（包括巴登小議会的邓策尔）采取的办法同我們的做法不同，他們不是打算用这些錢来帮助特別困难的工人，而是想主要用来安撫有职业的受难者、革命英雄、过慣好日子的祖国的儿子們……手工工人們說得好，Is fecit cui prodest〔对誰有利，誰干〕。由于我的活动确实对这些先生們不便，因此就产生了他們利用自己在領导阶层中的威信来淸除我的想法。大家知道，他們曾利用过aurem principis〔上司的耳朵〕，总之，他們离这只耳朵很近，要低声說些我如何不安分的話是很方便的，特別是，他們不止一次地在princeps〔首領〕图尔特的周圍聚集过……”
席利讲述了他从伯尔尼古塔出来被押送过巴塞尔法国国界之后說：
“至于流亡者的放逐費用，我希望这笔費用决非由联邦国庫負担，而是由神圣同盟支付。在我們踏上瑞士国土一段时間以后，有一天，奧里珈公主同伯尔尼的俄国代办正在伯尔尼的一家旅館里进餐。Entre poire et fromage.（同可怕的萊納赫sans comparaison〔不能相比〕），公主对她的对方說：《Eh bien，Monsieur le baron，avez-vous encore beaucoup de réfugiés ici？》〔“哦，男爵先生，你們这里还有很多流亡者嗎？”〕那一位回答說：《Pas mal，Princesse，bien que nous en ayons déjà beaucoup renvoyé.M.?ruey fait de son mieux à cet égard，et si de nouveaux fonds nous arrivent，nous en renverrons bien encore》.〔“不少，公主，虽然我們已經送走許多。德律埃先生正在尽力而为，如果我們得到新的救济金，我們还会送很多人走。”〕这段話是当时侍候他們的一个侍役听到后轉吿我的，在維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他曾是我指揮下的一名志願兵。”
在席利被驅逐的时候，他的行李神秘地丢失了，再也沒有找到。
“这些东西怎么会在哈佛尔从德国移民的車厢的行李堆中突然失踪（我們在巴塞尔由移民局代办克林科关进这节車厢，克林科受到联邦当局委派，把我們遣送到哈佛尔，而且流亡者的行李同移民的行李是完全混在一起的），至今还是一个謎；这只有借助流亡者的名单和他們的物品单才能发生。或許瑞士駐哈佛尔領事——商人万納尔更淸楚这事，我們是先到他那里再继續被遣送的。他答应全部賠偿損失。后来德律埃在給我的一封信中也证实了这一諾言，为了在联邦委員会辯护我的起訴，我把这封信寄給了伯尔尼的律师福格特。但是他至今沒有寄还这封信，也没有对我寄給他的信作任何答复。而1856年夏天我遭到联邦委員会的坚决駁回，而且对这个决定幷沒有作任何說明……
但是，所有这些以及宪兵押送和带着手銬等等的驅逐，如果同遣送所謂巴登人中的較輕罪犯回国相比，同在睦邻协議的幌子下以特殊的关切进行的遣送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后者領有特制的通行证和回国后立即去地方当局登記的命令，他們得不到从事自己职业的机会，只能用各种各样方法贖自己的罪。用这种办法引渡过来的这些人（因为引渡这个詞是最合适的）所默默忍受的痛苦，还有待历史家来記載和复仇者来报复。
瑞士的塔西佗在談到瑞士的时候說，‘一个人如果被人指出缺点而仍不失为偉大’就应該对那个人加以贊揚。値得这样贊揚的材料幷不缺乏；这种贊揚不会損害它一根毫毛……qui aime bien châtie bien〔爱得深，責得严〕。实际上，我这方面总是对瑞士怀着始終不渝的同情。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和人民。瑞士人随时准备熟练地使用保存在家里的火枪，以維护光荣的历史傳統，維护經济中的优良的現代成果，因而在我的心目中，他們非常値得尊敬。他們应当得到別人的同情，因为他們同情別人爭取美好命运的斗爭。瑞士的一个农民为德国南部起义失敗感到煩恼，他說，‘我宁願让我們上帝的那一对最好的天使死掉也比这好’。也許，他不会用他自己的馬車为这事去冒險，宁可拿他自己的生命和火枪去冒險。因此，瑞士人即使由于有自己的世襲产业和为了保卫这些产业而保持中立，他們的心灵深处幷不是中立的。况且包藏着他的美好的內核的中立的旧壳，显然受不了这一切外人的踐踏——这正是中立的实质——，它很快会破碎，于是气氛也就澄淸了。”
