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舍尔瓦尔
《The virtue of this jest will be the incomprehensible lies that this same fat rogue will tell us》.
“这場玩笑的妙处，是在听听这个肥胖的无賴会向我們讲些什么海闊天空的謊言。”[33]
在我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中，有一章专門談到舍尔瓦尔的密謀369。我在那里指出，施梯伯怎样同舍尔瓦尔（克列美尔的假名）这一工具，怎样同卡尔利埃、格萊夫和弗略里这些产婆，捏造了所謂巴黎德法九月密謀[34]，以便弥补引起科倫檢察院不滿的、在“客观犯罪构成”方面的漏洞，因为原来他們认定科倫的囚徒們是有罪的。
科倫案件371期間，我所提出的辯护证据，确凿地证明了舍尔瓦尔同我和科倫被吿們沒有任何关系，以致同一个施梯伯在10月18日（1852年）还发誓作证，說他的舍尔瓦尔同我們是一伙，而在1852年10月23日（“揭露”第29頁372）就否认了这項证詞。他在理屈詞穷的情况下，只好放棄把舍尔瓦尔及其密謀同我們扯在一起的打算。施梯伯总归是施梯伯，但施梯伯毕竟还不是福格特。
我认为在这里重复我在“揭露”中所援引过的关于所謂九月密謀的說明，是完全不必要的。1852年5月初，舍尔瓦尔回到了倫敦。他原是在1850年夏初，出于工作上的考虑从倫敦移居巴黎的。1852年2月，他被判刑，几个月之后，巴黎警察当局給了他一个逃跑的机会。回到倫敦之初，德意志工人敎育协会（我和我的朋友們在1850年9月中就已退出了該协会373）把他当做一个政治上的蒙难者来欢迎他。但是这場欺騙的寿命幷不长。舍尔瓦尔在巴黎的丰功偉績很快便暴露了，而且也就在1852年5月的一次公开会議上，人們把他当做一个无耻之徒赶出了协会。1851年5月初被捕的科倫被吿們，仍然在被押偵查中。从密探貝克曼由巴黎寄給他的机关报“科倫日报”的一篇簡訊中，我了解到：普魯士警察当局企图事后捏造舍尔瓦尔及其密謀同科倫被吿們有关系。因此，我开始寻找有关舍尔瓦尔的材料。結果我发現，舍尔瓦尔曾在1852年7月向路易-菲力浦統治时期的前大臣和著名折衷主义哲学家馮·雷·[35]先生表示甘願充当奧尔良派的密探。馮·雷·先生同巴黎警察局的关系帮助他从巴黎舍尔瓦尔的档案中弄到了一些摘要。在法国警察局的报吿中，舍尔瓦尔就是Chervald nommé Frank，dont le véritable nom est Kremer〔通称为弗兰克的舍尔瓦尔特，他的眞姓是克列美尔〕。档案上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曾經是哈茨費尔特公爵、普魯士駐巴黎公使的密探，他在complot franco-allemand〔法德密謀〕中是一个叛徒，目前还是法国的密探，等等。科倫案件期間，我把这些材料通知了一个辯护人——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先生，幷囑咐他在必要时可以說出这些材料是我提供的。当施梯伯在10月18日开庭时发誓說爱尔兰人舍尔瓦尔——他自己說1845年曾因伪造票据在亚琛坐过牢，——仍然被关在巴黎的时候，我立即經当次邮班通知施奈德尔第二：萊茵普魯士人克列美尔化名舍尔瓦尔“仍然”住在倫敦，每天同普魯士警监格萊夫碰头，而这个已被判刑的普魯士罪犯，英国立即会根据普魯士政府的要求把他引渡的。如果把他弄到科倫去当证人，施梯伯的把戏就会全被戳穿。
在施奈德尔第二的压力下，施梯伯終于在10月23日宣称，他听說舍尔瓦尔好像已从巴黎逃跑，但他又庄严宣誓說，他根本不知道这位爱尔兰人現在何处，也根本不知道他同普魯士警察当局有何关系。实际上，舍尔瓦尔当时已被調到倫敦格萊夫那儿去做临时工作，每周領取固定薪俸。我的材料在科倫陪审法庭上引起的关于“舍尔瓦尔的秘密”的辯論，迫使舍尔瓦尔逃离倫敦。我听說他到澤稷島执行警务去了。我好久不知道他的行踪，直到从紐約出版的“工人共和国报”374的一篇日内瓦通訊中，才偶然得知舍尔瓦尔于1853年3月化名紐金特到了日内瓦，1854年夏天又从日内瓦跑走了。可見，他在日内瓦会見福格特时，是在我的那本敗坏他的名誉的“揭露”由沙貝利茨在巴塞尔出版几个星期之后。
