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泰霍夫的信
“圓滿的人物”又从
《tristo sacco Che merda fa di quel，che si trangugia》.
（Dante）[50]
中取出了什么东西呢？
泰霍夫的信，1850年8月26日寄自倫敦。
“我能用来評定这类〈即硫磺帮的〉勾当的最好方法，就是在这里引用一个人的信；这个人，凡是认識他的〈！〉，都說他是一个正派人；我所以敢于公布〈公布正派人呢，还是公布信？〉，因为这本来就是专供通知〈通知誰呢？〉用的，而以前妨碍公布的那些顾虑〈誰的顾虑？〉，已經不复存在了。”（“主要著作”第141頁）
泰霍夫于1850年8月底从瑞士移居倫敦。他的信是寄給前普魯士中尉席梅尔普芬尼希（他当时住在伯尔尼）“通知朋友們”的，即通知“集中”的成員們的；“集中”是一个十年前就宣吿結束的秘密团体，由侨居瑞士的德国流亡者建立，成員极为复杂，其中有大批議会議員。泰霍夫是这个团体的成員，但福格特和他的朋友們幷不是。那末，泰霍夫的信怎么会落到福格特手里，又是誰授权他公布的呢？
1860年4月17日，泰霍夫本人从澳大利亚写信吿訴我說：
“无論如何，我从来沒有理由授权卡尔·福格特先生去干这件事情。”
在泰霍夫这封信本应通知的“朋友們”中間，只有两位还在日內瓦。現在就让他們两位自己来說吧：
“埃[51]致席利。1860年4月29日于格劳宾登州的上恩加丁。
当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訴訟’出版时，因其中載有泰霍夫1850年8月26日給他的瑞士朋友們的一封信，我們这些还在瑞士的泰霍夫的朋友，便决定以书面形式向福格特表示我們不滿意他这种未經允許擅自发表此信的做法。泰霍夫的信是寄給在伯尔尼的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幷应轉抄給朋友們……我感到高兴的是，事情果然不出我們所料：在泰霍夫的朋友中間，即有权持有8月26日这封信的人中間，沒有一个人像这位意外得到这封信的人那样利用过它。1月22日，我們給福格特写了一封信，对他这种未經允許擅自公布泰霍夫的信的做法表示不滿，抗議他以后继續濫用这封信的任何行为，幷要求把該信寄回。大約是1月27日，福格特回信說：‘泰霍夫的信本是用来通知朋友們的；得到这封信的一位朋友特地把信交他发表……他只能把信交还給他信的那个人。’
“博[52]致席利。1860年5月1日于苏黎世。
給福格特的信是同埃事先商定而由我执笔写的………拉[53]不是泰霍夫的信要通知的‘朋友們’之一；然而福格特从信的內容知道信也是給我的，但他不願征得我同意发表这封信。”
为了解开这个謎，我从上引的席利的信中留了一段話备用。这段話是这样的：
“我之所以不得不在这里提到这位拉尼克尔，是因为泰霍夫的信想必是通过他而落到福格特手里的；你問起的这一点，我差点儿把它忽略了。这封信是泰霍夫写給同他一起在苏黎世生活过的朋友們——席梅尔普芬尼希、博、埃等人的。我作为这些朋友的朋友和泰霍夫本人的朋友，后来也得到了这封信。当我突然被粗暴地驅逐出瑞士（事先我沒有得到任何通知就在日內瓦街上被捕了，幷且立即被架走了）的时候，連回住所整理一下东西都不允許。因此，我从伯尔尼监獄写信給在日內瓦的一个可靠的人，即鞋匠师傅屠姆，請他拜托还留在那儿的我的任何一个朋友（因为我不知道誰在当时也同我一起被粗暴地攆走了）把我的东西收拾一下，把其中最貴重的給我寄到伯尔尼来，其余的則暫时代管一下，幷請他仔細挑选一下我的文件，千万不要把不能通过法国的东西給我寄来。事情就这样办了，但是泰霍夫的信沒有給我寄来。在留下的文件当中，有几份同議員們当时反对日內瓦流亡者救济金地方委員会（該委員会由三个在日內瓦的公民組成，即屠姆和两个流亡者：貝克尔和我）一事有关；拉尼克尔由于拥护这个委員会而反对議員們，对这些文件是很熟悉的。因此，我力請委員会的会計和档案保管員屠姆通过拉尼克尔的协助，从我的文件中把上述文件找出来。拉尼克尔旣然被邀协助檢查我的文件，可能他就以某种方式，說不定是从一位檢查我的文件的人手里搞到了泰霍夫的信。我对于从我这儿轉到他手里的这种占有的轉移（应把它同所有权的轉移加以区別）絲毫不加反对；但是我非常坚持保留我对这封信的所有权。于是我馬上从倫敦写了一封信給拉尼克尔，要他把信寄給我。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从这时起，他的culpa manifesta〔明显的罪过〕也就开始了，最初还是levis〔輕微的〕，但后来，随着他共謀未德許可擅自发表此信而magna〔变本加厉〕了，以至发展成maxima culpa〔极严重的罪过〕，甚至发展到dolus〔欺騙〕的地步。我从来不怀疑发表此信是未經允許的，任何收信人都沒有授权什么人去干这件事情；不过，为了弄个水落石出，我要写信給埃問一下。至于拉尼克尔插手公布此信这一点，由于大家都知道他同福格特关系密切，也就无可怀疑了。虽然我絲毫不想去批評这种密切关系，但也不能不在这儿指出它跟过去情况是多么不同。要知道，拉尼克尔不仅是最大的議会野心家之一，而且特別对帝国摄政流露出嗜血的情緒。‘我一定要掐死这个坏蛋’，——他喊道，——‘即使我因此不得不到伯尔尼去。’为了制止他对一个显要人物采取恐怖手段，差一点要給他穿上精神病患者的拘束衣了。可是現在，当看来他已恍然大悟，从扫罗一变而为保罗的时候，我倒很想看一看，他在另一方面，即作为欧洲复仇者，将怎样脫身。在他究竟是选擇欧洲还是美洲而犹豫不决时，他曾說，我經过了艰苦的斗爭，但是这已經幸运地結束了，我仍然活着——而且我将复仇！！让拜占庭发抖吧！”
席利的信就是这样。
可見，拉尼克尔是从席利的流亡者档案中探出[54]泰霍夫的信的。尽管席利从倫敦提出要求，但他沒有把信寄回。于是“朋友”拉尼克尔把窃取来的信轉交給“朋友”福格特，而“朋友”福格特則以他所固有的道德上的委婉宣称他有权公布这封信，因为福格特和拉尼克尔也是“朋友們”呀。这样一来，誰写信“通知朋友們”，因而也就是写信給福格特和拉尼克尔这样的“朋友們”——arcades ambo〔两个阿尔卡迪亚人〕、〔两个来自阿尔卡迪亚的人〕[55]。