席利的信就是这样。他在伯尔尼监獄的塔楼中，不可能同德律埃会面，但是同这位先生通了信。席利写信問他被捕的理由，幷要求允許他向伯尔尼的律师維斯进行法律上的諮詢，德律埃在1852年4月9日这样答复說：
“……日內瓦当局决定把您驅逐出該州，命令逮捕您幷把您解送到伯尔尼由我部处理，因为您是最不安分的流亡者之一，企图窩藏伊和伯，而您是有責任向当局报吿这两个人的。由于以上原因，幷且由于您继續留在瑞士将損害瑞士联邦的国际关采，所以联邦委員会决定把您驅逐出瑞士国境等等……由于逮捕您的目的幷不是要把您提交刑事法庭或違警法庭，而是考虑国家安全所采取的一种措施………所以您沒有必要向律师諮詢。此外，在按照您的請求允許您同律师維斯先生会晤以前……我想知道这次会晤的目的。”
席利經过再三申請才被允許給他在日內瓦的朋友写的一切信件，事先都經过德律埃先生的檢查。席利在一封信中用了这样的話：《Vae victis》〔“嗚呼，战敗者”〕。于是，德律埃在1852年4月19日給他的信中写道：
“您給雅[208]先生的信中說：《Vae victis》……您是否想說，联邦当局以对待战敗者的态度对待您？如果是这样，那末这是一种欺騙性的攻击，我必須对此提出抗議。”
席利在1852年4月21日答复大权在握的德律埃說：
“联邦委員会参事先生，我不认为这样形容对我采取的措施就应当被指責为欺騙性的攻击；至少这种指責不能使我放棄我是受到殘酷对待的想法；恰恰相反，一个破监禁者从监禁他的人那里得到这样的回答，我认为是更增加了殘酷。”[209]
1852年3月底，在席利被捕和其他非議員流亡者被驅逐以前不久，反动的“日內瓦报”刊登了各色各样的关于日內瓦的德国流亡者策划共产主义密謀的謠言：特罗格先生正在忙于收拾窩藏着84条共产毒龙的德国共产分子的窠穴等等。除了这家反动的日內瓦报紙以外，还有屬于議会帮的伯尔尼的一个文丐——可以設想是卡尔·福格特，因为他在“主要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标榜自己有过从共产主义流亡者手中拯救瑞士的荣幸——用笔名《SS》在“法兰克福报”上散布类似的謠言。例如，他写道，由共产主义者組成的日內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員会由于不合法地分配救济金而垮台，已由一些正派人（議員）組成的一个委員会取代，这些人将很快結束这种混乱現象；其次，日內瓦的独裁者看来終于开始服从联邦委員的命令，有两个屬于共产主义派別的德国流亡者被捕，幷已从日內瓦解到伯尔尼等等。巴塞尔出版的“瑞士国民报”597在1852年3月25日第72号上刊登了日內瓦的答复，其中提到：
“任何不具成見的人都知道，正像瑞士仅仅致力于巩固和根据宪法发展自己的政治成果那样，本地留下的少数德国流亡者所做的只是赚取每日的面包和一些毫无危害性的事情，关于共产主义的神話，只是庸俗的幻想家和政治上或本身有利害关系的吿密者的臆想。”
文章指出“法兰克福报”駐伯尔尼議会的通訊員就是这样的一个吿密者，然后以下面的話作为結束：
“本地的流亡者认为，他們中間有許多像往昔的‘帝国的比德曼和巴塞尔曼之流’的所謂‘正派人’，他們由于怀念祖国的肉鍋598，企图以这种反动的卑鄙勾当来求得本国君主的寬恕；但願他們立即一路順風，免得再敗坏流亡者和让他們避难的政府的名声。”
流亡的議員們知道，席利是这篇文章的作者。3月25日的巴塞尔“国民报”发表了这篇文章，4月1日席利就无緣无故地被捕了。《Tantaene animis celestibus irae？》〔“神灵的怒火是不是这样强烈？”〕[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