但是，現在我們还是回头来談福斯泰夫式的“历史故事”吧。
福格特硬說他的舍尔瓦尔假逃出巴黎以后馬上就到日内瓦去了，可是在这以前他曾硬說：舍尔瓦尔在九月密謀暴露前“几个月”，已由共产主义秘密同盟（同上，第172頁）从倫敦“轉送”到巴黎去了。这样一来，从1852年5月到1853年3月这段时間便完全不見了，而从1850年6月到1851年9月这段时間則被縮短成“几个月”。只要有一位福格特能在科倫陪审法庭上发誓說“倫敦共产主义秘密同盟”是在1850年6月把舍尔瓦尔派到巴黎去的，施梯伯就会什么也干；只要能看到福格特同他的施梯伯一起汗流浹背地坐在证人席上，我也就会不惜付出一切！賭咒发誓的施梯伯同他的烏儿格萊夫、他的維尔穆特以及他的小玩意儿戈德海姆，同他的Bettelvogt。[36]这是多可爱的一帮人啊！福格特的舍尔瓦尔到日内瓦去时，“給紐金特先生很快便与之形影不离的馬克思及其同伙的所有熟人”带去了“介紹信”（第173頁）。他“在‘总汇报’的一位記者家里住了下来”，幷且得到了——大槪是由于我的介紹信（即“揭露”），——接近福格特的机会，后者給了他一項石印工作（同上，第173—174頁），而且同他，就像从前同約翰大公、接着又同普隆-普隆那样，发生了某种“学术上的联系”。“紐金特”有一天在帝国摄政375的“办公室”里工作，一位“熟人”认出他就是舍尔瓦尔，幷揭穿他是一个《agent provocateur》〔“奸細”〕。原来紐金特在日内瓦不仅同福格特打交道，而且忙于“建立秘密团体”的工作。
“舍尔瓦尔-紐金特主持会議、做記录、担任同倫敦通信的工作。”（同上，第175頁）“他騙取了一些不太聪明的、但一般說来是好样的工人們的信任”（同上），但是，“在团体的成員当中，还有馬克思集团的一个娄罗，大家都认为他可能是德国警察当局的一个密探”（同上）。
舍尔瓦尔-紐金特与之“形影不离”的馬克思的“所有熟人”突然变成了“一个娄罗”，而这一个娄罗又分成“留在日内瓦的馬克思的娄罗們”（第176頁），后来紐金特不仅“从巴黎”同这些类罗們“通信”，而且他还像吸铁石一样，把他們“吸引到”在巴黎的“他的身边”来（同上）。
又是麻布“衣服”“換成”草綠色衣服的老故事！
舍尔瓦尔-紐金特要建立他的团体的目的是：
“大量制造假鈔票和国庫券，借以动搖专制者的信用和破坏他們的財政制度”（同上，第175頁）。
舍尔瓦尔大槪是在模仿著名的皮特，大家知道，这位皮特在反雅各宾战爭时期曾在倫敦附近建立了一家印制法国假鈔票的工厂。
“紐金特本人已經为此目的准备好各种各样的石版和銅版，已經指定秘密同盟的一些輕信成員，要他們带上一包包这些”——石版和銅版嗎？不是，——“这些假鈔票〈自然，鈔票是在印出以前就包好了的〉动身到法国、瑞士和德国去”（見第175頁），
可是西塞罗-福格特已經手握脫鞘之劍站在舍尔瓦尔-卡提利納的身后。福斯泰夫式的人物的特征是，不仅他們本身是被吹起来的，而且又全都进行吹嘘。瞧，把“革命奔波”限制在瑞士幷用一批輪船使流亡者远涉重洋的我們那位大嗓門，瞧，他怎样在舞台上露面，演出什么样的傳奇剧，又怎样把施梯伯同舍尔瓦尔之間在巴黎进行的白刃战的趣聞留諸后世（見“揭露”376）！他就这样站着，这样运用他的劍[37]！
“这整个密謀計划（同上，第176頁）訂得极其可鄙。”“每个工人团体都要对舍尔瓦尔的計划負責。”已經“出現了来自外国使团方面的秘密詢問”，已經打算“敗坏瑞士、特別是日内瓦州的名声”。
但是州官幷沒有睡觉。他对瑞士进行了第一次拯救，——进行了一种后来多次重复而且成效日增的实驗。
“我不否认”，——这位身体頗有重量的人叫道，——“我不否认，我为粉碎这些恶毒計划作出了我的重大貢献；我不否认，我为此找过日内瓦共和国的警察当局；我至今还感到遺憾〈伤心的西塞罗〉：某些受騙者的热心，竟成了給詭計多端的主謀者的預吿，因而使他逃脫了逮捕。”
