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硫磺帮334
Clarin：Malas pastillas gasta；
…hase untado
Con ungü ento de azufre.
（Calderon）[2]
在奧格斯堡地方法院里，海尔曼律师委婉地把他的那个长得像球儿似的委任人、疑虚堡的世襲州官335称之为“圓滿的人物”[3]；这位“圓滿的人物”是这样开始他的“长篇历史故事”的：
“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間，有一群人以硫磺帮知名，或者也以制刷匠帮这一同样別致的名字著称；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漸聚集在倫敎，幷在那里把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們的著名首領。这些同行們的政治原則是无产阶級专政，等等。”（卡尔·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訴訟”1859年12月日内瓦版第136頁）
載有这一重要消息的这本“主要著作”336，出版于1859年12月。但在八个月以前，即在1859年5月，这位“圓滿的人物”在俾尔“商业信使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337，这篇文章应当看成是上述更为冗长的“历史故事”的綱要。我們不妨来看一看原来的文字：
俾尔“推銷員”这样写道：“从1849年革命发生轉折时起，有一帮流亡者逐漸在倫敦聚集，其成員当（！）时在瑞士流亡界以制刷匠帮，或硫磺帮著称。他們的首領是馬克思，即科侖‘萊茵报’的前編輯，他們的口号是社会共和国、工人专政，他們的职业是組織同盟和策划密謀。”（这段話又轉載在“主要著作”中。第三編，文件第7号，第31、32頁）
这帮“在瑞士流亡界”以硫磺帮著称的流亡者，过了八个月以后，在更多的人面前，竟变成了“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一大伙人，而且“在流亡者中間”都以硫磺帮著称了。这是卡尔·福格特的老祖宗、不朽的約翰·福斯泰夫爵土[4]兴高采烈地讲述的那个关于草綠色麻布衣的老故事。这位爵士現在又借卡尔·福格特的肉身还魂了，而且絲毫也未减当年的風韵。从俾尔“推銷員”的原来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无論硫磺帮或者制刷匠帮，都是瑞士的土产。現在就让我們来看一看它們的发展史吧。
我从朋友們那里得知，在1849年到1850年間，的确有一个取名硫磺帮的流亡团体曾在日内瓦盛极一时；幷且得知，倫敦西蒂区有一位著名商人西·路·波克罕先生能够提供有关这个独特团体的发生、发展和瓦解的詳情細节，于是我就在1860年2月写信給这位我当时还不相識的先生，会面之后，我眞的从他那里得到了下列扼要材料，現在我把它照抄如下：
“1860年2月12日于倫敦万茲沃斯路林苑协会18号
敬爱的先生：
尽管我們九年来都住在同一个国家里，而且大部分时間还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但是三天以前我們还互不相識。不过您的設想是完全对的：我不会拒絕向您这位流亡中的难友提供您所希望获得的材料。
那末，現在我就来談談硫磺帮。
1849年，我們起义者离开巴登以后，有一些年輕人很快就到了日内瓦，其中有的是被瑞士当局送到那里去的，有的是自願去的。这是一些大学生、士兵或者商人，有的在1848年以前在德国就是朋友，有的是在革命时期互相結識的。
当时流亡者的心情很不愉快。所謂的政治領导者彼此推卸失敗的責任。軍事領导者为了退却中的进攻、側敌运动和进攻中的退却而相互責难。流亡者彼此罵对方是資产阶級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大家都发傳单，这种傳单絲毫无助于使大家平靜下来。仿佛到处都是奸細。除此而外，大多数人的衣着都破烂不堪，而且許多人都面带饥色。上述年輕人，就在这种可悲的情况下，結成一个亲密的小团体。这些人是：爱德华·罗森勃魯姆，一个出生在敖德薩的德国人；曾在萊比場、柏林和巴黎学过医；
麦克斯·康海姆，弗劳施塔特人，商业职員，革命爆发时是近卫軍炮兵里为期一年的志願兵；
科尔恩，柏林的化学技工、药剂师；
貝克尔，萊茵区的工程师；还有我本人。我于1844年在柏林維尔戴中学毕业以后，就在布勒斯劳、革利夫斯瓦特和柏林上大学；1848年革命前夕，我在故乡（格洛高城）当炮手。
我想，当时我們沒有一个人超过24岁。我們彼此住得很近，有一个时期，甚至全住在大草地街的同一所房子里。在这个小国家里，很少有机会找到职业，因此，我們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要因流亡者的普遍貧困而苦恼和沮丧，不要抱有政治上麻木不仁的情緖。气候和自然景色都是非常宜人的，——我們幷不否认我們勃兰登堡的过去，我們认为die Jegend jottvoll〔这个地方是天堂〕[5]。我們当中誰要有什么东西，就是大家共有的，如果我們全都一无所有，那我們就会找到一些好心腸的小飯館老板，或者別的好心人，他們一看到我們这些年輕人如此乐观，都乐于賒一点东西給我們。大槪我們这些人都显得非常老实而又如痴如狂的緣故吧！在这里，应当以感激的心情提到‘欧罗巴’咖啡店老板伯尔登，他不仅眞正是源源不断地‘貸款’給我們，而且还‘貸款’給德国和法国的其他許多流亡者。1856年，在离开了六年以后，我从克里木回来的途中訪問了日内瓦，去偿还我欠他的債务，这只不过是为了向他表示我这个善心的‘浪子’的謝意。这位好心的又肥又胖的伯尔登感到很惊奇，他要我相信，我是給他这种愉快的第一个人，虽然他曾借給流亡者一两万法郞，而这些人早已被放逐到四面八方去了，可是他一点也不感到懊悔。他非常热情地問起我的一些密友的情况，但幷沒有提起債务問題。可惜我能够吿訴他的却很少。
言归正傳，我現在还是回头来談1849年。
当时我們常常暢怀痛飲和尽情高歌。我記得，我們的座上有过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流亡者，其中包括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这种dulci jubilo〔亲密无間的欢乐气氛〕中度过的愉快夜晚，大家都觉得是整个流亡生活荒漠上的綠洲。有些当时已經是日内瓦州大会議議員或者后来成了議員的朋友們，有时也来参加我們的酒宴，借以休息一番。