我很遺憾，这种別致的法学竟使我想起了遺忘差半、埋沒已久的往事。但是拉尼克尔旣然已經开了头，那我也就不得不奉陪了。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1836年在巴黎成立的，最初用的是另一个名称。它逐漸形成了这样一种机构：一定数目的成員組成一个“支部”，同一城市的各支部組成一个“区部”，数目或多或少的区部組成一个“总区部”；整个組織由中央委員会領导，中央委員会由所有区部的代表大会选出，但它有权自行补充其委員，也有权在紧急情况下任命自己的暫时继任者。中央委員会起初設在巴黎，从1840年到1848年初改設在倫敦。支部、区部的領导人和中央委員会的委員全是选举出来的。这种民主制度，固然完全不适用于一个策划阴謀的秘密团体，但至少同一个宣傳团体的任务是不矛盾的。同盟的活动，首先是建立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敎育协会，这类协会至今还存在于瑞士、英国、比利时和美国，它們大部分是直接由同盟建立的，或者是由同盟以前的盟員創办的。因此，这类工人协会的組織到处都是一个样子。每星期当中規定一天討論，一天社会娛乐（唱歌、朗誦等等）。到处都建立了协会的图书論，而且，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开班給工人讲授基本知識。在这些公开的工人协会后面进行領导的同盟，旣可以把协会用作进行公开宣傳活动的极为方便的場所，另一方面，又可以从中吸收非常能干的成員来充实自己和发展自己。由于德国手工业者过着輾轉奔波的生活，中央委員会只是在极个別的情况下才需要派遣特使。
至于同盟本身的秘密学說，它經历了法、英两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它們的德国变种（例如魏特林的幻想）所經过的各种变化。从布倫奇里的报吿393中可以看出，从1839年以来，除了社会問題以外，宗敎問題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德国哲学从1839年到1846年这一时期內所經历的各个不同阶段，都在这些工人团体內部找到了极其热烈的追随者。这个团体的秘密形式起源于巴黎。同盟的主要目的是在德国工人中間进行宣傳，这种目的要求它在后来也保持这种形式。我第一次逗留巴黎期間，經常同那里的同盟領导人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領导人保持私人交往，但幷沒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在布魯塞尔（是基佐把我放逐到那里去的），我曾同恩格斯、威·沃尔弗等人成立了一个到目前还存在的德意志工人敎育协会394。同时，我們还出版了一系列抨击性小册子，有的是鉛印的，有的是石印的；我們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說的那种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这二者的杂拌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杂拌儿，我們提出把对資产阶級社会經济結构的科学硏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論基础，最后幷用通俗的形式說明：問題幷不在于实現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們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在我們的活动的影响下，倫敦中央委員会同我們建立了通訊联系，幷在1846年年底派了一个中央委員、钟表匠約瑟夫·莫尔（他后来以一个革命士兵在巴登战場上陣亡了）到布魯塞尔来，邀請我們加入同盟。我們对这种建議有种种顾虑，但都被莫尔打消了，因为他通知說，中央委員会准备在倫敦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大会上，我們所坚持的各种批判的观点，将作为同盟的理論在正式的宣言中表現出来；他又說，可是为了同保守派分子和反对派分子作斗爭，我們必須亲自参加大会，这就涉及到我們要加入同盟这样一个問題了。这样，我們就加入了同盟。代表大会举行了，参加大会的有来自瑞士、法国、比利时、德国和英国的同盟盟員，經过几个星期的激烈辯論以后，通过了由恩格斯和我起草的“共产党宣言”，該宣言于1848年初問世，后来又出版了英文、法文、丹麦文和意大利文的譯本。二月革命爆发时，倫敦中央委員会委托我領导同盟。在德国革命时期，同盟的活动自行中断了，因为已有了更有效的途徑来实現它的目的。1849年夏末，当我再次被赶出法国来到倫敦的时候，我发現那里殘缺不全的中央委員会已經重整旗鼓，幷且同恢复起来的德国各区部重新建立了联系。过了几个月，維利希来到了倫敦，根据我的建議，他被吸收参加中央委員会。他是由恩格斯介紹給我的，恩格斯曾担任他的副官参加了維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为了对同盟的历史作出全面的介紹，我还要指出：1850年9月15日，中央委員会內部发生了分裂。中央委員会的多数派，連同恩格斯和我，都决定把中央委員会的会址迁往科倫，該地早就是德国中部和南部的“总区部”的所在地；除了倫敦以外，科倫也是同盟的知識分子的最重要集中地。