但是，不管怎样，西塞罗-福格特已“粉碎了”卡提利納的密謀，拯救了瑞士，給他随时准备着作出貢献的地方“作出了”他的重大貢献。几个星期以后，——像福格特說的，——舍尔瓦尔又出現在巴黎，“在那里，他根本不是躱躱閃閃的，而是像任何一个公民那样公开生活的”（同上，第176頁）。大家都明白，仿造的empire〔帝国〕的巴黎公民們（citoyens）是怎样公开生活的。
舍尔瓦尔如此“公开”在巴黎游蕩，poor〔可怜的〕福格特在訪問巴黎时却每次都要躱藏在罗亚尔宮普隆-普隆的桌子下面！
实在很抱歉，为了同福格特的有力的察哈里埃之歌唱对台戏，我不得不援引約翰·菲力浦·貝克尔的如下一封信。德国流亡界的老将約翰·菲力浦·貝克尔的革命活动，从汉巴赫大典377到他以第五基干师师长身分为之战斗的維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柏林軍事周刊”的这种无疑公正的意見，证明了他的軍事功勛），早已家喩戶曉了，因此用不着我对写信人再作任何介紹。我只想指出：他的信是写給我在倫敦的一位熟人德国商人萊[38]的；我本人同約·菲·貝克尔幷不相識；他同我从来沒有过政治上的联系；最后，我删去了信前面談到的事务性問題，也删去了有关硫磺帮和制刷匠帮的大部分，因为我們已經从前面的叙述中知道了。（原信目前归在柏林我的案件的证件内）
“1860年3月20日于巴黎
……前几天我得到了福格特contra〔反对〕馬克思的小册子。这一著作使我感到更加难受，因为它完全歪曲了所謂硫磺帮的历史和臭名远場的舍尔瓦尔的历史（由于我当时住在日内瓦，这类历史我知道得很淸楚），而且还非常錯誤地把它們同經济学家馬克思的政治活动攪在一起。我本人不认識馬克思先生，同他也从来沒有任何接触，相反，福格特先生和他的家庭，我在二十多年前就认識了，因此我同后者的关系要亲近得多；对福格特在这場斗爭中所表現的輕率和无耻，我只能表示极大的遺憾和极坚决的譴責。在斗爭中，使用歪曲的甚至无中生有的事实是不光彩的。即使責难福格特为拿破侖效劳是毫无根据的，那末，他像一个自杀者一样用以毁灭錦綉前程、破坏和辱沒自己地位和声誉的那种輕率举动，也还是令人感到遺憾的。我衷心希望他用正当方法来根本推翻这种严厉的責难。鉴于到此为止他在这件不愉快事情上的所作所为，我觉得絕对有必要同您談談所謂硫磺帮的历史和‘无可非議的’舍尔瓦尔先生的历史，从而使您能够作出判断：馬克思对硫磺帮和舍尔瓦尔先生的存在和活动究竟有多少責任。
那末，我就来簡单談一下硫磺帮的产生和消亡。关于这个帮，未必有誰能比我提供更确切的情况了。不难理解，我当时住在日内瓦，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不仅能够从头了解流亡界所发生的一切；而且，为了共同事业，我作为一个长輩，认为自己有責任关心这个帮所做的一切事情，以便在必要时能够事先吿訴和劝阻流亡者，使他們放棄某些荒誕的图謀，虽然这种图謀是由于不幸、甚至常常是由于絕望心情造成的困境而产生的，是情有可原的。根据三十年的經驗，我十分明白，任何流亡生活都充滿了幻想。”
（以下，大部分都已在波克罕和席利的信中叙述过了。）
“……这个多半是由无业游民組成的团体，被戏称为硫磺帮。这是由偶然聚在一起的年輕人結成的一个小团体，事先幷沒有任何准备，沒有主席和綱領，也沒有章程和敎义。他們对秘密同盟或者需要有計划地达到的任何政治目标或其他目标，連想也沒想过；他們仅仅公开地、甚至过分公开地和坦率地追求效果，达到了无节制的地步。他們同馬克思更沒有什么联系，馬克思对他們的存在肯定也一无所知，同时他們当时同馬克思在社会政治观点上有很大的分歧。此外，这帮小伙子当时表現了一种自命不凡、独立不羈的傾向，因此无論在理論上或实踐上，他們未必会服从某个人的权威；他們会嘲笑福格特的那种慈父般的訓誡，会嘲笑馬克思的那种带傾向性的指示。由于我的大儿子每天都同他們的头儿們来往，因此他們当中发生的事情，我知道得格外淸楚。这个无拘无束的帮和它的一套把戏，其存在时間幷沒有超过1849—1850年冬季；环境迫使我們的这些英雄們天各一方了。
