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格特和“新萊茵报”
《Sîn kumber was manecvalt》
〔“他的忧愁是多种多样的。”〕
福格特本人声明，他在“主要著作”里“必須”（同上，第162頁）“闡明他本人对这个集团〈馬克思之流〉的态度”。但奇怪的是，他所談的冲突，都是他从未經历过的，而他所經历过的冲突，却又是他从来不談的。因此，我不得不把他的荒誕的故事同少許眞情实况对照一下。如果翻閱一下“新萊茵报”合訂本（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那就会发現，在1848年，除了唯一的一次例外，福格特的名字旣未見于“新萊茵报”的社論中，也未見于該报的通訊中。他的名字只是出現在有关議会辯論的日常报道中，而且，法兰克福的这些报道的撰写人为了取悅于福格特先生，从来都不忘記认眞地写上“他发表的演說”所博得的“掌声”。我們看到，当法兰克福議会右派拥有像利希諾夫斯基那样的喜剧小丑和像馮·芬克那样的馬戏团小丑的联合力量时，左派却只好滿足于福格特一个人扮演的单人滑稽剧。我們了解，他需要夸奖——
《that important fellow，the children's wonder—Signor Punchinello》，
〔“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孩子們的活宝——潘奇內洛先生，”〕
因此，我們就让这位法兰克福的通訊員去为所欲为。1848年9月中以后，报道的語气开始有了轉变。
在辯論馬尔摩停战协定中用夸張的革命空談来煽动起义的福格特，在紧要关头却竭力阻撓接受那些由普芬斯特瓦得人民集会提出的幷得到一部分极左派分子贊同的决議424。在街垒战失敗，法兰克福变成一座兵营，幷在9月19日宣布戒严之后，同是这个福格特却同意立即討論察哈里埃提出的关于贊同帝国內閣迄今采取的各項措施幷向帝国軍队表示感謝的建議。在福格特登上讲台之前，甚至連費奈迭也反对“立即討論”这些建議，他宣称：在这样的时刻进行这类辯論，是同議会的尊严不相容的。但是福格特胜过了費奈迭。为了惩罰这种做法，我在議会的报道中，在“福格特”这几个字上加了“空談家”几个字，这是对法兰克福通訊員的一种言簡意賅的暗示。
同年10月，福格特不仅不再在当时蛮横无礼、反动透頂的多数派面前玩弄一套把戏，——这是他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敢在（代表施潘道要塞的）戚美尔曼10月10日代表大約40名議員提出的反对保卫国民議会法425的抗議书上签名。戚美尔曼說得很对，这一法律是对三月革命所爭得的各項人民权利——集会、言論和出版等自由的一种极端无耻的侵犯。甚至艾森曼也提出了类似的抗議。但福格特胜过了艾森曼。当他后来在建立中央三月同盟426期間又开始大摆架子时，他的名字終于在“新萊茵报”（1848年12月29日的一号）的一篇文章中出現了；这篇文章把三月同盟称做“反革命的不自觉的工具”，把它的綱領駁得体无完肤，而把福格特描繪成一位两面派人物的一半，另一半是芬克。十多年以后，这两位“未来的大臣”看出了他們的血緣关系，便把瓜分德国当做他們团結的座右銘。
不仅是三月同盟后来的“发展”证明我們对它的估計是正确的。海得尔堡人民同盟、布勒斯劳民主同盟、耶拿民主同盟等等都輕蔑地拒絕了它那糾纏不休的拍馬拉攏手段，而曾經加入該同盟的那些极左派代表人物于1849年4月20日发表的退盟声明，也都证明我們在1848年12月29日提出的批評是正确的。然而，心平气和、寬宏大量的福格特却决心要用他的高尙情操使我們慚愧得无地自容，这一点可从下列一段引文中看出：
“‘新萊茵报，第243号，科倫1848年3月10日。‘所謂帝国議会’的法兰克福的所謂‘三月同盟’，竟厚顏无耻地給我們寄来了如下一封石印的信件：
‘三月同盟决定編制一份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給我們支配的所有报紙的名单，幷分发給和我們有联系的一切同盟，以便在这些同盟的协助下，使上述报紙优先得到有关的公吿。在把这份名单通知你們时，我們认为沒有必要提請你們注意收費的公吿对报紙来說是整个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的意义。
