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奧格斯堡战役
在土尔高州公民436結束他的意大利战爭之后不久，伯尔尼州公民就开始了他的奧格斯堡战役。
“那里〈在倫敦〉很早以前就有一个馬克思集团，〈“总汇报”的〉絕大部分通訊是他們供給的，而且从1849年起經常同‘总汇报，保持联系。”（“主要著作”第194頁）
尽管馬克思本人从1849年底，即从他第二次被逐出法国后才居住在倫敦，但“馬克思集团”却好像很早以前在倫敦就有了。尽管馬克思集团“很早以前就供給‘总汇报，絕大部分通訊”，可是“从1849年起”才同它“經常保持联系”。总之，福格特的年表分为两大时期，即“很早以前”到1849年为一时期，从1849年到“这一”年为另一时期，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位男子汉在1848年以前“还沒有想到政治活动”。（同上，第225頁）
我在1842—1843年編輯过旧“萊茵报”437，这家报紙同“总汇报”进行了殊死的斗爭。1848—1849年，“新萊茵报”重新展开了这一論战。由此可見，除了馬克思“很早以前”就同“总汇报”作斗爭，而福格特从1844—1847年是該报的“經常撰稿人”这一事实以外，在“很早以前到1849年”这一时期中还能有什么呢？（見“主要著作”第225頁）
現在我們来談談福格特的世界史的第二时期。
我在倫敦的时候，“經常同‘总汇报’”保持“联系”，即“从1849年起經常”同“总汇报”保持联系，因为“从1852年起”有一位奧利是“总汇报”駐倫敦的主要通訊員。实际上，无論在1852年以前还是以后，奧利同我都沒有任何联系。我一生从未見过这个人。他旣然老是同倫敦流亡者交往，准就是金克尔流亡者协会的会員。但是，这絲毫也改变不了事情本身，因为：
“我的〈福格特的〉小同乡，淡黃头发的奧利曾是学会英文的老巴伐利亚人阿尔坦赫弗尔过去的先知，他企图从共产主义的基础出发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获得更高的詩的观点。最初他是‘总汇报’駐苏黎世的主要通訊員，从1852年起到他最后完結于瘋人病院为止，一直是該报駐倫敦的主要通訊員”（“主要著作”第195頁）。
Mouchard〔密探〕爱德华·西蒙把这首福格特之歌变成了如下的法語：
《En voici d'abord un qui de son point de départ communiste，avait cherché à s'élever aux plus hautes conceptions de la politique》.〔“这里首先就有一个人，他从他的共产主义观点出发，企图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政治观点。”〕（“政治方面更高的詩的观点”甚至是爱德华·西蒙也无能为力的。）《A en croire M.Vogt，cet adepte fut l'oracle de la Gazette d'Augsbourg jusqu'en 1852，époque où il mourut dans une maison de fous》.〔“如果相信福格特先生說的，那末这个魔术师直到1852年死于瘋人病院为止，一直是‘总汇报’的先知。”〕（“現代評論”1860年巴黎版第13卷第529頁）
关于自己的“主要著作”和自己的奧利，福格特可以說，《Operam et oleum perdidi》〔“枉費了油和功夫”〕[71]。他本人說他的“小同乡”从1852年起一直到“最后完結于瘋人病院”，都从倫敦为“总汇报”写通訊，而爱德华·西蒙却說，“如果相信福格特說的，那末奧利直到1852年死于瘋人病院为止〈附带說一句：他現在也还健在〉，一直是‘总汇报，的先知”。
但是，爱德华·西蒙了解他的卡尔·福格特。爱德华知道，旣然决定“相信”他的卡尔，那末，相信他什么，是相信他所說的，还是相信他所說的反面，都完全是一样的。
卡尔·福格特說，“李卜克內西先生代替他〈即奧利〉去做‘总汇报，的通訊員”。“直到李卜克內西被公开宣布为馬克思派以后，他才被‘总汇报’接受为通訊員。”（同上，第169頁）
这次宣布是在科倫共产党人案件进行期間，即1852年底发生的。
事实上，李卜克內西在1851年春是“晨报”438的撰稿人，他給該报写了倫敦工业博覽会的情况。通过“晨报”的关系，他于1855年9月成为“总汇报”的通訊員。
“他的〈馬克思的〉同志們所写的东西，沒有一行不是事先吿訴了他的。”（同上，第194頁）
证据很簡单：“他〈馬克思〉无条件地控制着自己的人”（第195頁），而福格特却是无条件地服从于自己的法济那一帮人。我們在这里碰上了福格特的神話創作的特点：处处流露出吉森或日內瓦的偏狹、小市鎭眼光和瑞士的酒館气味。他把土里土气的习俗，天眞地从日內瓦搬到了世界名城倫敦，他让李卜克內西在西头所写的东西，“沒有一行不是事先吿訴了”住在四英里外的汉普斯泰特的我。而且我每天为散居在全倫敦的、同世界各地通訊的其他許多“同志”作拉·格隆尼埃尔式的效劳。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終身使命，而又多么有利可图啊！