我們同时退出了倫敦工人敎育协会。中央委員会的少数派，在維利希和沙佩尔領导下，成立了宗得崩德395，它不仅同工人敎育协会保持联系，而且还同瑞士和法国恢复了从1848年起就已中断的关系。1852年11月12日，科倫案件的被吿們被判罪。过了几天，根据我的提議，同盟宣吿解散。一份关于同盟解散的文件（注明日期是1852年11月），我已經附在我对“国民报”的訴訟案的文件里。这份文件指出，同盟之所以解散，是因为从德国大肆逮捕以来，即从1851年春天以来，同大陆上的一切联系实际上都已經中断了；加之这种宣傳团体也根本不合时宜了。过了几个月，即1853年初，維利希一沙佩尔的宗得崩德也寿終正寝了。
引起上述分裂的原則性原因，我在“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已經叙述过了，該书轉載了1850年9月15日举行的中央委員会会議記录的摘要。而最直接的实际原因，則是維利希想把同盟卷入德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革命儿戏中去。对于政治形势的截然相反的估計，使分歧更加尖銳。我只举一个例子。譬如，維利希认为，普魯士和奧地利在黑森选帝侯国和德意志联邦問題上的爭执396会引起严重的冲突，幷会給革命派造成进行实际干涉的机会。1850年11月10日，即同盟分裂以后不久，他发表了一个用这种精神拟成的宣言：“吿各国民主主义者书”，这是由宗得崩德中央委員会以及法国、匈牙利和波兰的流亡者签署的。相反，恩格斯和我則主張（这一点可以在“新萊茵报評論”（1850年5—10月合刊，汉堡版第174、175頁）上看到）：“所有这一切喧嚷是不会有任何結果的……斗爭的双方——奧地利和普魯士就可以不流一滴血，和平地坐在法兰克福联邦議会397里，但是，它們互相之間的无謂的嫉妒，它們与自己臣民之間的分歧以及它們对俄国最高統治权的不滿都不会因此就有任何减少。”398
維利希由于他的个性（不过他无疑是一个能干的人），也由于当时（1850年）記忆犹新的伯桑松事件的影响，对于因意見对立而成为不可避免的、每天都在重复的冲突，是否能作出“公正的”判断，这可以根据下列文件得出結論。
“南錫德国纵队
致德国‘自救’武装协会主席——
俾尔的約·菲力浦·貝克尔公民
公民：
我們謹向你这位由德国全体共和主义流亡者选出来的代表报吿，我們已在南錫成立了一个德国流亡者纵队，名叫‘南錫德国纵队’。
組成这里的纵队的流亡者，一部分是以前維祖耳纵队的成員，一部分是曾参加伯桑松纵队的成員。他們离开伯桑松，純粹是出于民主的考虑。
問題是維利希干什么事情，很少同纵队商量。因此，伯桑松纵队的基本規章根本不是經全队討論而建立的，而是由維利希武断地提出的，未經纵队同意就执行了。
后来維利希发出的一系列命令，也向我們确凿地证明了他的独断专行；这些命令由耶拉契奇或文迪施格雷茨来发布倒是很合适的，而对一个共和主义者是完全不相称的。
維利希竟下令要从一个即将离队的名叫舍恩的队員的脚上脫下用纵队的儲蓄給他买的一双新鞋，却不考虑这項儲蓄也有舍恩的一份，因为它主要是靠每人每天从法国得到的10个苏的津貼里积累起来的……他想把鞋穿走。維利希却下令把它脫下来。
維利希因为一点小事情——譬如点名或操练时缺席啦、（晚間）迟到啦、口角啦，——竞不問一下纵队就把几个能干的队員从伯桑松赶走了，赶走时还对他們說，他們可以到非洲去，因为再不允許他們呆在法国；要是他們不去非洲，他就下令把他們驅逐出去，即驅逐到德国去，因为法国政府給了他处理这事的全权。后来有人向伯桑松省政府問起这件事情，得到的回答是此事幷非屬实。維利希几乎每天点名时都說：誰要是不乐意，願意走就可以走，而且越快越好，可以到非洲去，等等。有一天，他甚至籠統地威胁說：誰不服从他的命令，那末，要是不到非洲去，就得送到德国去；为了这件事也向省政府提出了质問。由于每天都有这类威胁，許多人对伯桑松的生活感到厌煩了，因为在那里，像他們所說的那样，每天都有人叫他們滾蛋。他們說：要是我們願意做奴隶，我們可以到俄国去，或者当初就根本不必在德国干一番什么事业。他們說，够了，要是在伯桑松再呆下去，就得同維利希大閙一場，因此他們就走了。但是，因为当时哪儿也沒有一个能够收容他們的纵队，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們不能靠10个苏活命，所以，除了应募到非洲去以外，別无他途，他們也就这样办了。維利希就这样使30个正直的公民陷于絕望境地，由于他的过錯，使祖国永远失去了这批力量。
其次，維利希竟非常不明智，因而在点名时总是夸奖他的旧部下，而貶低新来的人。这种做法經常引起糾葛。維利希有一次在点名时甚至說，普魯士人在头脑、心灵和体格方面，或者如他所說的，在体力、德性和智力方面都比南德意志人强得多。南德意志人的特点却是善良，其实他想要說的是愚蠢，但他沒有这个胆量。这样一来，維利希就把当时占大多数的南德意志人惹得恼怒不堪。最后，他还有下面这样一种极其粗暴的行为。
两个星期以前，第七連让一个被維利希亲自下令赶出兵营的名叫巴罗焦的队員再住一夜，这个連不顾維利希的禁令，把他留在連的駐地里，幷且不让維利希的拥护者、狂热的裁縫們走近这个駐地。于是維利希就下令拿绳子，把这群造反的人綁起来。绳子眞的拿来了，但是，要彻底执行这一命令，維利希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就是他們离开的原因。
我們在这里写了这些事，幷不是要控吿維利希。維利希的品格和意图是好的，我們当中有許多人都尊重他，但是，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不能完全使我們滿意。維利希的意图是善良的。然而他自以为是智慧和 ultima ratio〔最高理智〕的化身，他把每个即使在小事情上同他对立的人，都当做蠢才或者叛徒。总之，維利希除了自己的意見以外，不承认任何別的意見。他在精神上是一个貴族，也是一个暴君，如果他想干什么，那他是不擇手段的。但是够了！我們現在已认淸維利希了。我們知道他的长处和短处，因此我們就离开了伯桑松。此外，所有人在离开伯桑松的时候都說，他們离开維利希，但他們幷不退出德国‘自救’武装协会。
維祖耳人也是如此……
最后，順致崇高的敬意，幷代表南錫纵队致兄弟般的敬礼和握手。
1848年11月13日由全体大会通过。
代表纵队幷受纵队委托
秘书B.