目前正在此地的李卜克内西，九年中我只在街上偶然碰見过三四次，当时也常常同我們在一起。有些大学生、博士、过去的中学同学和大学同学，在假期旅行期間，他們往往同我們一起喝酒，往往喝不少杯啤酒和好几瓶物美价廉的馬康葡萄酒。我們有时竟整天整天地、甚至整周整周地在日内瓦湖上遨游而不登岸。我們高唱情歌，手彈吉他，在靠隆瓦或瑞士湖畔的別墅窗前‘討取欢心’。
应当承认，我們这些血气方剛的靑年人有时不免干出荒唐的越軌事情来。在这样的时候，那位非常好的、現已去世的阿伯特·加累尔——日内瓦公民法济的一位有点名气的政敌，就用极其友好的語气吿誡我們。他說：‘你們眞是一些发了瘋的小伙子。不过說实在的，你們在这种毫无乐趣的流亡生活中还能保持这种愉快心情，說明你們的身体幷沒有变弱，你們的精神幷沒有頹唐。这可需要相当大的韌性。’这算是这位好心人对我們的最严厉責备了。他当时是日内瓦州大会議議員。
至于决斗，据我所知，只有过一次，那是我同一位R…n先生用手枪进行的。但是，决斗的原因根本不是政治性的。我的助手是日内瓦的一位只会讲法語的炮兵，而公证人則是年輕的奧斯卡尔·加累尔，即上述的那位大会議議員的弟弟，可惜他在慕尼黑上大学时，因患伤寒而早逝了。罗森勃魯姆和一位巴登的流亡者——馮·F…g中尉之間，本来也有一次决斗，但也不是政治性的；这个馮·F…g中尉后来很快就返回祖国，大槪又参加了重建的巴登軍队。由于恩格斯先生——大槪就是那位据說目前住在曼彻斯特、而我从那时以后就不曾見过面的恩格斯先生，——的調解，这次糾紛在进行决斗的当天早晨、沒有开始行动以前就順利解决了。这位恩格斯先生当时路过日内瓦，我們在同他的愉快交往中喝了不少瓶酒。要是我沒有記錯的話，我們同他会晤之所以感到特別愉快，就是因为我們能够支配他的錢袋。
我們旣沒有附和所謂‘藍色的’或者‘紅色的’共和党党魁，也沒有附和社会主义的或者共产主义的政党首領。我們让自己自由而独立地去判断——我幷不认为这种判断始終是正确的，——那些帝国摄政、法兰克福議会議員以及其他淸談館成員、那些軍命的将軍和軍士或者共产主义的达賴喇嘛的政治手腕，我們甚至为此目的，也为了寻开心，創办了一家周报，报名是：
‘喧 声’
游民群［Lausbubokratie］[6]机关报
这家报紙只出了两期。后来，当法国把我抓起来要驅逐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法国警察当局沒收了我的全部文件和日記本，因此我現在已經記不淸楚，报紙是因缺乏經費自行停刊的呢还是被当局查禁的。
‘凡夫俗子們’——他們之中有所謂資产阶級共和派分子，也有所謂共产主义工人队伍中的人，——給我們起了硫磺帮这样一个綽号。有时候，好像我們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不过无論如何，我們团体仅仅采取了这个德文名詞的敦厚意义。我現在还同一些被驅逐出来的同志和福格特先生的朋友，还同其他一些曾經是、也許現在还是您的朋友的流亡者，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还从来沒有听到过有人輕蔑地評論我所提到的硫磺帮的成員，无論在政治方面还是在他們的私生活方面都是如此。
这是我唯一知道的一个硫磺帮。它在1849—1850年存在于日内瓦。1850年年中，这个危險团体的寥寥无几的成員，除科尔恩外，都被迫离开瑞士，因为他們被列为应被驅逐的一类流亡者。从此我們的硫磺帮就不再存在了。其他地方是否有过別的硫磺帮，究竟在什么地方以及它們的目的是什么，——我都一无所知。
科尔恩大槪留在瑞士，在那里当药剂师安家落戶了。康海姆和罗森勃魯姆，在霍尔施坦的伊德施太特之战前夕离开了。他們两人大槪都参加了这場战斗。后来，他們于1851年到美国去了。罗森勃魯姆于同年年底回到英国，于1852年前往澳大利亚；从1855年起，我就再沒有从該地得到过有关他的点滴消息。据說，康海姆已經在‘紐約幽默家’担任了一个时期的編輯。貝克尔也在当时，即在1850年到美国去了。他現在怎么样了，可惜我不知道底細。
我本人是在巴黎和斯特拉斯堡度过1850年—1851年冬季的。上面已經提到，1851年2月法国警察当局用暴力把我驅逐到英国，而且在三个月当中，把我轉移了25个监獄，在途中，經常給我带上沉重的铁鐐銬。我把在英国居住的第一年用来学了英語，接着就經商。我对祖国的政治事件时刻都兴趣盎然，但我始終不参与政治流亡团体的任何图謀。我日子过得还不錯，或者像英国人所說的：very well，sir，thank you！〔好极了，先生，謝謝您！〕如果您一定要把这段冗长的而且絕不是很有敎益的历史看一遍，那得怪您自己了。
順致敬意
忠实于您的
西吉兹蒙特·路·波克罕”
这就是波克罕先生的信。也許硫磺帮預感到自己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所以預先就用木刻把自己的戶籍登記表放进这本历史书里去，也就是說，在“喧声”报的第一号上刊登了它的創办人的肖像。
硫磺帮的出类拔萃的先生們，曾經参加1848年9月司徒卢威領导的共和派起义，后来被关进布魯赫薩尔监獄，一直到1849年5月，最后当兵参加了維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战斗，結果被赶到瑞士境内。3381850年，硫磺帮的两位主角——康海姆和罗森勃魯姆到了倫敦，“聚集”在古斯塔夫·司徒卢威先生的周圍。我不曾有同他們結識的荣幸。从政治上說，他們同我是有接触的，因为当时他們企图在司徒卢威領导下成立一个委員会，来同当时由我、恩格斯、維利希等人所領导的倫敦流亡者委員会339相抗衡。順便提一下，該委員会发表的敌視我們的声明，是由司徒卢威、罗森勃魯姆、康海姆、博布秦、格隆尼希和奧斯渥特签署的，幷曾在柏林“晚邮报”上发表过。