福格特的师傳爱德华·西蒙，即使不熟悉倫敦的情况，但至少对巴黎的情况是熟悉的，因此，他以无可爭辯的艺术家的敏感，在他那笨拙的“乡下朋友”的图画上，塗抹了大城市的色彩：
《Marx，comme chef de la société，ne tient pas lui-même la plume，mais ses fideles n'écrivent pas une ligne sans l'avoir consulté：La Gazette d'Augsbourg sera d'autant mieux servie》（同上，第529頁）。即：“馬克思作为集团的首領，自己是不执笔的，而他的信徒所写的，沒有一行不是事先同他商量过的。‘奧格斯堡报’被操纵得更不用說了。”
福格特感觉到这种修改的全部妙处了嗎？
我同李卜克內西从倫敦写給“总汇报”的通訊沒有任何关系，就像我同福格特从巴黎写給“总汇报”的通訊沒有任何关系一样。一般說来，李卜克內西的通訊是完全値得称贊的，他在“总汇报”上对英国政治所作的批判性論述，同他在同一时期为激进的美国的德文报刊所写的通訊的精神是一致的。虽然福格特本人小心翼翼地翻閱了“总汇报”的許多全年合訂本，寻找李卜克內西通訊中的弱点，但他对这些通訊的內容的批評，却仍然不得不限于指出李卜克內西的通訊标志是“两条細的斜杠”（“主要著作”第196頁）。
杠划得斜自然证明通訊也写得坏[72]，何况还是“細”的！李卜克內西如果不用两条“細杠”而是划上两个肥油油的圓点作他的通訊标志就好了！旣然通訊中除了“两条細的斜杠”外沒有任何其他缺点，那就値得想一想，这些通訊为什么都登在“总汇报”上。但是，为什么又不能登在“总汇报”上？大家知道，“总汇报”刊登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至少在英国政治这类中立性的問題上是这样，此外，这是唯一超出地方意义的为国外所知的德国报紙。在海涅发表过“巴黎来信”，法耳梅賴耶尔发表过“远东来信”439的同一家报紙上，李卜克內西可以安然地发表他的倫敦来信。福格特宣称，在“总汇报”撰稿人当中也有卑劣的人。大家知道，他本人从1844年到1847年就是該报的撰稿人。
至于我本人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我提到恩格斯是因为我們两人根据共同計划和事先取得的一致意見进行工作），那末，在1859年我們的确同“总汇报”有某些“关系”。即我于1859年1、2、3月在“紐約每日論坛报”上发表了好些社論，其中有的文章詳細地批評了“总汇报”所宣揚的“中欧大国論”及其认为奧地利继續統治意大利是对德国有利的那种論点440。在战爭爆发前不久，經我的同意，恩格斯发表了“波河与萊茵河”（1859年柏林版），这本抨击性的小册子是专門針对“总汇报”而写的，用恩格斯的話来說說（他的小册子“薩瓦、尼斯与萊茵”1860年柏林版第4頁），是从軍事理論的观点来证明：“德国为了自己的防御不需要意大利的任何一块領土；如果仅仅从軍事观点出发，那末法国要求占有萊茵河的理由无論如何要比德国要求占有明乔河的理由充分得多”。441但是，我們在反对“总汇报”及其关于奧地利有必要用暴力統治意大利的理論的同时，我們也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宣傳。例如，我在“論坛报”上（参看1859年2月）詳細地证明了，《Bas Empire》〔“衰落时期的帝国”〕的財政状况和国內政治状况已經达到了危急点，只有对外战爭才能延长法国政变制度的統治以及欧洲反革命的統治442。我指出，波拿巴式地解放意大利只是一种借口，目的是要奴役法国，使意大利屈服于政变制度，把法国的“自然疆界”向德国方面扩張，把奧地利变成俄国的工具以及把各国人民卷进正統反革命同非正統反革命的战爭中去。这一切早在前帝国的福格特在日內瓦大发議論以前就发生了。
在“新萊茵报評論”（1850年）发表了沃尔弗的文章以后，我已經把“圓滿的人物”完全忘掉了。1859年春天，一个四月的夜晚，当弗萊里格拉特把福格特的一封信以及随信附来的政治“綱領”443拿来給我看的时候，我又想起了这个有趣的小伙子。这幷不是泄露机密，因为福格特的信本来是“为了通知”朋友們而写的，但不是福格特的朋友，而是受信人的朋友。
如果問我在这个“綱領”中发現了什么，那我就这样回答：“政客的空談”。他要求弗萊里格拉特吸收布赫尔先生为計划在日內瓦出版的宣傳性报紙的政治通訊員，从这件事情上，我立刻又认出了这个老詼諧家。福格特写信的日期是1859年4月1日。大家知道，从1859年1月起布赫尔在他为柏林“国民报”写的倫敦通訊中，表示了同福格特“綱領”絕对矛盾的观点；但是，这位讲求“批評的率直”的人物是靑紅皂白一槪不分的。