中央三月同盟理事会
1849年2月底于法兰克福’
‘新萊茵报，也被列入了随信附来的报紙名单，——据說这些报紙都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給三月同盟支配，三月同盟的拥护者都应当把‘有关的公吿，优先供給这些报紙刊載，——幷且还加了一个光荣的星标。現在我們特作如下声明：我們报紙的版面从来沒有提供給这个所謂三月同盟支配……因此，旣然三月同盟也把我們的报紙列入确实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給它支配的报紙的石印名单，幷称为它的机关报之一，那末这簡直是对‘新萊茵报’的誣蔑，是三月同盟的庸俗吹嘘……
对于財迷心窍、耽于竞爭的爱国志士們关于收費的公吿对报紙来說是整个企业的收入来源的意义这个齷齪的意見，我們当然不打算回答。‘新萊茵报’在一切方面都始終和爱国志士們不同，而尤其和他們不同的是，它从来沒有把政治运动看做投机勾当或收入来源。”427
在“新萊茵报”断然拒絕了福格特之流提出的收入来源之后不久，在这个中央商务同盟[62]的一次会議上，有人泪流滿面地說該报是“純德国式爭吵”的典范。在我們回答这种哭訴的那篇文章的結尾（“新萊茵报”第248号），我們把福格特叫做“一个在省的大学区的小飯館中高喊的人和一名不称职的帝国的巴罗”428。誠然，在皇帝問題上，他当时（3月15日）还沒有走上极端。可是我們一眼就看穿了福格特先生，因而能够把他未来的叛变活动——他本人对这种活动暫时也还是不淸楚的，——看做旣成事实。
不过，在这以后，我們就把福格特及其同伙交給那位年輕的、旣有才智又有胆略的施略費尔去摆布。施略費尔是3月初从匈牙利来到法兰克福的，从此以后就向我們报吿帝国蛙池里的風波。
在这段时間里，福格特竟堕落到这步田地，——当然，这种情况与其說是“新萊茵报”造成的，不如說是他自己造成的，——以致巴塞尔曼敢于在1849年4月25日的会議上把他斥之为“变节分子和叛徒”。
“新萊茵报”的一位編輯弗·恩格斯，由于参加爱北斐特起义而不得不逃亡429。一再想通过法律手續迫使我保持沉默的企图在陪审法庭上遭到失敗，而政变內閣的机关报“新普魯士报”430一再揭发“‘新萊茵报’的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63]”，——“同这种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比較起来，1793年的‘通报，也要黯然失色”（見“新萊茵报”第299号）431，——在这以后，我本人也很快被驅逐出普魯士了。这种“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在普魯士的一个要塞城市里，在得胜的反革命势力企图用无耻的殘暴态度来炫耀一番的时候，是完全适得其所的。
1849年5月19日，出版了“新萊茵报”的最后一号（用紅色油墨印的一号）。在“新萊茵报”存在期間，福格特一直保持忍耐和沉默。一般說来，如果某个議員要表示抗議，总是用一种彬彬有礼的方式来表示的，——大致是这样：
“閣下！我对貴报提出的尖銳批評頗为重視，因为它对所有政党和所有人都是同样严格的。”（見1849年2月11日第219号，韦森东克的抗議）
“新萊茵报”停刊一个星期以后，福格特終于认为久已等待的机会已經到了，在議会不可侵犯这一面盾牌掩护下把长期积聚在他內心深处的“物质”轉变为“力”432的时刻已經到了。“新萊茵报”的一位編輯威廉·沃尔弗，代替一位已故的西里西亚議員，进入“已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的法兰克福議会。
要了解下面叙述的在1849年5月26日議会会議上出現的情景，就不应忘記：当时德勒斯頓的起义和萊茵省其他地区的局部发动已被鎭压下去，巴登和普法尔茨正面临帝国的干涉，俄国的主力部队正开往匈牙利，最后，帝国內閣簡单地宣布議会的一切决議无效。議事日程上有两篇“吿德国人民书”：一篇是烏朗特根据多数派的意图草拟的，另一篇則出自三十人委員会中屬于中間派的成員們之手。433会議主席是达姆斯塔德人雷[64]，他后来成了兎子，幷且也“脫离”了处于“土崩瓦解”状态的議会。我不妨来引证一下記圣保罗敎堂里开会情况的官方速記記录（第229、228号）。434