1848年11月14日于南錫”
現在回头来談泰霍夫的信。就像別的爬虫一样，他的信的毒也在尾巴上，也就是在9月3日（1850年）的附笔中。那里談到我的一位早逝的朋友康拉德·施拉姆同維利希先生的决斗。1850年9月初，在安特卫普进行的那場决斗中，泰霍夫和法国人巴特尔米充当維利希的助手。泰霍夫在写給席梅尔普芬尼希“通知朋友們”的信中說：
“他們〈即馬克思及其拥护者〉抬出他們的騎士施拉姆来反对維利希，后者用一大堆极其粗野的話痛駡了他〈泰霍夫想要說的是：他痛駡后者〉一頓，最后引起了一場决斗。”（“主要著作”第156、157頁）
对于这种荒謬絕倫的捏造，我已經在七年前出版的、上面引证过的抨击文章“高尙意識的騎士”（1853年紐約版）中駁斥过了。
那时施拉姆还活着。他和維利希都住在美国。
当时維利希的助手巴特尔米还沒有被絞死；施拉姆的一名助手、出色的波兰軍官米斯科夫斯基还沒有被燒死，而泰霍夫先生也还不会忘記他那封“通知朋友們”的通函。
在上述抨击文章中，載有我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53年11月23日从曼彻斯特发的一封信，信的結尾說：
“在施拉姆和維利希之問閙到要求决斗的一次中央委員会会議399上，我〈恩格斯〉似乎〈按照維利希的說法〉犯了罪，因为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不久，我和施拉姆一齐‘离开房間’，因而这就是通盘策划了这件事。以前，似乎是馬克思〈按照維利希的說法〉‘唆使’施拉姆，而現在为了多样化，我又充当了这个角色。一个老练的用手枪有經驗的普魯士尉官同一个可能从来沒有摸过手枪的商人之間的决斗，确实是一个把尉官‘扫掉’的頂好办法。朋友維利希不顾这一点，还到处訴說——口头上和书面上——似乎我們想枪杀他……施拉姆仅仅是被維利希的蛮横行为所激怒。他提出同維利希决斗，使我們都大吃一惊。在几分钟之前，大槪施拉姆本人也不会料到事情有如此的变化。很难想像有比这更不由自主的行动……施拉姆只是应馬克思的个人請求才离开〈会議室〉的，因为馬克思希望不要再继續胡閙。
弗·恩格斯”（“騎士等等”第7頁）400
从我这方面来說，泰霍夫竟会成为这类愚蠢謠言的傳播者是怎样出乎我的意料，可以从同一篇抨击文章的下面一段看出来：
“正如泰霍夫本人返回到倫敦后向我和恩格斯所說的，最初，維利希坚决地肯定，我意欲假施拉姆之手打发高尙人物回阴曹地府，幷且他还用书面向全世界披露了这个思想。但是，經过三思之后，他确定了，慣于运用鬼一般滑的策略的我，不会考虑通过与施拉姆的决斗来收拾他。”（同上，第9頁）401
泰霍夫在写給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通知朋友們”的信里所編造的东西，是轉述了別人說过的話。后来在同盟分裂时站在維利希一边的卡尔·沙佩尔，是掀起决斗一事的目击者，关于这件事他这样写信吿訴我說：
“1860年9月27日于培德福德广場彼尔西街5号
亲爱的馬克思：
关于施拉姆和維利希之間的丑事，奉吿如下：
这件丑事是在中央委員会的一次会議上閙出来的，这是他們俩在討論时偶然发生的一場激烈爭論引起的。我記得很淸楚，你本人曾竭力使他們平靜下来，要他們言归于好；而且，你就像我本人以及其他在場的中央委員一样，看来对这一突然爆发的冲突感到震惊。
祝好
你的 卡尔·沙佩尔”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施拉姆本人在决斗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即在1850年12月31日的一封信里，指責我偏袒維利希。决斗前后，恩格斯和我对决斗一事曾公开向他表示不贊同，这使他当时很生气。他的这封信，以及我从他和米斯科夫斯基那里得到的有关那次决斗的其他文件，他的亲人們都可以查看。这些东西不宜公布。
1857年7月中，当康拉德·施拉姆从美国回到倫敦再来看我时，他这个年輕人的英俊而匀称的身体，已經被不治的肺結核病弄垮了，同时这种病就像光輪似地籠罩着他那別致而漂亮的头部。他以他固有的、从未失去的幽默，笑嘻嘻地首先把他自己的訃吿給我看，这是他的一个饒舌的朋友听信了謠言而在紐約的一家德文报紙上发表的。經医生的劝吿，施拉姆到澤稷島的圣埃尔耶去了，恩格斯和我是在那里最后一次看見他的。施拉姆死于1858年1月16日。在安葬他的时候，圣埃尔耶的整个自由派資产阶級和居住在那里的全体流亡者都到了。致悼詞的是乔·朱利安·哈尼；他是英国最优秀的人民演說家之一，以前是知名的宪章派領袖，在施拉姆逗留倫敦期間，他們俩很要好。施拉姆不但生性热情、大胆、有如一团烈火，从不为日常生活忧虑，而且有辨別力，独創的見解，机灵的詼諧和天眞的善良。他是我們党的潑息·霍士潑。
現在我們回头来談泰霍夫先生的信。他到倫敦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曾同恩格斯、施拉姆和我在我們接待他的一家酒店里有过长时間的rendez-vous〔会晤〕。他在1850年8月26日写給席梅尔普芬尼希“通知朋友們”的信里，叙述了这次rendez-vous。我以前从来沒有見过他，在这以后，也許还見过他两三次，但都是非常短暫的。然而，他立刻就看透了我和我的朋友們，看是了我們的头脑、我們的五臟六腑，幷背着我們連忙把对我們心理特征的描述寄到瑞士去，同时苦口婆心地囑咐“朋友們”把它秘密复制出来，幷且散发出去。
泰霍夫下了一番功夫来硏究我的“心”。我是寬宏大量的，不想在这方面学他的样。就像巴黎的浪漫女郞那样，当她的朋友一談到政治时，她就說：《Ne parlons pas morale》〔“咱們別談道德吧”〕。
現在我們来談一下8月26日的那封信的收信人、前普魯士中尉席梅尔普芬尼希。我幷不认識这位先生，也从来沒有見过他。但我可以根据两封信来說明他。我只做了摘要的1853年11月23日的第一封信402，是我的朋友、前普魯士中尉和师团学校敎官威·施特芬从切斯特寄給我的。信里說：
“有一次維利希派来这里〈即科倫〉一位名叫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副官。这位副官給我很大荣誉，邀我到他那里去，幷且坚决地相信，他有十分把握能够一眼看去就对整个形势作出估計，比任何其他天天直接注視事实的人估計得更好。因此，当我吿訴他，普魯士軍队的軍官們决不会认为在他和維利希的旗帜下战斗是一种幸福，他們根本无意于citissime〔匆忙地〕宣布成立維利希式的共和国的时候，他就很瞧不起我了。使他更为恼怒的是，沒有物色到一个沒有什么头脑的人同意翻印他随身带来的吿軍官书，吿軍官书号召軍官們馬上公开表示拥护他称之为民主制的‘那个东西’。
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被馬克思奴役的科倫’（他对我这样写的），但是，他在其他某处翻印了这篇廢話幷散发給許多軍官，因此，‘十字报’的‘观察家’得以揭穿这种变普魯士軍官为共和派的巧妙方式的童貞般的秘密。”
在出現这类趣聞时，我还根本不认識施特芬，他是1853年才来到英国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在下引的、写給后来被揭穿是法国警探的赫尔弗的信里，把自己的嘴臉刻划得更淸楚了；赫尔弗是一个革命委員会的灵魂，这个革命委員会是席梅尔普芬尼希、叔尔茨、海弗納尔以及当时金克尔的其他朋友們于1850年年底在巴黎成立的；赫尔弗也是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这两員大将的密友。
席梅尔普芬尼希致赫尔弗（1851年寄往巴黎）：
“这里〈即倫敦〉目前发生了如下事情……我們已就准备貸款〈金克尔貸款〉的基础一事，向那里〈向美国〉我們认識的每个有势力的人写了信，建議他們首先在一定时期內亲自出面，在报刊上談談密謀組織的威力，幷且指出，无論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的积极力量，都永远不会离开战場。〈难道历史沒有任何日期嗎？〉[56]……我們的工作現在进行得很順利。如果你把那些过分頑固的人置之不顾，他們就会作出让步，乐于接受向他們提出的种种条件。明天，我把工作料理妥当之后，就同卢格和豪格联系一下……我的社会地位同你一样，都很困难。我們的事〈即金克尔的革命貸款一事〉急需办理。