在这一件我认为非常不値得向人道及的事情发生以后，我接到了福格特的“欧洲現状硏究”这本可怜的著作，这本著作使我确信，他同波拿巴主义的宣傳有联系。
1859年5月9日晚，戴維·烏尔卡尔特就意大利战爭問題召开了一个公开的群众大会，当时我在主席台上。大会开始以前，有一位面色阴郁的人物傲慢地走到我跟前。从他臉上的那种哈姆雷特式的表情，我立刻就明白了，“丹麦国里恐怕有些不可吿人的坏事”[73]。这就是homme d'état〔政治活动家〕卡尔·布林德。在几句开場白以后，他就說到福格特的“阴謀”，而且富于表情地搖晃着脑袋，向我保证說：福格特从波拿巴政府領取进行宣傳工作的費用；福格特想用30 000盾来收买一个南德作家，这个人的名字“可惜”他不能吿訴我（很难想像，哪一位南德作家能値30 000盾）；而且在倫敦已經有过收买的企图；早在1858年当普隆-普隆、法济之流在日內瓦会晤的时候，就討論了意大利战爭的問題，他們幷指定俄国康斯坦丁大公为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福格特也曾建議他（布林德）参加自己的宣傳工作；他手头有福格特叛国活动的证据。后来，布林德回到主席台另一端他自己的位子上，靠近他的朋友尤·弗呂貝尔；大会开始了，戴·烏尔卡尔特力图詳細說明，意大利战爭是俄法阴謀的产物[74]。
当大会快要結束的时候，“晨星报”（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449国际栏的編輯孚赫博士走到我面前对我說，一家新的倫敦德文周刊“人民报”剛剛发行；由安·謝尔策尔先生出版、埃德加尔·鮑威尔編輯的工人报紙“新时代”，由于“海尔曼”周报450的出版者金克尔的阴謀而关閉了；迄今为止一直是“新时代”通訊員的比斯康普知道了这件事以后，放棄了他在英国南部的敎員职位，以便在倫敦出版“人民报”来同“海尔曼”周报相对抗。德意志工人敎育协会和倫敦的其他一些团体都支持“人民报”，这家报紙当然也像所有这一类的工人报紙一样，編輯和写稿都是沒有报酬的。虽然孚赫本人是自由貿易派，跟“人民报”有不同的意見，但他不願意有人壟断倫敦的德文报刊，于是就跟倫敦的一些熟人共同建立了一个支援該报的財政委員会。比斯康普已經写信給至今他还不认識的李卜克內西，要求他参加編撰工作等等。最后是孚赫要求我参加“人民报”的工作。
虽然比斯康普从1852年起就住在英国，但我們那时还不认識。在烏尔卡尔特召开群众大会的次日，李卜克內西把他带到我家里来。由于缺少时間，最初我沒有滿足为“人民报”撰稿的要求，但答应請求我在英国的德国朋友帮助报紙征求訂户，給以資助幷参加編撰工作。談話中我們說到烏尔卡尔特召开的群众大会，接着又說到福格特。比斯康普已經讀过福格特的“硏究”，幷且給了正确的評价。我向他和李卜克內西介紹了福格特的“綱領”和布林德所揭露的內容，但是我就后者指出說，南德意志人总是喜欢把事情加以渲染。使我惊異的是，我发現“人民报”第2号（5月14日）上刊登了一篇題为“作为帝国叛徒的帝国摄政”的文章（見“主要著作”，文件，第17、18頁），比斯康普在該文內提到了布林德說过的两件事实，即30 000盾（但他說成是4 000盾）和福格特的活动資金来自波拿巴的事。此外，文章充滿了俏皮話，風格同他于1848—1849年同海澤一起在加塞尔出版的“大胡蜂”报451一样。同时，倫敦工人敎育协会委托它的領导人之一謝尔策尔先生号召在瑞士、比利时和美国的工人敎育协会支持“人民报”，同波拿巴主义的宣傳作斗爭，这件事我是在“主要著作”出版很久以后才知道的（見附录8）。比斯康普本人把上面提到的1859年5月14日刊登在“人民报”上的文章寄給福格特，福格特同时也經自己的信徒拉尼克尔之手接到了安·謝尔策尔先生的通吿。
福格特立刻以他著名的“批評的率直”凭空捏造，把我說成是反对他的阴謀的策划者。因此，他直截了当地把后来发揮成他的“历史故事”的一篇綱要发表在前面好几次引证过的“瑞士商业信使报”150号特別附刊上。这篇原始福音书第一次揭露硫磺帮、制刷匠帮和舍尔瓦尔等人的秘密，上面注明1859年5月23日于伯尔尼（所以比摩門敎452福音书所注的日期更晚），标題是“警吿”，就其內容来說，很像譯自臭名远揚的艾·阿布小册子中的一段文字[75]。
我已經提到过，“人民报”根据我的要求轉載了福格特的匿名的原始福音书“警吿”。
6月初我离开倫敦到曼彻斯特拜訪恩格斯，在那里为“人民报”收集了25英鎊左右的預訂費。这笔錢是由弗·恩格斯、威·沃尔弗、我以及在我寄到柏林去的一个司法文件中提到过的三位住在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提供的，但“好奇的”福格特却把“視綫越过拉芒什海峽”投射到奧格斯堡和維也納去找它的“来源”（“主要著作”第212頁）。关于原財政委員会在倫敦募集的捐款，福格特可以向孚赫博士去打听。