誰能想到，早就被人遺忘的硫磺帮会在蟄居十年之后被福格特敎授点燃起来，用令人窒息的烟味来反对假想的敌人；誰能想到，一些阿諛逢迎的下流报棍子竟像电磁交感导体一样兴高采烈地把这种烟味傳播得更远。要知道，甚至par excellence〔眞正〕自由主义的馮·芬克先生，在涉及意大利問題时也談到了硫磺帮，幷且用它来說明謙逊的普魯士議院。而布勒斯劳的資产阶級，——它似乎总是享有好名声的，——为了庆祝硫磺帮，竟sancta simplicitas〔天眞地〕組織了狂欢游行，幷且为了表示自己的善意，还用硫磺熏了城市。
可怜而无辜的硫磺帮啊！nolens volens〔不管願意不願意〕，你都得在你安然去世之后化成一座眞正的火山，就像魔鬼用警察吓唬胆小的庸人一样，把全世界的笨伯都硫炼一番，使发热的头脑燃燒得最旺；我觉得，福格特自己也被你永远燒伤了喉嚨。
現在来談克列美尔，vulgo〔即〕舍尔瓦尔。这个政治社会方面的騙子和通常的騙子于1853年在日内瓦露面，化名为英国人紐金特。这是跟随他的那位冒名老婆的婚前的姓，她是一个地道的英国女人。紐金特的英語和法語讲得都很流利，但长期避免讲德語，因为他大槪很想让別人把他当做眞正的英国人。紐金特自己說，他是熟练的石印工人和彩色石印工人，他把彩色石印术带到了日内瓦。他长于交际，善于安排自己幷有利地表現自己。他很快便接受了大学敎授們的許多定貨，为博物学和古代艺术制插图。最初，他深居簡出，后来几乎光同法国和意大利的流亡者往来。我当时設了一个office de renseignements〔問事处〕，办了一家日报——‘勒芒湖信使报’。一位名叫施泰歇尔的巴登流亡者，过去做过实科学校校长，在我那儿担任編輯。这人在繪画方面天賦很高，想在彩色石印方面得到深造以后，来改善自己的境况；他拜英国人紐金特为师。施泰歇尔經常吿訴我关于这位能干、热心而又慷慨的英国男人和那位可爱而又嬌媚的英国女人的种种好事。施泰歇尔又是工人敎育协会的音乐敎員，有一次他把他的老师紐金特带到协会去；我在那儿高兴地同他初次結識，他破格地讲起德語来，而且他用的是下萊茵区方言，讲得很流利，因而我对他說：‘您不是英国人。’但他坚持己見，幷且解釋說，他的父母在他童年时就把他送进波恩的一个学校里，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岁，因此学会了那里的方言。最近还对这位‘可爱的’人欽佩莫名的施泰歇尔，也帮助紐金特使人相信他是英国人。相反，这件事使我对阿尔比昂的这位假儿子大加怀疑，幷且劝吿协会的会員們对他要加小心。过了不久，我在法国流亡者协会碰到了这位英国人，我来得很凑巧，他正好在吹嘘他在巴黎起义时期的英雄业績。这时我才明白他也在搞政治。这使我对他产生更大的怀疑；我对他在作战时所表現的‘獅子般的勇猛’——用他的話来說，——开了点玩笑，让他有机会当着法国人在我面前維护他的业績，但是因为他以狗一般的温順接受了我的辛辣的嘲笑，使我很瞧不起他。
从那以后，只要有可能，他就竭力迴避我。同时，他在施泰歇尔的协助下，在德意志工人协会里組織跳舞晚会，他們不費一文地找来了几个乐师——一个意大利人、一个瑞士人和一个法国人。我在这些晚会上又遇到的这位英国人，已經完全是在得心、应手的环境中的一个眞正的maître de plaisir〔主持人〕了；因为狂欢和向女士們献殷勤，比表現獅子般的勇猛，更为他所胜任。但是在工人协会中他幷不搞政治；他在这儿只是纵情地跳舞、蹦跳、欢笑、飲酒和唱歌。然而，我从維尔騰堡的一个首飾匠弗里茨那儿得知：这位‘彻底革命的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同盟，由他（弗里茨）以及一个德国人、几个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总共七个成員組成。我要求弗里茨不要参与同这位政治上的技巧运动表演家有关的任何重大事情，要他本人立即退出同盟，幷說服他的同仁們也这样做。过了不久，我从一个书販那儿收到了一本馬克思写的关于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舍尔瓦尔已被揭穿是克列美尔，幷且已被揭露出是一个騙子和叛徒。