你的 席梅尔普芬尼希”
席梅尔普芬尼希的这封信，被收进了阿·卢格在“西方先驅报”（1853年9月11日路易斯維耳出版）上发表的“揭露”中。席梅尔普芬尼希在“揭露”发表以前就在美国了，他从来沒有否认过这封信的眞实性。卢格的“揭露”成了“来自柏林警察总局档案”这一文件的翻版。該文件是用辛凱尔迪在頁边上的一些笔記和其他一些证件編成的；这些东西要不是法国警察当局从巴黎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和赫尔弗那里攫去的，就是从不来梅的杜朗牧师那里“探出”［aufgestiebert］的，要不然，就是在卢格的宣傳协会同金克尔的流亡者协会之間进行“老鼠与靑蛙之战”403的时候，由同室操戈的弟兄們自己泄漏給美国的德文报刊的。辛凱尔迪曾談到席梅尔普芬尼希“以为警察在跟踪他”，因而匆忙地中断了为宣傳金克尔革命貸款的主張所作的普魯士之行；他在談話时所用的諷刺口吻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在同一“揭露”中，还有“巴黎委員会〈即赫尔弗、海弗納尔、席梅尔普芬尼希等等〉駐倫敦的代表”卡尔·叔尔茨的一封信，信里說：
“居留这里的流亡者昨天决定吸收布赫尔、弗兰克博士、維也納的瑞茲和即将来此地的泰霍夫参加談判。N.B.〔注意〕：在泰霍夫来到这里以前，不得用口头或书面向他透露这一决定。”（卡·叔尔茨給巴黎“亲爱的人們的信”，1851年4月16日于倫敦）
泰霍夫1850年8月26日“通知朋友們”的信，是寄給这些“亲爱的人們”之一——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的。首先他把我的一些見解通知这位“亲爱的人”，这些見解原是我細心隐瞞，而他在我們唯一的一次会晤时，借助所謂《in vino veritas》〔“酒醉吐眞言”〕从我这里很快探出来的。
“我”，——泰霍夫先生对“通知朋友們”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說，——“我……快結束时說，我一直段想他們〈馬克思、恩格斯等）要比卡貝式的共产主义的幸福馬厩这种荒唐思想高明一筹”云云。（“主要著作”第150頁）
設想啊！可見，泰霍夫虽然絲毫不了解我們的观点，但他还是把它們設想为不十分“荒唐”，可眞是够寬宏大量、謙逊温和的了。
姑且不談学术著作，他只要讀一下他在后面称之为我的“无产者問答书”的“共产党宣言”，他就会看到題为“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这样詳尽的一章，看到这一章的最后一节“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一节里写道：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門、傳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的斗爭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現的。关于这个时期，我們在前面已經叙述过了。誠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虽然看到了阶級的对立，看到了統治着的社会本身中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們看不到无产阶級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由于阶級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調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級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們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規律，以便創造这些条件。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們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級的逐步組織成为阶級就要由他們特意設計出来的社会組織来代替。在他們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傳和实施他們的社会計划的历史……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創始人在許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們的信徒总是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他們还总是梦想用試驗的办法来实現自己的社会空想，創办单个的法倫斯泰尔，建立国內移民区［Home-colonies］，創立小伊加利亚，[57]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共产党宣言”1848年版第21、22頁）404
最后一句話把卡貝的伊加利亚——或者如泰霍夫所說的“幸福馬厩”，——直截了当地称为“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
恩格斯和我的观点，在我們同泰霍夫会晤前許多年就已公开发表了，而他根本不知道这些观点，这充分說明了他的謬誤。我們且举几个例子，让他自己来說明自己：
“他〈馬克思〉嘲笑那些跟在他后面死板地重复他的无产者問答书的蠢材，也嘲笑維利希式的共产主义者，就像嘲笑資产者那样。他唯一尊重的人就是貴族，但这是眞正的、知道自己身价的貴族。为了剝夺他們的旅治，他需要力量，而这种力量只有在无产阶級身上才能找到；因此，他就为这种力量剪裁了他的一套体系。”（“主要著作”第152頁）
因此，泰霍夫就“設想”我編写了一本“无产者問答书”。他指的是“宣言”，其中批判了，如果泰霍夫願意的話，也可以說是“譏笑了”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和批判的空想主义。不过，这种“譏笑”却不像他所“設想”的那样輕而易举，而是需要花一番力气的，这一点，他可以从我那部反对蒲魯东的著作“哲学的貧困”（1847年）405里看出来。泰霍夫还“設想”我“剪裁了”一套“体系”，哪儿的話，我甚至在直接为工人們写的“宣言”里，也抛棄了一切体系，而代之以“批判地了解实际社会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結果”406。但是，这样一种“了解”，旣不能跟在別人后面死板地重复，也不能像做一条子彈带那样来“剪裁”。泰霍夫所“設想”的、幷背地塞給我的对貴族、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的相互关系的那种看法，是天眞得出奇的。