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225頁上敎导我們說：
“但是，要求民主派无代价地做一切事情，一向就是反动派的詭計，而他們自己〈不是指民主派，是指反动派〉却企图得到索取工資和报酬的特权。”
“人民报”不但让人无代价地編輯和撰稿，而且还要編輯和撰稿人向它付酬，它的詭計是多么反动啊！如果这不足以证明“人民报”与反动派有关，那末卡尔·福格特就惶惑莫解了。
当我在曼彻斯特逗留的时候，倫敦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即李卜克內西在霍林格尔（“人民报”的承印人）印刷所里发現了反对福格特的匿名傳单“警吿”的校样，他匆匆地看了一遍，立刻认出是布林德所作的揭露，此外，还听排字工人阿·費格勒說，布林德曾把他亲笔写的手稿交給霍林格尔印刷。校样上的修改也是布林德的手笔。两天后李卜克內西收到霍林格尔寄来的校样，他把这份校样轉寄給了“总汇报”。傳单的活字版保留了下来，后来当“人民报”第7号（1859年6月18日）轉載这份傳单时又利用了这个活字版。
“总汇报”发表了“警吿”之后，前帝国的福格特的奧格斯堡战役就开始了。他控訴“总汇报”轉載了傳单。
在“主要著作”（第227—228頁）中福格特模仿了繆尔納：“我是，我是，我是强盜雅罗米尔”［《bin's，bin's，bin der Räuber Jaromir》］453。只是他把动詞sein〔是〕改成了haben〔有〕。
“我提出控訴［ich habe geklagt］，因为我事先就知道，自命为‘南德文化代表’的那个編輯部的空虚、渺小和卑鄙必然会全部被揭露出来，我提出控訴，因为我事先就知道，这个可敬的編輯部和被它捧上天去的奧地利政策同硫磺帮和革命的殘渣之間的联系必然会大白于天下。”
接着还有四个“我提出控訴”。
提出控訴的福格特充滿了偉大[76]，朗金說得眞好，再沒有比水肿病人更干癟的了。
这位“圓滿的人物”喊道：“我控訴的动机极少含有个人考虑。”但是，事实幷非如此。牛犢在屠宰台上也不会像卡尔·福格特在被吿席上这样觳觫掙扎。当他的“密”友拉尼克尔、萊納赫（曾写过非常流行的关于福格特的chronique scandaleuse〔丑聞录〕）和埃斯林根的饒舌的“殘闕”議会議員迈尔在助长他对法庭的恐惧心理的时候，而苏黎世那边却固执地要他赶快“控訴”。在洛桑工人节上，皮毛商罗斯当众向他宣称，如果他不进行訴訟，就不再尊敬他了。但是，福格特坚持自己的意見：他根本不想理会奧格斯堡和倫敦的硫磺帮，因此他将保持緘默。不过，他还是突然說話了。各报刊登了关于他的訴訟消息，而拉尼克尔声明說：
“斯图加特人不让他〈福格特〉得到安宁。但是他〈拉尼克尔〉不同意这一点。”
其实是，由于这位“圓滿的人”受到两面夹击，所以，最合适的办法无疑是控吿“总汇报”。福格特就雅·費奈迭的攻击（說福格特从事波拿巴主义的阴謀活动454）发表的自我辯护书刊登在1859年6月16日的俾尔“商业信使报”上，因而在倫敦是在匿名傳单出現以后看到的。傳单在結尾时威胁說：
“但是，如果福格特想否认这一点——他未必敢于这样做——，将有揭露之二接踵而至。”
福格特出来否认了，而揭露之二却沒有接踵而至。这样一来，他在这方面就安全了，只有亲密的熟人那方面还可能找他麻煩，但他对这些人了解得很淸楚，知道他們都很怯懦。他可以估計到，他的控訴使得問題愈明朗化，他們就会愈加謹愼，因为揭露“流亡的帝国摄政”的丑行，在一定程度上就等于揭露整个“殘闕”議会。
議員雅科布·費奈迭在他的小册子“保卫自己和祖国反对卡尔·福格特”（1860年汉諾威版）455第27—28頁上失口說：
“除了福格特用来叙述他的案件的那些信件以外，我还讀了福格特写的另一封信，这封信比他給勒宁博士的信把福格特的立場揭露得更为淸楚，說明他是那些不惜一切代价想使战爭局限于意大利的人的帮凶。为了个人的需要，我摘录了这封信的一些地方，只是可惜我不能在这里发表，因为收信人在我保证不拿去发表的条件下才把这封信給我看的。出自个人的和对党的考虑，人們力图用某些方法来掩盖福格特在这件事情上的行为，这些方法无論从党的角度还是从公民对祖国的义务的角度来看，我都认为是不正确的。許多人所采取的謹愼态度使福格特現在还可以像过去那样厚顏无耻地以德国党的領袖的資格出現。但是，我认为，正因为如此，福格特所屬的党应当替他的行为負一定的責任。”[77]
所以，一方面，控吿“总汇报”幷不冒太大的風險，另一方面，在这个方向轉入进攻还会为福格特将軍提供最有利的作战基地。这是奧地利通过“总汇报”来誣蔑帝国的福格特，是奧地利同共产党人結成联盟！这样，帝国的福格特就成了資产阶級自由主义的敌人之間的巨大而奇怪的联盟的有趣的受害者。小德意志派报刊本来就因为福格特是帝国縮小者［Mindrer des Reichs］456而对他特別賞識的，这一来就更应当为他欢呼幷把他大大夸奖一番了！