我立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紐金特也就是舍尔瓦尔，尤其因为按照小册子所載，他出生于萊茵，——这同他所說的方言相吻合，——而且同一个英国女人同居，这也是与事实一致的。我立刻把我的想法吿訴施泰歇尔、弗里茨等人，幷且要他們讀讀这本小册子。对紐金特的怀疑很快就傳播开了，——馬克思的小册子起了应起的作用。弗里茨很快就对我說，他已退出了这个‘小同盟’，其他人也会照他的样子做。他同时也向我公开了該同盟的秘密目的。这个‘英国人’打算伪造国家有价证券来破坏欧洲各国的信用，幷准备用換得的款子发动欧洲革命，等等。就在这时，有一位曾在巴黎当过律师的法国流亡者累亚先生，在讲授社会主义。紐金特也在听課；在巴黎案件中作过紐金特的辯护人的累亚，认出他就是舍尔瓦尔，而且立即向他說了。紐金特急切地恳求不要暴露他。我是从一位法国流亡者、累亚的友人那里知道这件事的，而且馬上把这件事通知了大家。紐金特竟然厚顏无耻地又到工人协会去，但人們揭穿他就是法国人舍尔瓦尔和德国人克列美尔，幷把他赶了出去。据說，宾根的拉尼克尔曾为此事对他严加斥責。此外，日内瓦警察当局想追究他組織上述小同盟一事，但是，国家有价证券的伪造者已經无影无踪了。
他在巴黎干过瓷器繪画工作，因为我在这儿也干的这項工作，所以我們在业务上有所接触。但是他仍然是那样浮躁、輕佻得不可救药。
我实在不明白，福格特怎么竟敢把这个流氓在日内瓦的荒唐行徑同馬克思这样人物的活动胡扯在一起，竟敢把他称做馬克思的同志或工具，尤其是因为这事涉及的时期，正是馬克思用上述小册子痛斥这个騙子的那个时候。要知道，正是馬克思用自己的小册子揭穿了他，把他赶出了日内瓦，而福格特竟說什么他在日内瓦是为馬克思效劳的。
当我思考自然科学家福格特怎能誤入这种歧途时，我簡直莫名其妙。眼見福格特何等輕率地、何等徒劳地、何等白白地在毁坏他那由于各种情况的偶然凑合而取得的强烈影响，难道不觉得可惜嗎！在这以后，如果大家对福格特的自然科学著作都抱着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把它們看成也是浮皮潦草地、敷衍塞責地根据虚假的观念、而不是根据肯定的、經过对事实深入硏究而得出的一些科学結論，也就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
要成为政治家和学者，光有虚荣心是不够的，否則，甚至克列美尔也可能成为政治家和学者了。遺憾的是，福格特由于他的硫磺帮和他的舍尔瓦尔，自己也堕落到舍尔瓦尔那步田地了。的确，他們之間有一种内在的相似之处，突出地表現在：遍求日常幸福、富裕生活和交际乐趣，而对严肃认眞的事情采取輕率嘲弄的态度……
希望很快能收到您的友好回信，請接受衷心的問候。
忠实于您的約·菲·貝克尔
又及：我剛才又翻了翻福格特的小册子，使我感到更为惊奇的是：我看到制刷匠帮也获得了这种荣誉。这个帮是怎么一回事，你应当知道一些……
其次我也在这本小册子中讀到：福格特硬說什么紐金特-舍尔瓦尔-克列美尔是受馬克思之托来日内瓦的。因此，我认为必須作如下补充：在日内瓦的最后一分钟还冒充英国人的那个紐金特，从来不让人觉察出：他在何时何地曾經同某一个德国流亡者有过联系；因为这对他的化名是根本不利的。甚至目前在这儿，尽管这种做法对他已經沒有像当时在那儿一样有意义，但他仍然拒絕承认这一点，幷且否认以往曾經結交过德国人。
在这以前，我总以为福格特是輕率地遭到了別人的愚弄，但是現在，他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令人感到是心怀叵測的詭計。他幷不使我感到兴趣，但是我可怜他那善良而可爱的年迈父亲，毫无疑問，这些事将給他带来許多不愉快的时刻。
我不仅允許您，甚至請求您，为了眞理和善举，把我吿訴您的这些东西在您的熟人中傳播。
忠实于您的約·菲力浦·貝”（見附录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