我“尊重”貴族；“嘲笑”資产阶級；我給无产者“剪裁了一套体系”，以便通过他們来“剝夺”貴族的“統治”。在“宣言”的第一章，即題为“資产者和无产者”（見“共产党宣言”第11頁）407的一章里，詳細地闡明了：資产阶級的經济統治，从而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政治統治，无論对現代无产阶級的生存来說，或者对創造“实現无产阶級解放的物质条件”来說，都是基本的条件。“一般說来，現代无产阶級的发展（見1850年1月“新萊茵报評論”第15頁）是受工业資产阶級的发展所制約的。只有在工业資产阶級統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規模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規模的革命；只有在工业資产阶級的統治下，它才能創造出現代的生产資料，这种生产資料同时又是它所能用以达到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資产阶級的統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基，幷且为无产阶級革命鋪平它唯一能借以实現的地基。”408因此，我在同一“評論”里宣称，沒有英国参加的任何无产阶級运动，都是“杯水之浪”409。早在1845年，恩格斯就已在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級状况”410里发揮了同样的观点。因而，在那些还只不过是应該“剝夺”大陆意义上的貴族（泰霍夫正是这样理解“貴族”的）的“統治”的国家里，在我看来，还不具备无产阶級革命的首要前提，也就是还沒有全国規模的工业无产阶級。
特別是，我对德国工人对待資产阶級运动的态度的看法，泰霍夫可以在“宣言”里看到非常明确的闡述。“在德国，只要資产阶級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敎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識到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的敌对的对立”等等。（“宣言”第23頁）411当我被控“造反”而站在科倫資产阶級陪审法庭上的时候，我用同样的精神宣称：“在現代資产阶級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級，可是已不再有等級了。它的发展就在于这些阶級的斗爭，可是这些阶級却联合起来反对等級及其天賦王权。”（“两个政治审判案。2月由科倫陪审法庭审理”1849年版第59頁）412
自由資产阶級从1688年到1848年向无产阶級发出的号召，不外是“体系和詞句的剪裁”，以便通过它的力量来剝夺貴族的統治。因此，泰霍夫先生从我的秘密理論中抽出来的最本质的东西，不就是最平庸的資产阶級自由主义！Tant de bruit pour une omelette！〔煎鸡蛋引起了多么大的喧閙！〕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泰霍夫毕竟知道，“馬克思”不是一个資产阶級自由主义者，所以他沒有別的办法，只好“得到一种印象：馬克思的全部活动的目的，是建立他的个人統治”。“我的全部活动”，——把我同泰霍夫先生的唯一一次談話說得多么客气啊！
其次，泰霍夫在写給由席梅尔普芬尼希“通知朋友們”的信里还透露說，我曾談了下面这样一种駭人听聞的看法：
“可怜的欧洲是否要毁灭（如果沒有社会革命，这是不久一定要发生的），美国到那时是否将牺牲欧洲的利益而利用旧制度，归根到底，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主要著作”第148頁）
我同泰霍夫的談話是在1850年8月底进行的。在1850年2月号“新萊茵报評論”上，也就是泰霍夫从我这里打听出这个秘密前八个月，我曾向德国讀者揭示了下面一件事情：
“現在我們来談一談美国。美国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現，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时間仅仅过了18个月，現在就已經可以預料到，这一发現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将会比美洲大陆的发現所带来的要大得多……世界貿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現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紀一样，起着偉大的世界交通航綫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現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內海。欧洲的文明国家到那时要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等等（1850年2月“評論”第2期第77頁）。413
旧欧洲“不久将要毁灭”，美国第二天就会登上宝座之类的話，都只是泰霍夫先生說的。我当时对美国最近的将来认識得如何淸楚，可以从同一号“評論”的下面一段看出来：“这里不久就会发生疯狂的投机，即使英国資本大量投入这类企业，紐約这一次仍然会成为整个这种投机的中心，而像1836年一样会首先遭到破产。”（“評論”1850年5—10月合刊第149頁）414我在1850年給美国作的这种預測，已由1857年的商业大危机完全证实了。关于“旧欧洲”，我描繪了它在經济上的蓬勃发展以后，倒是这样写的：“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資产阶級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談不到什么眞正的革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爭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地，这种爭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幷不淸楚，——十分資产阶級化。一切想阻止資产阶級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們的一切道义上的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同上，第153頁）415
事实上，欧洲的历史只是从1857—1858年的危机以后才又带有一种尖銳的、也可以說是革命的性质。事实上，恰好是在1849年至1859年这一反动时期，工商业在大陆上得到了前所未聞的大幅度的发展，資产阶級政治統治的物质基础也随之加强了。事实上，在那个时期，“民主主义者們的一切道义上的憤懑和热情的宣言”都被經济关系碰得粉碎了。
泰霍夫把我們談話中认眞的东西理解成玩笑，于是对玩笑就更加认眞了。他带着一个参加葬仪的人所有的那种极其严肃的表情，开导他的“通知朋友們”的那位席梅尔普芬尼希說：
“馬克思又說，在革命中，軍官是最危險的因素。从拉斐德到拿破侖，这是一大批叛徒和一連串叛变。应当随时給他們准备好匕首和毒药。”（“主要著作”第153頁）
关于“兵老爷們”叛变的一套老生常談，甚至泰霍夫本人也不会认为是我的独創思想。独創之处显然在于要求随时准备好“匕首和毒药”。泰霍夫难道当时不知道，眞正革命的政府，例如Comité de salut public416曾給“兵老爷們”准备好了虽然能奏奇功異效但喜剧性較小的手段嗎？匕首和毒药至多能适用于威尼斯的寡头政治。如果泰霍夫把自己写的信再細看一遍，他就会从“匕首和毒药”这些字眼里看出諷刺来。福格特的同謀者、著名的波拿巴派mouchard〔密探〕爱德华·西蒙，在“現代評論”（1860年巴黎版第8期第528頁，在他的“福格特先生的訴訟等等”一文中）上譯載了泰霍夫的信中的上引的一段，幷加了如下按語：
《Marx n'aime pas beaucoup voir des officiers daps sa bande.Les officiers sont trop dangereux dans les révolutions.
n faut toujours tenir prêts pour eux le poignard et le poison！
Techow，qui est officier，se le tient pour dit；il se rembarque et retourne en Suisse》.