1859年7月初，我剛从曼彻斯特回来，布林德因为一件与这无关的事情来找我。同他一起来的还有菲德利奧·霍林格尔和李卜克內西。在这次会面的时候我对他說，我认为他是傳单“警吿”的作者。他坚决否认了这一点。我逐点复述了他在5月9日对我說的話，事实上那就是傳单的全部內容。这种說法他完全同意，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否认他是傳单的作者。
大約一个月以后，即1859年8月，李卜克內西給我看了“总汇报”編輯部給他的一封信，信中坚决要求他对傳单“警吿”中列举的罪状提出证据。根据他的請求，我决定同他一起去圣約翰伍德的布林德家，因为布林德即使不是傳单的作者，他总是在5月初就已經知道了6月初的傳单的內容，此外，他还可以“证明”他所知道的东西。布林德沒有在家，他到某个海濱浴場去了。李卜克內西写信吿訴他我們拜訪的目的。布林德未作答复。李卜克內西又写了一封信。最后收到了下面这样一份儼然是一位政治家写的文件：
“亲爱的李卜克內西先生：
我几乎同时接到您的两封来信（都写錯了地址）。您知道，我决不想干領对我完全陌生的报紙的事务。这次尤其如此，因为正如我以前已經說过的，我与这事毫无关系。至于您提到的那些私下的談話，显然完全是出于誤解；这里发生了某种誤会，有机会时我将对此作口头說明。使您同馬克思徒劳往返，对此我表示遺憾。
充分尊敬您的 卡·布林德
9月8日于圣萊昂 納茲”
說布林德与指責福格特“毫无关系”的这份冷淡的外交照会，使我想起了1859年5月27日倫敦“自由新聞”上的一篇匿名文章，翻譯如下：
“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
一个在信中附有名片的通訊員向我們写道：
“閣下！我出席了最近在音乐厅举行的群众大会[78]，听到了关于康斯坦丁大公的演說。我可以向您提供另外一件事实。去年夏天，日罗姆·拿破侖亲王在日內瓦向他的几个亲信陈述了进攻奧地利和即将重新繪制欧洲地图的計划。这位亲王曾經同一位瑞士議員詳細談过这个題目，我知道这位議員的名字。日罗姆亲王当时宣称，根据拟定的計划，康斯坦丁大公应当成为匈牙利国王。
我还知道，今年年初曾有人企图为俄国—拿破侖計划爭取一些被驅逐出境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以及在德国国內的有威望的自由主义者。大量金錢用来收买他們（large pecuniary advantages were held out to them as a bribe）。我很高兴地吿訴你們，这种提議遭到了憤怒的拒絕。”（見附录9）
这篇文章虽然沒有指出福格特的名字，但对倫敦德国流亡者来說已經够淸楚了，它实际上表达了后来发表的傳单“警吿”的主要內容。“匈牙利未来的国王”一文的作者，由于爱国心切而匿名指責福格特，自然应当迫不及待地抓住奧格斯堡案件提供的大好时机，在法庭上向整个欧洲揭露这种背叛行为。但是，雅又是“匈牙利未来的国王”一文的作者呢？是卡尔·布林德公民。早在5月間，我从文章的形式和內容就已經看出了这一点，現在，当我向“自由新聞”的編輯科勒特先生說明爭論的問題的意义幷把布林德的外交照会的內容吿訴他时，他又正式加以证实。
1859年9月17日，排字工人阿·費格勒先生給我一个书面声明（刊登在“主要著作”中，文件，第30—31頁），其中他决未断定布林德是傳单“警吿”的作者，但是，他证明是他本人（阿·費格勒）和他的老板菲德利奧·霍林格尔在霍林格尔印刷所为傳单排版的，原稿是布林德的手笔，幷且霍林格尔有一次提到布林德是傳单的作者。
根据費格勒的声明和“匈牙利未来的国王”这篇文章，李卜克內西又給布林德写了一封信，要这位政治家为他在“自由新聞”上所宣揚的事实提出“证据”；同时向他說明，現在已經掌握了他参加傳单“警吿”出版工作的物证。布林德沒有答复李卜克內西，却派科勒特先生来找我。科勒特先生来的目的，是代表布林德求我不要公开他是“自由新聞”登載的上述文章的作者。我回答說，我不能承担任何义务：我的謙恭要同布林德的勇气协調一致。
这时奧格斯堡案件开庭的日子临近了。布林德保持緘默。福格特在他的各种公开声明中，企图要我負傳单的責任幷要我证明傳单中所举的事实，把我当做是傳单的秘密作者。为了对此进行反击，为了替李卜克內西辯白，为了帮助我认为由于揭露福格特而做了一件好事的“总汇报”，我經李卜克內西吿訴“总汇报”編輯部，只要編輯部向我提出书面要求，我准备向它提供有关傳单“警吿”的来源的材料。这样就开始了如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194頁上所說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馬克思同科尔布先生的頻繁的通信”[79]。所謂我“同科尔布先生的頻繁的通信”就是奧尔格斯先生同一天給我的两封信，要我把許給的材料寄給他，后来寄这份材料时我附了簡短的几句話[80]。
