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尔頓革命代表大会
“大胆查理”，“勇敢的卡尔”，vulgo〔俗称〕卡尔·福格特，現在給我們讲穆尔頓的失敗。
“很多工人和流亡者都被〈即被李卜克内西〉巧妙地說服了，因此終于决定在穆尔頓召开革命代表大会。各地方团体的代表都应秘密前往該地，他們打算在那儿討論同盟的最后組織工作和起义的最終日期。全部准备工作都絕对保守秘密，通知只由李卜克内西先生的心腹和他的通訊員送发。代表們或步行、或乘船、或騎馬从四面八方向穆尔頓集中，但他們很快就被宪兵逮捕了，因为后者早已知道他們来干什么，从哪儿来，怎么来的。用这种办法抓到的这一伙人，在夫賴堡的奧古斯丁寺院里拘押了一个时候，后来被送到英国和美国去了。李卜克内西先生受到了特別照顾。”（“主要著作”第168頁）
“李卜克内西先生”参加过司徒卢威領导的1848年9月起义，后来在巴登坐牢，一直到1849年5月中，巴登爆发武装起义时才获得自由，接着参加了巴登国民炮兵队当炮兵，后来被福格特的友人布倫坦諾当做造反者再度投入拉施塔特囚室。第二次获釋后，在維护帝国宪法运动时期参加了由約翰·菲力浦·貝克尔率領的师团，最后同司徒卢威、康海姆、科尔恩和罗森勃魯姆一起越过法国边境，前往瑞士。
当时，我对“李卜克内西先生”和他的瑞士“革命代表大会”的了解，比对伯尔尼鍋匠街本兹酒館老板那里举行的酒館代表大会的了解还要少。在那里，滿桌的議会豪杰們兴高采烈地再次嘟嚷他們在圣保罗敎堂365說过的話，按号碼相互分配未来帝国的席位，幷且听取大胆查理的那一套大吹大擂、粗野笑話、淫詞秽語和夸夸其談来消磨流亡生活中的难熬夜晚；这位大胆查理当时按照德国的古老傳說，多少带着幽默地亲自为自己准备了一份“帝国酒鬼”的特許证。
“傳說”的开头是这样說的：
Swaz ich trinken's hân gesëhen，
daz ist gar von kinden geschëhen：
ich hân einen swëlch gesëhen，
dem wil ich meisterschefte jëhen.
Den dûhten becher gar entwiht，
ër wolde näpf noch kophe niht，
ër tranc ûz grôzen kannen，(https://www.daowen.com)
ër ist vor allen mannenn
ein vorlauf alien swëlhen
von ûren und von ëlhen
wart solcher slünd nie nlht getân.[30]
然而，我們还是回头来談穆尔頓“革命代表大会”吧。“革命代表大会！”“同盟的最后組織工作！”“起义的日期！”“絕对保守秘密的准备工作！”“或步行、或乘船、或騎馬絕对秘密地从四面八方集中”。这位“大胆查理”钻硏我在“揭露”中戳穿的施梯伯的那一套手法，显然沒有白費力气。
实际情况是这样：李卜克内西在1850年初担任日内瓦工人协会主席。他建議当时在瑞士的彼此毫无联系的各个德国工人协会联合起来。这个建議被接受了，于是便决定向24个不同的工人协会发出书面通知，邀請它們到穆尔頓集会，討論拟議中的組織問題和創办共同机关报問題。日内瓦工人协会内部的辯論，通知书的分发，其他24个工人协会内部有关此事的討論，都是公开进行的，举行穆尔頓代表大会的日期也是公开的。如果瑞士当局要禁止这个大会，那它在开会前一个月就能办到。但是自由派分子德律埃先生的計划，却是玩弄戏剧性的警察手腕，他当时正在物色一个他可以一口呑下去的人，以便使当时正在进行威胁的神圣同盟心滿意足。作为工人协会主席在代表大会通知书上署名的李卜克内西，获得了公认的主謀者的荣幸。人們把他同其他代表隔离开来，在夫賴堡塔楼頂上給了他一处免費住所，他能在那里极目远眺，自得其乐，甚至每天有权在塔楼的平台上散步一小时。对待他的唯一独特之处，就是把他隔离。他曾多次請求把他同其他代表拘禁在一起，可是每次都遭到拒絕。但福格特懂得，警察当局对自己的《moutons》[31]不予隔离，反而要把这些“令人喜欢的交談者”硬塞进被捕者的内部去。
两个月以后，李卜克内西同一位姓格貝尔特的人一起被夫賴堡的警察局长送往伯桑松，在那里，他像他的这位盟内同志一样，得到了法国当局允許前往倫敦的通行证，但是接到警吿說，要是他們不按照指定路綫前往，就要把他們发配到阿尔及利亚去。由于这次出乎意料的旅行，李卜克内西失去了他在日内瓦的大部分什物。不过，也应当对卡斯特拉、沙列尔以及当时夫賴堡政府的其他委員們作出应有的評价：他們不諭对待李卜克内西，或者对待穆尔頓的所有囚徒，都是非常人道的。这些先生們还記得：不过是几年以前，他們自己也蹲过监獄或者流亡过，而且公开对大科夫塔366德律埃强加于他們的那种警察职权表示厌恶。对在押的流亡者的待遇，幷不像流亡的“議員們”所想的那样。因此，目前还在瑞士的一个家伙，某一位議員先生，认为有責任出版一本抨击性小册子，来痛罵所有在押的人，特別是李卜克内西，因为他的“革命”思想超出了議会健全理智的界限。可是“大胆查理”似乎还不滿足于李卜克内西所受到的“特別照顾”。