布勒斯劳的沃尔弗：
“諸位先生！我之所以报名发言反对多数派草拟的幷在这里宣讀过的吿人民书，因为我认为它根本不适合当前的局势，因为我觉得它太軟弱无力了，只能用来当做一篇文章在起草这篇吿人民书的那个党的日报上发表，但是不能把它当做吿德国人民书。旣然剛才还宣讀了另一篇吿人民书，那我就順便指出：我要更强烈地反对这一篇，至于反对的理由，我觉得用不着在这里說明。（中間派发出叫喊声：为什么用不着？）我談的只是多数派的吿人民书；实际上，它是写得非常温和的，甚至連布斯先生都說不出很多的反对意見，而这当然是对吿人民书的一种最坏的介紹。不，先生們，如果你們还想对人民多少起一点影响，那你們就不应該像在吿人民书里那样对人民說話；你們不应該談合法性、法制基础以及諸如此类的东西，而应該像各国政府那样、像俄国人那样談非法性，而我所指的俄国人是普魯士人、奧地利人、巴伐利亚人、汉諾威人。（場內騷动和笑声）我把他們全都归在一个共同的名称——俄国人——之下。（全場活跃）是的，諸位先生，就是在这次会議上也有俄国人的代表。你們必須对他們說：‘正如同你們站在合法的立場上一样，我們也站在合法的立場上。’这就是暴力的立場，你們也要順便說明，对你們来說，合法性就是用暴力、用組織精良的作战纵队去对抗俄国人的大炮。如果眞的需要发表一篇吿人民书，那你們就发表一篇直截了当地宣布帝国摄政王[65]这个天字第一号人民叛徒不受法律保护的吿人民书。（喊声：守秩序！旁听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宣布所有大臣也不受法律保护。（騷动又起）喂，別打断我的話；他是天字第一号人民叛徒。”
主席：“我认为，沃尔弗先生違背和破坏了許可的一切界限。他不能当着这个議会把大公——帝国摄政王叫做人民叛徒。因此，我必須叫他守秩序。同时，我最后一次要旁听席上的人不要用这种方式干涉我們的辯論。”
沃尔弗：“我接受叫我守秩序的要求，我声明：我是要破坏秩序；他和他的大臣們是叛徒。”（場內喊声四起：守秩序，眞是魯莽无礼！）
主席：“我必須剝夺您的发言权。”
沃尔弗：“好吧，那我抗議；我是想代表人民在这里讲話，讲人民所想的話。我抗議用这种精神草拟的任何吿人民书。”（全場情緒非常激昂）
主席：“諸位先生，請允許我讲几句話。諸位先生，剛才发生的意外事件，我可以說，是議会在这里开会以来的第一个事件。”（的确，它是在这个辯論俱乐部里发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事件。）“在这里，还不曾有一个发言人說过：他存心想破坏秩序，破坏本議会的根基。”（施略資尔在4月25日的会議上，在同样叫他守秩序时說道：“我接受叫我守秩序的要求，而且我乐意这样做，因为我希望，完全按照另一个样子要求本議会守秩序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
“諸位先生，我很遺憾，剛当上議員的沃尔弗先生竟这样地初次登台〈雷是把一切事情都当做喜剧看待的〉。諸位先生！我叫他守秩序，是因为他竟敢粗暴地破坏我們对帝国摄政王大人表示必需的尊敬和关怀的責任。”
会議继續进行。哈根和察哈里埃发表了长篇演說，一个贊成多数派的吿人民书，另一个反对。最后站起来的是
（吉森的）福格特：“諸位先生！請允許我讲几句話，我是不会使你們听得疲倦的。議会今天已不是去年开会时的那个样子了，先生們，这是千眞万确的，我們要感謝上蒼〈“盲目信仰”的福格特在感謝上蒼！〉，因为議会已变成这个样子”［geworden wird］〈是的，geworden wird！[66]〉，因为那些不再相信本国人民，幷在决定关头背叛人民事业的人已同議会分道揚鑣了！先生們，我請求发言〈这就是說，剛才这套表示謝意的祁禱只不过是一堆廢話〉，为了保护从詩人心灵中〈福格特变得富于灵感了〉涌入这篇吿人民书里去的水晶般淸彻的激流〈保护激流〉，反对为了堵塞它〈然而激流不是早已为吿人民书所吸收了嗎？〉而向它投去或向它扔去的不体面的骯髒的东西，——我这样做，为的是保护这些話〈激流就像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在福格特那里都变成話〉，反对在最近这次运动中聚集起来的、幷威胁着要把那里的一切都淹沒和弄髒的垃圾。是的，諸位先生！这〈即垃圾〉也就是垃级和骯髒的东西〈垃圾就是骯髒的东西！〉，有人用这种方式〈哪种方式？〉把骯髒的东西向所有只要能认为是干凈的东西投去，我对这类事〈什么事？〉竟能发生，表示极大的憤怒。”（极大的憤怒的福格特，quel tableau！〔多妙的一幅图画啊！〕）