奧尔格斯的两封信，更正确些說是同一封信的两种版本，于1859年10月18日到达倫敦，而奧格斯堡案件将在10月24日开庭审理。因此，我立刻写信給費格勒先生，約他于次日在馬尔波罗街治安法庭內rendez-vous〔会晤〕，要他对傳单“警吿”的声明提出合乎法律形式的affidavit [81]。我的信他沒有及时接到。因此，在10月19日[82]我不得不違反原来的意图，給“总汇报”寄去了前面提到的9月17日的书面声明以代替affidavit[83]。
大家知道，奧格斯堡的訴訟案变成了一出眞正的錯中錯喜剧。当做Corpus delicti〔犯罪构成〕的，是威·李卜克內西寄給“总汇报”幷由該报轉載的傳单“警吿”。但是，傳单的出版者和作者在玩捉迷藏的游戏；李卜克內西无法把他在倫敦的证人派往奧格斯堡的法庭，“总汇报”的編輯們在法律上陷入困境之后，发揮了一通乏味的政治妙論，海尔曼博士让法庭飽享了一頓“圓滿的人物”关于硫磺帮、洛桑节等等的奇談，最后是法庭不受理福格特的訴訟，因为原吿我錯了法院。当奧格斯堡案件結束，关于这件事的报道随“总汇报”到达倫敦的时候，混乱达到了頂点。在这以前，布林德一直像一位英明的政治家那样保持緘默，这时却被我从排字工人費格勒那里得来的证据吓坏了，突然出現在公开的活动場所。費格勒沒有說布林德是傳单的作者，而只說过：菲德利奧·霍林格尔曾对他說布林德是作者。然而費格勒坚决声明，傳单的原稿是他所熟悉的布林德的笔迹幷且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印的。即使傳单不是布林德的笔迹，也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版的，布林德仍可能是傳单的作者。反之，即使布林德不是傳单的作者，傳单也可能是布林德的笔迹，幷由霍林格尔承印。
“总汇报”第313号載有11月3日于倫敦的一項声明（見“主要著作”，文件，第37、38頁），公民兼政治家的布林德在該声明中宣称，他不是傳单的作者，幷且“公布”“下面的文件”以作证明：
（a）“排字工人費格勒在‘总汇报’第300号上断言傳单‘警吿’系在我的印刷所印刷，幷认为卡尔·布林德先生是傳单的作者，純系恶意捏造，特此声明。
菲德利奧·霍林格尔
1859年11月2日于倫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
（b）“本人十一个月以来一直在利奇菲耳德街3号居住和工作，可以证明雷林格尔先生所說确系实情。
排字工人 約·弗·維耶
1859年11月2日于倫敦”
費格勒在任何地方也沒有断言布林德是傳单的作者。所以，菲德利奧·霍林格尔是先臆造出費格勒的断言，然后再說它是“恶意捏造”。另一方面，旣然傳单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这位菲德利奧·霍林格尔又从哪里知道卡尔·布林德不是傳单的作者呢？
排字工人維耶为什么根据“十一个月以来”（从1859年11月2日追溯）一直在霍林格尔那里“居住和工作”，就能证明“菲德利奧·霍林格尔所說确系实情”呢？
我用下面的話結束了我对布林德这个声明（“总汇报”第325号，幷見“主要著作”，文件，第39、40頁）的回答：“把案件从奧格斯堡移到倫敦，布林德—福格特的全部mystère〔秘密〕就都揭穿了。”
布林德怀着被侮辱的好心人的义憤，又轉而攻击“1859年12月11日的‘总汇报’附刊”：
“我再一次〈我們会記住的〉引用由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先生和排字工人維耶签名的文件，幷最后一次声明，认为我是經常提到的傳单的作者这样一种已經屬于誹謗性的武断，是明显的謊言。对我的別的武断則是最粗暴的歪曲。”
“总汇报”編輯部在对这一声明所加的按語中指出，“广大讀者对于这种爭論已經不感兴趣”，因此編輯部要求“与此有关的各位先生不再继續爭論”；对于这一点，“圓滿的人物”在“主要著作”的末尾是这样評述的：
“換句話說：‘总汇报’編輯部要求被揭露的彻头彻尾的撒謊者馬克思、比斯康普[84]、李卜克內西等先生不要再让自己和‘总汇报’继續丢丑。”
奧格斯堡战役就这样暫时宣吿結束。
福格特又用了他的劳斯之歌的声調，他断言，“排字工人費格勒”向我和李卜克內西提供了“伪证”。（“主要著作”第195頁）他說明傳单的来源时这样写道：布林德
“可能产生过某种怀疑，幷把这些想法到处乱讲。硫磺帮由此就炮制出傅单以及后来的文章，并把它們硬說成是陷入困境的布林德写的”（同上，第218頁）。
帝国的福格特尽管受到邀請，仍然沒有在倫敦重新开始他的未結束的战役，这一方面是由于倫敦是“偏僻地方”（“主要著作”第229頁），同时也是由于有关方面“互相指責对方捏造”（同上）。
这位讲求“批評的率直”的人，只有当双方不为眞理而爭論的时候，才认为法庭的干預是适当的。
我跳过三个月，从1860年2月初继續讲下去。那时福格特的“主要著作”还沒有到达倫敦，但柏林“国民报”的文选这里已經有了，文选中有这样一段：
