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屠出版的小册子

我已經指出，丹屠出版的小册子成了德国的达-达从中汲取世界史方面的智慧，特別汲取“拿破侖的救世政策”方面的智慧的源泉。“拿破侖的救世政策”本来是“民主主义者”弗·察貝尔的最近一篇社論中的用語。法国人自己怎样評价和认識这些小册子，可以从巴黎周刊“星期日邮报”1860年10月14日第42号的一段摘录中看出：

“至于当前情况，你随便拿起十本小册子，就会看到其中至少有九本的构思、整理和写成……是經过議呢？經过职业小說家、写歌曲的、作輕歌剧的和敎堂杂役！

报上談論起北方各大国之間的秘密会談，談論起正在复活的神圣同盟了嗎？那好，于是便有一位令人喜欢的、文艺性相当高的、甚至（在当时）是相当自由主义的歌曲作者跑到丹屠先生那里，給他一本按格朗基奧先生的文章改写出来的又臭又长的小册子，其响亮的标題是‘联合’。利美腊克先生对同英国結盟也許表示过不滿吧？那好，立刻便有一位得过格雷哥里大帝勛章的沙特勒（从他的風格判断，他是某个敎堂的杂役）登載了或者轉載了一篇关于‘英国对法国的罪行和过失’的可笑的长篇报吿。‘吉耳里敎父’607的作者（艾德門·阿布）已經认为必須用普魯士君主制度的政治秘密来敎育我們，他在剧院遭到惨敗后又来向柏林議会提出明智的建議。据說，克萊維尔先生最近打算澄淸被貝利先生弄得非常混乱的巴拿馬地峽問題；毫无疑問，在10月21日的王公会晤之后数日，我們所有书店的櫥窗里都会出現一种华丽的玫瑰色的小册子，它的标題是‘由歌剧院芭蕾舞班写的华沙会見記’。

文学小神們之侵入政治領域，初看不可理解，却是同許多原因有联系的，这里只举一个最直接最明显的原因。

在智慧和感情几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这些从事使讀者开心的可悲职业的先生們，不知道怎样才能震动和喚醒他們的讀者。他們总是不断重复他們老一套的幽默歌曲和笑話。他們自己也像他們要为之解悶的那些人一样受到苦悶、悲伤和沮丧的煎熬。正是由于他們已經无計可施，才在絕望中有的去写交际花回忆录，有的去写外交小册子。

然后，某位从未认眞硏究过一小时政治的和內心根本沒有任何信念影子的要笔杆的冒險家突然对自己說：‘我得掀起一場軒然大波！要使那些本能上迴避我的人都来注意我，我該做些什么呢？写一本关于列奧塔尔事件的小册子还是关于东方問題的小册子？应当向惊異的世界去揭露我从来沒有去过的女客厅的秘密还是我更不熟悉的俄国政治問題的秘密？应当用伏尔泰的風格来表露自己对名声敗坏的女人們的忧伤，还是用福音书的風格来表达对于受到伊斯兰敎的狂热迫害、掠夺和屠杀的不幸的馬龙派的悲哀？应当写里格尔博什小姐的贊美詩还是敎皇世俗政权的辯护书？我坚决选擇政治。我用国王和皇帝来娛乐我的讀者，比用蕩妇好得多。’我們的名士派的編外人員在說过这番話以后，就去翻閱‘通报’，在交易所的柱廊下蹓躂了几天，拜訪了一些官吏，終于摸淸了首都的好奇心或宮廷的兴致的風向；然后就选擇这股風可以适当吹滿的一个标題，于是他的大功就吿成了。現在他的书可以认为已經写好了；因为目前在小册子里只有两种东西是重要的：一是标題，一是作者和‘上等人物’之間可能有的那种关系。

知道了这些情况，还需要对充斥市場的小册子的价値加以說明嗎？如果有一天你能鼓足全部勇气把它們从头到尾讀一遍，你会为它們的作者所表現的空前无知、不可容忍的輕率、甚至道德堕落而惊異不止。这里我所說的还不是其中最坏的……每年水平都有所降低，每年都暴露出精神退化的新現象，每年都增加一些使我們感到羞愧的文学上的耻辱。事情已經到了这样的地步，甚至最乐观的人有时也对前景表示怀疑，幷忧心忡忡地自問：我們能够摆脫这种处境嗎？”

上面我引用了“国民报”关于“拿破侖的救世政策”的一段話。“曼彻斯特卫报”608——它以报道的消息多半准确可靠而聞名全英国——駐巴黎的一个通訊員以独特的方式报道了这样一則趣聞：

《Paris，November’8…Louis Napoleon spends his gold in vain in supporting such newspapers as the《National-Zeitung》》.（路易-拿破侖在支持像“国民报”这样的报紙方面白白浪費了自己的金錢。）（1860年11月12日“曼彻斯特卫报”）

不过，我认为一向消息灵通的“曼彻斯特卫报”的通訊員这一次却弄錯了。据說，弗·察貝尔为了证明他沒有被奧地利收买，已投入波拿巴派的陣营。至少柏林是这样吿訴我的。同邓斯之歌中的簡直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