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我在本节內引用的关于科倫案件期間普魯士駐倫敦大使館和它同大陆上普魯士当局通信的論述，是以奧·維利希在“紐約刑法报”（1853年4月）上发表的“間諜活动的受害者。威廉·希尔施的辯护书”599为根据的。这是被监禁在汉堡监獄的希尔施的自供；希尔施是警监格萊夫及其代理人弗略里的主要工具，幷在他們的委托和領导下伪造了由施梯伯在共产党人案件期間提出的伪記录本。这里我摘录希尔施回忆录中的几段話：
“德意志协会〈在工业博覽会期間〉受到警察三巨头——普魯士警务顾問施梯伯、奧地利的一位庫貝施先生和不来梅警察局长洪泰耳的共同监視。”
由于希尔施表示願意担任mouchard〔密探〕，因而同普魯士駐倫敦大使館秘书阿尔伯茨进行第一次会晤。希尔施对这次会晤写道：
“普魯士駐倫敦大使館同它的密探們指定的接头地点安排在一个适合接头的地方。庙关弗利特街的‘雄鸡’小酒店是不引人注意的，如果入口处沒有一只金公鸡作招牌，不是专門要找这家酒店的人就很难发現它。我經过一个狹窄的入口进到这家古老的英国酒店內部，当我問到查理先生时，一位身体結实的先生出来說他就是，他和藹地微笑着，就像我們两人已經是老相識了。这位大使館代表显得心情非常愉快，而摻水的白兰地使他的情緒更加高漲，以致一时他似乎忘掉了我們会見的目的。查理先生或者大使館秘书阿尔伯茨（他立刻給我讲了他的眞实姓名）首先声明他本来同警务毫无关系，但是他准备起中介作用……第二次是在黃金广場布魯尔街39号他当时的住所里会面的，在这里，我初次认議了警监格萊夫；这是个道地的警察型的人，中等身材、深色头发以及同样顏色的par ordre〔按官吏式〕修剪的联鬢鬍子——上唇髭同頰鬚連在一起，下巴剃得精光。他两眼无神，但由于經常同小偷和騙子打交道而习慣地显得非常紧張……格萊夫先生也像阿尔伯茨先生一样，最初对我說他叫查理。但这位新的查理先生至少态度更为严肃；他大槪认为首先必須考驗我一番……我們的初次会晤結束时，他要我向他精确地报吿革命流亡者的活动……第二次会面时，格萊夫向我介紹了他称之为‘他的右手’的人，幷接着說：‘即他的密探之一’。此人年紀很輕，身材高大，服飾雅致，介紹时又自称为查理先生；看来全体政治警察都用这个化名。于是，我現在就得同三个查理打交道。新来的这个人好像更引人注意些。他說‘他以前也是革命者；但是，只要我跟他一起走，什么都可以办到’”。格萊夫有一个时期离开了倫敦，他同希尔施吿別时“直截了当地說，新查理先生总是按照他的委托办事的，即使有些事我觉得奇怪，也可以毫无顾虑地相信他；我不应当因此而感到不安。为了解釋得更淸楚，他补充說：‘內閣有时需要这种或那种东西；主要的是文件；如果搞不到它們，就应当会另想办法！’”
希尔施继續說，最后一个查理是弗略里，他
“以前从事勒·維提希主編的‘德勒斯頓日报’的发行工作。在巴登，根据他从薩克森弄来的介紹信，临时政府把他派往普法尔茨組織民軍等等。当普魯士人进入卡尔斯卢厄时，他被俘，如此等等。1850年底或1851年初他突然又在倫敦出現。他一到倫敦就使用德·弗略里这个姓，幷且用这个姓混入流亡者中間，至少从表面上看，他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同流亡者一起住在流亡者委員会設的流亡者集体宿舍，幷領取救济。1851年初夏，他的生活状况突然好了起来，他住进一套相当好的住宅，年底同一个英国工程师的女儿結了婚。后来我們看到他在巴黎当密探……他的眞姓是克劳澤；他的父亲是鞋匠克劳澤，在15—18年前由于在德勒斯頓刺杀雪恩貝尔格伯爵夫人和她的侍女，同巴克霍夫和貝澤勒尔一起在德勒斯頓被判处死刑………弗略里-克劳澤常常对我說，他从14岁起就为一些政府工作”。