“由于布林德在同馬克思談話中和在‘自由新聞’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看法，所以后来馬克思派能輕而易举地把布林德說成是傳单的作者；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見和說法，就可以把傳单伪造成像是他的作品一样。”
布林德把全部外交艺术归結为沉默（就像福斯泰夫认为愼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85]一样），因而布林德又一声不响了。为了要他开口讲話，我在倫敦发表了1860年2月4日写的一封英文通吿信（見附录11）。
这封通吿信寄給了“自由新聞”的編輯，其中写道：
“在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我得揭穿那些显然是同福格特暗中勾結的家伙。因此，我公开声明，布林德、維耶、霍林格尔证明匿名傳单幷非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声明是一种可耻的謊言”[86]。
我在提出证据以后，用以下的話作为結束：
“根据这一切，我再次把上面提到的卡尔·布林德称做可耻的撒謊者（deliberate liar）。如果我說的有失实的地方，那很方便，他可以向英国法院上訴来反駁我。”
1860年2月6日，倫敦的一家报紙（“每日电訊”459）以《The Journalistic Auxiliaries of Austria》（“奧地利的报界帮凶”）为題重刊了——回头我还要来談这一点——“国民报”的文选。于是，我就控吿“国民报”进行誣蔑，警吿“电訊”，我将对該报进行类似的控吿，幷开始收集需要的訴訟材料。
1860年2月11日，排字工人費格勒向弯街治安法庭提供了一份affidavit。这份文件重复了他1859年9月17日的声明的主要內容，即傳单的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幷且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部分由他本人（費格勒），部分由菲·霍林格尔排版的（見附录12）。
排字工人維耶的affidavit是更为重要的，布林德再一次地、而且是信心越来越大地在“总汇报”上引证过他的证詞。
因此，除了附原文（見附录13）以外，在这里还把它逐字逐句地翻譯如下：
“去年11月初（具体日期我記不起来了）的一天晚上九、十点钟，菲·霍林格尔先生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当时我住在他家里幷給他当排字工人。他递給我一份文件，內容是說：我在过去的十一个月中一直在他那里工作，在这期間，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幷没有排印一份标題为‘警吿’的德文傳单。我当时感到迷惘，同时由于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就滿足了他的要求，把这份文件重抄了一下幷在上面签了名。霍林格尔先生答应給我錢；但我什么也沒有得到。我的妻子后来吿訴我，进行这件事的时候，卡尔·布林德先生在霍林格尔先生的房間里等待着。几天以后，霍林格尔太太在我吃飯时把我叫去，領我走进她丈夫的房間，我发現只有布林德先生一个人在那里。他把以前霍林格尔先生曾經給过我的那份文件递給我，恳求我（entreated me）再抄一份并且签上名，因为他需要两份，一份自己保留，一份交給报刊发表。他还說，他将非常感謝我。我又抄了一份幷在上面签了名。
我在此声明：上述經过确系实情，幷补充下面几点：
（1）文件提到的十一个月中我有六个星期沒有在霍林格尔先生那里工作，而是在埃尔曼尼那里工作；
（2）正好是在排印傳单‘警吿’的时候，我不在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里工作；
（3）当时我听到那时在霍林格尔先生处工作的費格勒先生說，他（費格勒）曾經同霍林格尔先生本人一起为上述傳单排版，幷且說，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
（4）当我回到霍林格尔印刷所的时候，傳单的活字版还保留着。由于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先生承印的德文报紙‘人民报’需要轉載傳单‘警吿’，我本人又把它重新排了一次。这傳单刊登在1859年6月18日‘人民报’第7号上；
（5）我曾看見霍林格尔先生把有卡尔·布林德先生亲笔改正了四五处刊誤的傳单‘警吿’的一張校样交給住在索荷区敎堂街14号的威廉·李卜克內西先生。霍林格尔先生曾犹豫要不要把校样交給李卜克內西先生，而李卜克內西先生剛一离开，霍林格尔先生就向我和我的同事費格勒表示后悔，說不該把校样交出去。