他所說的——都是垃圾[67]。
沃尔弗对烏朗特草拟的吿人民书只字未提。主席一再要求他守秩序，他之所以掀起这一場軒然大波，是因为他宣布帝国摄政王和他的所有大臣們都是人民叛徒，幷且要求議会宣布他們是人民叛徒。但是，这位“大公——帝国摄政”、这“老朽的哈布斯堡”（福格特“硏究”第28頁）和“他的所有大臣們”，对于福格特来說，都是“所有只要能认为是干凈的东西”。他同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一齐歌唱：
des fürsten milte ûz ôsterrîche
fröit dem süezen regen gelîche
beidiu liute und ouch daz lant.[68]
福格特是不是那时就已經同約翰大公有了“科学关系”，像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見“主要著作”，文件，第25頁。）
十年以后，同是这个福格特在他的“硏究”里（第27頁）說：
“无論如何，下列事实是肯定无疑的：就像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首領們低估了約翰大公的才干一样，法国国民議会和它的首領們也曾低估过路易-拿破侖的才干；这两个狡猾的家伙之中的每一个，都在自己范圍內使［他的低估者］因所犯的錯誤付出很高的代价。当然，我們决沒有把这两个人等量齐观。令人惊異的恬不知耻等等〈路易·波拿巴的〉。——这一切都证明他比老朽的哈布斯堡大为优越。”
在同一次会議上，沃尔弗曾通过济克馬林根的議員維尔特轉吿福格特，要同他用手枪进行决斗，可是当上述的福格特决定为了国家的福利要保下自己的人皮时[69]，沃尔弗就以体罰来威胁他。但是，当沃尔弗从圣保罗敎堂走出来，看見大胆查理由两位妇人左右陪伴着的时候，他不禁捧腹大笑起来，幷让他听天由命去了。虽然沃尔弗也是一只有狼牙和狼心的狼，可是他在女性面前却成了一只羔羊。他所采取的唯一的、而且是不痛不痒的报复手段，就是发表在“新萊茵报評論”（1850年4月号第73頁）上的一篇題为“来自帝国的补充資料”的文章，該文在談到前帝国摄政时說：
“在这些危急的日子里，中央三月同盟的成員們表現得異常勤奋。他們在离开法兰克福之前，就向各地的三月同盟以及德国人民号召說：‘同胞們！敲十一点钟了！’他們又从斯图加特发布了一篇呼吁建立国民軍的‘吿德国人民书’，——然而，中央三月同盟时钟的指針却停在老地方，或者时钟上的刻度Ⅻ就像夫賴堡大敎堂时钟上的刻度一样被弄掉了。总之，吿人民书里又說：‘同胞們！敲十一点钟了！’啊，如果这个钟点早一些敲响，至少在那时，即在中央三月同盟的英雄卡尔·福格特为了滿足他本人的需要和为了滿足庆賀他的那个抱怨派的需要而在紐倫堡[70]葬送法兰克尼亚革命时435敲响，那該多好；啊，如果它向你們敲，而且敲穿你們的脑袋，那該多好！……摄政政府在夫賴堡政府大厦內設了办公室。卡尔·福格特摄政（他同时是外交大臣和其他許多部的首脑）在这里也非常关切德国人民的幸福。在經过长时間的不分昼夜的硏究之后，他完成了一項非常适时的发明：‘帝国摄政政府的护照’。这些护照幷不复杂，是石印的，但很漂亮，而且可以免費領取，份数随便。这些护照只有一个小缺点：它們只在福格特的办公窒里才有效。也許，某一份护照以后会在某一位英国人搜集的古董堆里找到一席之地。”
沃尔弗沒有学格萊納的样。他幷沒有在“評論”“出版之后”“馬上就动身到美国去”，而是又在瑞士呆了一年之久，等待州官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