我們这位“大胆查理”的全部蹩脚文章的特点，就是带有剽窃痕迹。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大家知道，瑞士自由派习慣于对他們的牺牲者散布流言蜚語，說他們犯了进行moucharderie〔間諜活动〕的罪行，以便使自己的粗暴驅逐令带有“自由主义的性质”。法济驅逐了司徒卢威，公开宣布他是“俄国間諜”。同样地，德律埃宣布布瓦肖是法国mouchard〔間諜〕。图尔特下令在日内瓦大街上突然把席利抓起来送往伯尔尼监獄塔楼以后，也是用同样手法contra〔对付〕他的。《Le commissaire maire fédéral Monsieur Kern exige votre expulsion》〔“联邦委員、市长凱倫先生要求驅逐您”〕，——当席利提出为什么这样粗暴对待他时，权大无边的图尔特这样回答說。席利說道：《Alors mettez-moi en présence de Monsieur Kern》〔“那就让我見見凱倫先生”〕。图尔特却說：《Non，nous ne voulons pas que M.le commissaire fédéral fasse la police à Genève》〔“不行，我們不願联邦委員先生干日内瓦的警务〕。这一回答的邏輯，跟同一个图尔特在担任瑞士駐都灵公使时所表現的絕頂聪明相比，可說毫无逊色；在薩瓦和尼斯的割让已是fait accompli〔旣成事实〕之后，他写信吿訴瑞士联邦主席說：卡富尔拚命地反对这种割让。然而，也許是同铁路有关的外交問題当时把图尔特的正常机敏弄迟鈍了。在席利已被极其严格地secret〔单独监禁〕在伯尔尼之后，图尔特才給他的粗暴的警察行动点綴上“自由主义的性质”，才向德国的流亡者，例如芬克博士窃窃耳語：“席利同凱倫秘密勾結，幷向他密吿日内瓦的流亡者，等等”。甚至日内瓦“独立报”367当时也认为：“把对流亡者进行系統的誹謗提高为国家原則”是日内瓦政府的一种人所共知的罪孽（見附录1）。
德国警察当局一提出要求，瑞士自由派政府便把所謂的“首領”驅逐出境，从而破坏了避难权，——这項权利是以殘存的革命軍不参加巴登土地上的最后一战为条件的。后来也輪到了“盲从者”。瑞士政府用形形色色的欺騙手法，迫使成千的巴登兵士接受了回国护照，可是他們一回国就落到早已知道他們“来干什么，从哪儿来，怎么来”的宪兵們手里。随后是神圣同盟的威胁，随威胁而来的是穆尔頓的警察手腕。但是，“自由主义的”联邦委員会368还不敢像“勇敢的卡尔”做得那样过分。它只字未提“革命代表大会”、“同盟的最后組織工作”和“起义的最終日期”。为了面子关系而不得不进行的偵查，結果是一无所得。
外国的“战爭威胁”和“政治宣傳領向”，——这就是“为难的”联邦委員会为了給自己辯护而在一份官方文件中閃爍其詞地提到的一切（見附录2）。“瑞士自由主义”警察的丰功偉績，决不因造出了“穆尔頓革命代表大会”而达到頂点。1851年1月25日，我的朋友威廉·沃尔弗（“議会的羊群”把他戏称为“議会的狼[32]”）从苏黎世写信吿訴我：
“联邦委員会采取它慣用的手法，已使流亡者从11 000人减少到500人，但是，它在沒有把不拥有相当財产或特殊关系的一切人都赶出去以前，是不会安心的。”
不言而喩，为革命奋斗过的流亡者是敌視圣保罗敎堂的英雄好汉們的，因为后者以无休止的空談扼杀了革命。这班英雄好汉竟然毫不羞慚地把他們的敌手轉交給瑞士警察当局。
席利到了倫敦之后，福格特的心腹、拉尼克尔这个怪物曾亲自写信吿訴他說：
“請設法在某一家比利时报紙上搞几栏来刊登声明，幷請不要放过机会来使那些卑鄙的德国狗〈議員們〉在美国不得安生，因为他們已把自己出卖給那个大脖子的外交官〈德律埃〉，成了他的工具。”
現在，大家就懂得“大胆查理”所說的下面一段話是什么意思了：
“我竭尽全力限制流亡者的革命奔波，幷不遺余力地为他們在大陆上或海外找到栖身之所。”
在“新萊茵报”第257号的一篇文章中，可以讀到以下一段話：
“海得尔堡1849年3月23日。我們的友人福格特，左派的先进战士，帝国当代的幽默家，帝国未来的巴罗，防止革命的‘可靠信号手’，正在同——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不！——同一些眞正的反动分子联合起来。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把羈押在斯特拉斯堡、伯桑松和德国边境其他地方的‘个人’派遣到美国去，換言之，就是流放到美国去……卡芬雅克的軍刀制度当做惩罰强加于人的东西，这班先生們却想以基督之爱的名义来得到……大赦死了，——流放万岁！当然，在这里沒有pia fraus〔虔誠的欺騙〕也是不行的，如竟說什么流亡者自己希望迁移等等。但是，据‘湖濱小报’发自斯特拉斯堡的消息說，这种流放計划在所有流亡者中間掀起了眞正的怒潮，等等。他們全都希望很快回到德国，即令像福格特先生所动人地說的那样，他們不得不因此而冒参与某种‘瘋狂大胆的行动’的風險。”
然而，对“大胆查理”的穆尔頓革命代表大会已經說得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