約翰·弗里德里希·維耶
今天，1860年2月8日，弗里德里希·維耶在弯街治安法庭上当面对我作以上声明幷签名。
上述法庭（弯街治安法庭〉法官托·亨利”
排字工人費格勒和維耶的两个affidavits证明，傳单的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版幷且由布林德本人校对淸样。
这位homme d'état〔政治活动家〕在1859年7月4日由倫敦写給尤利烏斯·弗呂貝尔的信中說：
“这里出現了說福格特进行叛卖活动的尖銳指責，我不知道这是誰写的。其中举了一些我們过去没有听到过的似有其事的事实。”
这同一位homme d'état在1859年9月8日写給李卜克內西的信中說，他
“与这事毫无关系”。
公民兼政治家布林德幷不滿足于这些成就，除此以外，他还靠菲德利奧·霍林格尔答应的金錢和自己答应的将来的感謝，誘騙排字工人維耶签名，制造了一份假声明。
他不仅把騙取签名的他自己的作品和菲德利奧·霍林格尔的伪证寄給“总汇报”，而且在第二次声明中“再一次地”“引用”这些“文件”，他还根据这些“文件”义憤塡膺地指責我的話是“明显的謊言”。
我把費格勒和維耶的这两份affidavits的副本交給各界人士傳閱，接着，布林德、菲德利奧·霍林格尔和布林德的密友医学博士卡尔·沙伊伯勒先生（一个很可爱的文靜的人，他在布林德的政治活动中或多或少地扮演了一个温順的配角）就在布林德家里举行了一次会晤。
1860年2月15日的“每日电訊”发表了一則后来德文报紙轉載的簡訊，譯文如下：
“反对福格特的傅单
致‘每日电訊’的出版者！
閣下！鉴于近来謠諑紛紜，我感到有責任向布林德先生和馬克思先生正式声明，他們之中誰都不是前不久出現的反对日內瓦福格特敎授的傳单的作者。这个傳单出自我手，我应当对此負責。出于我对馬克思先生和布林德先生的尊敬，我感到非常遺憾，因为不以自己意志为轉移的情况使我未能及早发表这一声明。
医学博士 卡尔·沙伊伯勒
1860年2月14日于倫敦”
沙伊伯勒先生把这項声明寄給了我。为了报答他的殷勤，我立即給他寄去了排字工人費格勒和維耶的affidavits，同时給他写道，他的（沙伊伯勒的）声明旣改变不了布林德寄給“总汇报”的伪证，也改变不了布林德和霍林格尔为伪造文件騙取維耶签名的conspiracy〔阴謀〕。
布林德感到他現在不是站在“总汇报”的可靠的立足点上，而是站在令人害怕的英国法庭上。如果他想使这两份affidavits和以它們为根据的我的通吿信中的“粗暴侮辱”失去作用，那末他和霍林格尔就必須針鋒相对地提出自己的affidavits，但是，刑事案件可不是随便閙着玩的。
艾塞勒-布林德不是傳单的作者，因为柏塞勒-沙伊伯勒公开声明自己是作者。布林德只是抄写了傳单的原稿，只是把原稿交給了霍林格尔去印刷，只是亲笔校改了淸样，只是同霍林格尔制造了伪证幷寄給“总汇报”，以便对上面的事实进行反駁。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个被人誤会的无辜的人，因为他不是傳单的作者，也不是出版傳单的主謀。他只是柏塞勒-沙伊伯勒的抄写員。正因为如此，所以1859年7月4日他不知道傳单是“誰”搞出来的，而在1859年9月8日他“与这事毫无关系”。所以，我們为了使他安心，就这样說：柏塞勒-沙伊伯勒是傳单的文字意义上的作者，而艾塞勒-布林德根据英国法律是技术意义上的作者，根据一切文明民族的法律是責任出版者。Habeat sibi！〔随他的便！〕
最后还想对柏塞勒-沙伊伯勒先生說几句。
福格特发表在俾尔“商业信使报”上的攻击我的誹謗书（日期是：1858年5月23日于伯尔尼）的标題是：“警吿”。沙伊伯勒于1859年6月初写就，再由他的秘书布林德抄写幷出版的傳单的标題也是“警吿”，其中列举一些完全肯定的事实，揭露了福格特是“收买”他人的和“被收买的”路易·波拿巴的代理人，此外，文章的署名是X。虽然在代数学上X代表未知数，但是，这也正好是我的姓的最后一个字母。沙伊伯勒的傳单“警吿”采用这样的标題和签名，或許是为了使人得到一种印象，以为这是我对福格特的“警吿”的回答吧？沙伊伯勒保证，如果福格特敢于否认揭露之一，他将发表揭露之二。福格特不仅否认了，而且控吿沙伊伯勒的“警吿”是在进行誹謗。而沙伊伯勒的揭露之二直到現在也沒有出現。沙伊伯勒在他的傳单上印有“請代为傳布”等字样。可是当李卜克內西滿足了这种“請求”，通过“总汇报”“傳布”这个傳单时，“不以自己意志为轉移的情况”却在1859年6月到1860年2月这一期間束縛了沙伊伯勒先生的舌头，只有弯街治安法庭的affidavits才使他开口讲了話。
不管怎样，福格特的本来的原吿沙伊伯勒現在公开声明，对傳单中所提的事实負責。因此，奧格斯堡战役幷沒有以捍卫者福格特的胜利而吿終，而是以进攻者沙伊伯勒終于在斗爭舞台上的出現而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