在神圣同盟全盛时期，燒炭帮（燒炭党人）340曾經是警察活动和貴族幻想的淵藪。我們帝国的高亮都亚，为了德国資产阶級的更大利益，是否想按照燒炭帮的方式去利用硫磺帮呢？要是再有一个硝石帮多好，那就可以完成警察的三位一体了。卡尔·福格特也許不喜欢硫磺，因为他非常討厌火药味。或者他就像某些病人一样，憎恨特效药的吧？大家知道，庸医拉德馬赫尔是按照治病的药来区分病的。341如此說来，海尔曼律师在奧格斯堡地方法院对他的委任人的称呼——“圓滿的人物”，拉德馬赫尔所說的“绷得像一面鼓似的肚子”，而更为著名的大夫菲沙尔特叫做“法国式大肚子”[7]的东西，都該归入硫磺病之列了。这样一来，一切福斯泰夫的天性就不只是在一个方面受到硫磺病的折磨了。或許福格特的动物良知提醒他：对疥虫来說，硫磺就意味着死亡，因而多次改变自己表皮的疥虫是特別厌恶硫磺的吧？最新的硏究证明，只有經过蜕皮的疥虫才有繁殖力，从而达到自觉。一方面是硫磺，另一方面是达到自觉的疥虫，眞是妙不可言的矛盾！但不管怎样，福格特有責任向他的“皇帝”和德国自由資产者证明：“从1849年革命发生轉折时起”，一切不幸都是由日内瓦的硫磺帮造成的，而不是巴黎的十二月帮342造成的。为了惩罰我多年来对“十二月十日帮”首脑和成員們的粗暴攻击，他得把我封为被他搞得非常臭的、在他的“主要著作”問世以前我毫不知悉的硫磺帮的头目。为了使“令人喜欢的交談者”的义憤易于为人理解起見，我在这里从我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引述有关“十二月帮”的某些片断（見該书1852年紐約版第31、32和61、62頁）。
“这个帮343在1849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团体，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級組成的一些秘密团体，每一个团体都由波拿巴的走狗們領导，总領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将軍。在这个帮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計可疑的貴族中的破落放蕩者之外，除了資产阶級可憎的敗类中的冒險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釋放的刑事犯、脫逃的劳役犯、騙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賭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做短工的、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鍍錫匠、叫化子，一句話，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蕩而被法国人称做la bohème〔浪蕩游民〕的那个五顏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組成十二月十日帮，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它的所有成員都像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是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
这个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級的首領，他只有在这一阶級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級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殘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絕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級，这就是眞实的波拿巴，这就是sans phrase〔不加掩飾的〕波拿巴。甚至到后来，当他成了全能者，对他的一部分旧时的同謀者进行淸洗，把他們同革命者一起流放到凱恩去的那时候，也仍然是这个样子。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这种生活所演出的一切悲剧，都看做最鄙俗的喜剧，看做专以华丽的服装、詞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汚秽行为的化装跳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訓练的瑞士兀鷹就扮演了拿破侖之鷹的角色。当他在布倫登陆时，他給几个倫敦僕役穿上了法国軍装，于是他們就儼然成了軍队。344在他的十二月十日帮中，有一万个游手好閑分子应該装做人民，正像聶克·波頓应該扮演獅子[8]一样……
十二月十日帮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厂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別动队345对于資产阶級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間，这个帮的成員們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車站上，装做迎駕的群众，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侮辱和毆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当他回到巴黎时，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驅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二月十日帮屬于他，它是他創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一切方面，他硬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都是由于情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情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別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資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敎、家庭、財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一流人的团体，依靠无秩序、卖淫和偸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帮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級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級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給另一个阶級一些什么。