〔“馬克思不很喜欢在他的帮里有軍官。在革命中軍官是危險的因素。
应当随时給他們准备好匕首和毒药！
泰霍夫本人是一个軍官，他听到了这种話，于是就乘船回瑞士去了。”〕
照爱德华·西蒙的叙述，可怜的泰霍夫被我准备好的“匕首和毒药”吓得魂不附体，以致他立刻躱开，乘船回瑞士去了。而帝国的福格特用黑体字轉載“匕首和毒药”这一处，用以吓唬德国的庸人。然而，同是这个丑角在他所謂的“硏究”里却写道：
“西班牙人的刀子和毒药今天放射出奇光異彩——因为問題涉及一个民族的独立。”（同上，第79頁）
附带提一下：西班牙和英国的有关1807年至1814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材料，早已駁倒了法国人杜撰出来的关于毒药的神話。但对空談政治的人来說，这类神話当然还是原封不动地存在着的。
最后，我来談談泰霍夫信中的“流言蜚語”，幷且举一些例子来证明他在历史上的公正态度：
“首先談的是他們同我們之間，即瑞士同倫敦之間的竞爭。用他們的話来說，他們应当維护旧同盟的权利，这个同盟由于它的明确的党派立場，当然不能友好地对待在同一范圍（无产阶級）內与之幷存的另一个同盟。”（“主要著作”第143頁）
泰霍夫这里談的瑞士竞爭团体就是上面已經提到过的“革命集中”，泰霍夫作为这个团体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我們的。它的中央委員会設在苏黎世，領导該团体的主席是一位律师，1848年曾任某个小議会的副議长，1849年曾是德意志某临时邦政府的委員[58]。1850年7月，德朗克来到苏黎世，在那里，这位律师先生把一份类似公证的协議交給他这个倫敦同盟的成員，叫他“通知”我。协議的全文如下：
“鉴于有必要把所有眞正革命的人士联合起来，同时，尽管不是革命中央委員会的全体委員都能无条件地同意倫敦提出的綱領（1848年的“宣言”），但全都承认下一次革命是无产阶級性质的革命，因此，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和‘革命集中’之間已达成了如下协議：
（1）双方同意今后共同进行工作，‘革命集中’通过联合一切革命人士来为下一次革命作准备，倫敦协会通过組織主要是无产阶級分子来为无产阶級統治作准备；
（2）‘革命集中’指示它的代表和特使，要他們在德国成立支部时，使他們认为适合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那些成員注意到有一个主要是为了无产阶級利益而建立的組織；
（3）和（4）至于瑞士，其領导权則只应交給‘革命中央委員会’中眞正拥护倫敦宣言的人。双方相瓦交換报吿。”
从还在我手中的这份文件里可以看出：这里談的幷不是“在同一范圍”（无产阶級）內的两个秘密团体，而是在不同范圍內的和具有不同傾向的两个团体的联盟。其次，还可以看出：“革命集中”除了实現它本身的目的以外，还表示願意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某种分支。
这个建議被拒絕了，因为接受这种建議是与同盟的“原則”性不相容的。
“接着輪到了金克尔………他們回答說……他們从来沒有追求过廉价的荣誉，——恰恰相反！至于金克尔，如果他安分守己的話，他們是会竭誠地让他享有他的廉价的荣誉的。但是，当他在柏林‘晚邮报’上发表了那个拉斯塔特的辯护詞以后，他就不可能平安无事了。他們早已知道各方面都会发出一陣号叫，而且他們已想像到，他們这样做就把自己現有的机关报〈“萊茵报評論”〉的存在孤注一擲。他們的这种担心果然证实了。他們因这一事件破了产，失去了萊茵省的所有訂户，而不得不使报紙停刊。但这对他們来說是无所謂的。（同上，第146—148頁）
首先，让我們来核对一下事实：当时“評論”还沒有停刊，三个月以后还出了一期新的合刊，也沒有失去一个萊茵省的訂戶，这一点，我的老朋友約·魏德迈——前普魯士炮兵中尉、当时法兰克福“新德意志报”417的編輯能給以证明，因为他当时費心地替我們收报費。此外，只听說过恩格斯和我的写作活动的泰霍夫，至少也該讀过他本人批評过的我們对金克尔的辯护詞所作的批評。他給瑞士“亲爱的人們”的秘密通知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要向他們“揭露”我們早在五个月以前就已向讀者揭露了的东西呢？上述的批評这样指出：
“我們早已料到，我們在我們党的面前揭露‘被俘的’金克尔的这篇辯护詞，会惹起所有温情的伪善者和民主主义淸談家的普遍憤懣。这一点我們是毫不在乎的。我們的任务是无情的批判……为了坚持我們的这种立場，我們情願放棄在民主派当中的廉价的荣誉。我們的斥責絲毫也恶化不了金克尔先生的处境；我們的揭露会使他进入赦免之列，因为我們在揭露中会证明，他說他不是人們所說的那种人的供詞是可靠的，幷且我們还宣吿說，他不仅应該赦免，甚至应該录用他担任普魯士国家职务。况且，他的辯护詞已經公布于世了。”（1850年4月“新萊茵报評論”第70、71頁）418
泰霍夫說我們在“敗坏”革命的petits grands hommes〔小偉人〕的“名誉”。然而，他幷不是从福格特先生的警察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敗坏名誉”的。相反地，他所指的是我們从披上革命狼皮的羊身上撕掉那种刺眼外皮所采取的行动；我們这样就預先使这些羊免遭普罗凡斯的著名抒情詩人的那种命运，原来这位詩人披上狼皮去打猎，猎犬眞以为是一只狼，就把他撕得粉碎了。
泰霍夫特別举出恩格斯的著作“維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見1850年3月“評論”第70—78頁）419中偶尔对济格尔将軍所作的評論做例子，来說明我們进行一种不光彩的攻击。
那末，不妨把恩格斯的有案可查的批評跟那些議論同一位济格尔将軍的心怀叵測的廢話比較一下，这类廢話是我們同泰霍夫見面大約一年以后，由泰霍夫、金克尔、維利希、席梅尔普芬尼希、叔尔茨、亨·伯·奧本海姆、爱德华·梅因等人領导的倫敦流亡者协会印出来的，而他們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济格尔贊同卢格的鼓动者协会，而不贊同金克尔的流亡者协会。