正如吉茲公爵在弗倫特党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財产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債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該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該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財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債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贈給法国，或者更确切些說，以便能够用法国錢再来购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国家机关、参議院、国务会議、立法团、法庭、荣誉軍团勛章、士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沒有士兵的国民自卫軍参謀部以及被沒收的奧尔良王室財产，都成了买卖对象。軍队和政府机器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收买的手段。
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給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流通时流到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和成員的腰包里去的利息。莫尔尼先生的情妇伯爵夫人勒·，对沒收奧尔良王室財产一事曾說过这样一句悄皮話：《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这是鷹的最初的飞翔”〕[9]，这句俏皮話，对于这只无宁說是鳥鴉的鷹的每一次飞翔都可以适用。一个意大利的卡尔斯特派僧人曾对一个夸耀地計算自己还可以受用多年的財产的守財奴說过：《Tu fai conto sopra i beni，bisogna prima far il conto sopra gli anni》〔“你总是計算你的財产，但你最好是先計算一下你的年岁吧”〕[10]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对自己說这句話。为了不致算錯年月，他們把每分钟都計算进去。
钻进宮廷，钻进内閣，钻进行政机关和軍队的上层去的是一群連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籍的、貪婪的浪蕩者。他們穿着华丽的衣服，装出儼如苏路克的高官显宦那样可笑的庄严的样子。如果我們注意到，維隆-克勒維尔[11]是十二月十日帮的道德守护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它的思想家，那末，我們对这个帮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淸楚的槪念了。基佐主持内閣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个格朗尼埃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幷且通常都給他如下的好評：《C'est le roi des drôles》，‘这是丑角之王，。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及其朋党拿来跟摄政时期346或路易十五統治时期的朝廷相提幷論，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姘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沒有过面首的政府’[12]……
波拿巴旣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幷且他作为一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異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做拿破侖的替身，換句話說，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資产阶級經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眞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抹去整个国家机器的圣光，凟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礼拜特利尔敎堂中的圣衣的仪式347来在巴黎布置礼拜拿破侖皇袍的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終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侖的銅像就将从旺多姆圓柱頂上被推下来。”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