1851年12月3日，“巴尔的摩通訊員”，这在当时仿佛是金克尔的“通报”420，在一篇題为“倫敦鼓动者协会”的文章里对济格尔作了如下的評論：
“我們再来看一下，这些把其余一切人都看做‘不成熟的政治家’的可尊敬的人物，究竟是些什么人。这里有总司令济格尔。如果你問历史的繆斯，这个平庸无奇的微不足道的人是怎样达到总司令的地位的，那她就会比被問到低能的拿破侖的情况时更加狼狽。拿破侖至少是‘他伯父的侄儿’，而济格尔只是‘他弟弟的哥哥’。他的弟弟由于发表尖銳的反政府的言論而成为有声望的軍官，不过，他的这些言論是由于經常为了最平常的腐化行为便遭到逮捕而引起的。年輕的济格尔认为这是在革命起义的最初的混乱时期宣布自己是总司令和陆軍部长的充分理由。在不止一次地证明自己具有优良品质的巴登炮兵队里，有足够的較成熟的和眞正的軍官，在他們面前，年輕的、毫无經驗的尉官济格尔不能不感到惶恐不安，而且，当他們必須服从这个无名的、旣缺乏經驗又缺乏才能的年輕人的时候，他們感到相当的气憤。但是这里有布倫坦諾，他十分愚蠢，又蓄意叛变，因而能做出任何会毁灭革命的事情。不錯，这尽管是可笑的，但毕竟是事实：济格尔宣布自己是总司令，而布倫坦諾事后承认了他………无論如何，値得注意的是在拉斯塔特城下和黑林山脉中的絕望的殊死战中，济格尔把共和国軍队的极其英勇的士兵們交給命运去随意摆布，不給他們派出他答应派去的增援部队，而同时他自己却带着菲尔施坦堡公爵的肩章，坐着他的輕便馬車在苏黎世城里环游，幷且还以引人注意的失敗的統帅的角色自我炫耀。这位成熟的政治家的众所周知的偉大就是如此，他由于可以‘自认’以往有英雄的业績，所以又一次把自己任命为鼓动者协会的总司令。我們这位偉大的熟人，‘他弟弟的哥哥，就是如此。”
为了公正起見，我們也不妨听一下卢格的鼓动者协会通过它的发言人陶森瑙是怎么說的。陶森瑙1851年11月14日在倫敦写的“致澤登施提克尔公民”的公开信中，提到了由金克尔、泰霍夫等人領导的流亡者协会以及其他問題：
“……他們表示相信，为了革命的利益，把所有人都团結起来，是一种爱国义务和一件迫切事情。德国鼓动者协会贊同这种想法，而且它的会員們在多次試图团結金克尔及其拥护者的过程中已证实了这一点。可是，政治合作的任何基础看来剛剛形成，它就消失了，新的失望随着旧的失望而至。恣意破坏以往的协議，在諒解的假面具下坚持单方面的利益，为了获得多数而进行有系統的欺騙，一些不知名的大人物以有組織才能的党領导人的姿态出現，强迫接受一个秘密財政委員会的企图，以及形形色色不可吿人的鬼蜮伎俩，不成熟的政治家們老是想在放逐中通过这类东西来左右祖国的命运，可是，一碰到革命的火焰，这类沽名釣誉的盘算就化为灰烬了……金克尔的拥护者公开和正式地攻击我們；在我們难于接近的德国反动报刊上，对我們不利、而对金克尔有利的通訊盈篇累牘；而最后是金克尔到美国去，以便用他在那儿筹备好的所謂德国貸款来迫使我們接受联合，或者更确切些說，接受从屬和依賴关系，而这是每一个从財政上使党合幷的发起人所期待的。金克尔的离开是严守秘密的，因而我們只是从美国报紙上讀到他到达紐約的消息时才知道这件事……对于那些不夸大自己的作用、但意識到自己以往功績的严肃革命者，可以毫无愧色地說：至少人民中有一些阶层是支持他們的；这些事实和其他許多东西，就是加入一个按自己方式努力为革命利益服务的同盟的决定性理由。”
其次，有人指責金克尔，說他所募集的款項是“只”供“一个集团”使用的，“他在这儿〈倫敦〉和在美国的全部行动都证明这一点”，由“金克尔本人所提出的多数保证人”也证明这一点。
可是結尾却說：
“我們旣沒有答应我們的朋友們要給他們的爱国捐款付息，也沒有答应他們要偿还捐款，但是我們知道，我們会用善意的行动〈实际的服务？〉和认眞的会計制度来证明沒有辜負他們的信任；我們也知道，将来当我們公布他們的名字时，他們可以期待博得祖国的感謝。”（1851年11月29日“巴尔的摩警钟报”）
这就是鼓动者协会和流亡者协会的民主主义英雄們三年当中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开展的一种“創作活动”，后来由戈克建立的新旧大陆革命同盟也参加了这种活动。（見附录6）
可是，流亡者在美国报刊上閙无謂糾紛，是由埃尔斯的两个議員齐茨和律斯勒之間的一場紙上比武开始的。
这里还有一个事实，它能說明泰霍夫的“亲爱的人們”的特性。
席梅尔普芬尼希这位泰霍夫的“通知朋友們”一信的收信人，他在1850年底同赫尔弗、海弗納尔、戈克以及其他人（后来卡·叔尔茨也参加了）一起，在巴黎建立了（如前所述）一个所謂的革命委員会。
几年以前，有人把該委員会当时的一个委員写給这里一个政治流亡者的一封信轉交給我，由我随意处理。这封信还保存在我这里。
信里有这样的話：
“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苏尼希把持了整个委員会。被当做陪审員那样吸收进来作为列席的其他人物，只不过是为了装装样子而已。这两位先生当时希望很快就能让已完全被他們攫为己有的金克尔去主持德国的事务。特別使他們感到深恶痛絕的是卢格的嘲諷以及馬克思的批評和魔鬼般的活动。这两位先生有一次同他們的列席者会面时，妙趣横生地給我們把馬克思描繪一番，幷且使我們对来自馬克思方面的恶魔般的危險产生了夸大的看法……叔尔茨一席梅尔普芬尼希提出了消灭馬克思的建議。造謠和阴謀、无耻透頂的誹謗都被抬出来当做手段。为此进行了表决，幷且作出了一項相应的决議，如果对这种儿戏可以这样称呼的話話。1851年初，在‘汉堡指南’的小品文栏里发表的、由路·海弗納尔根据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上述描繪而編造出来的对馬克思的評論，算是执行这項决議的最直接的一步。”
无論如何，海弗納尔的小品文同泰霍夫的信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尽管它們二者都不能同福格特的“劳斯之歌”媲美。不应当把这一“劳斯之歌”同卡蒙斯的“卢茲之歌”混为一談。相反地，最初的“劳茲之歌”是彼得·品得的一部英勇而滑稽的史詩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