施梯伯在科倫法庭公开审判时承认，就是这个弗略里-克劳澤，直接在格萊夫手下任普魯士警察密探。在我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关于弗略里我是这样說的600：
“弗略里虽然不是警察娼妓中的瑪丽花〔Fleur de Marie］，但他毕竟是一支花[211]，它将要开放，那怕仅仅是一支fleurs-de-lys〔百合花〕[212]。”
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应驗了。在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几个月，弗略里在英国由于伪造行为被判处几年hulks〔在作监獄用的船上服苦役〕。
希尔施继續說，“弗略里作为警监格萊夫的右手，当格萊夫不在时，直接同普魯士大使館联系。”
同弗略里有联系的有麦克斯·罗伊特，此人曾經从沙佩尔一維利希集团当时的档案保管員奧斯渥特·迪茨那里偸窃过信件。
希尔施說：“施梯伯从普魯士駐巴黎公使哈茨費尔特的密探，即臭名远揚的舍尔瓦尔那里得知舍尔瓦尔本人写給倫敦的信件，幷通过罗伊特打听出这些信的所在，于是弗略里受施梯伯的委托在罗伊特的帮助之下进行了偷窃。就是这些偷来的信件，施梯伯先生在科倫陪审法庭上恬不知耻地以‘本来面目’提出来作证……1851年秋，弗略里曾經同格萊夫和施梯伯一起住在巴黎；这以前，施梯伯通过哈茨費尔特伯爵的介紹同这位舍尔瓦尔，或更正确些說，同約瑟夫·克列美尔，打通了关系，他希望借助这个人来策划一件密謀。为此目的，施梯伯、格萊夫、弗略里等先生以及另外两个警探貝克曼[213]和佐美尔，在巴黎同著名的法国密探律西安·德拉奧德（化名杜普勒）进行了商議，幷且向舍尔瓦尔作了相应的指示，他应根据这些指示制造他的信件。弗略里常常在我面前譏笑施梯伯和舍尔瓦尔之間的那次寻衅；以斯特拉斯堡和科倫的一个革命联盟书記的身分，在舍尔瓦尔按警察局命令建立的协会里出現的施米特，不是別人，正是弗略里先生……毫无疑問，弗略里是倫敦唯一的普魯士秘密警察局的密探，向普魯士大使館提出的一切建議都要經过他的手……格萊夫和施梯伯两位先生在許多場合都信賴他的意見”。弗略里通知希尔施說：“格萊夫先生已經吿訴您应当如何行动……法兰克福中央警察局的意見是，首先必須保证政治警察局的存在，至于我們采取什么手段做到这一点，那是无关紧要的；巴黎九月密謀已經使这方面前进了一步。”
格萊夫回到倫敦，对希尔施的工作表示滿意，但是，他提出进一步要求，要关于“馬克思派的同盟的秘密会議”的报吿。
这位警监最后說：“à tout prix〔无論如何〕要提供关于同盟会議的报吿；您怎么做随您的便，只是任何时候都不要越出眞实的界限。我本人太忙。德·弗略里先生将代表我同您一起工作。”
如希尔施所說，格萊夫当时正忙于同莫帕通信（通过德拉奧德-杜普勒），以便安排所謂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从圣珀拉惹监獄的假逃。由于希尔施肯定：
“馬克思在倫敦沒有建立同盟的任何新中央协会……格萊夫同弗略里商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們暫时只有自己作出关于同盟会議的报吿；格萊夫自願負責使这些文件显得眞实，而他的建議总是会被接受的。”
这样，弗略里和希尔施就着手工作。照希尔施說，他們关于由我召开的同盟秘密会議的报吿的“內容”是，
“进行了各种討論，接納了同盟新盟員，在德国某个角落建立了一个新支部，設立了某种新組織，在科倫的馬克思的被监禁的朋友們有无获釋的希望，收到某人的信件等等。至于最后一点，弗略里通常都用那些在德国的由于政治偵查而已經被怀疑的人，或者进行某种政治活动的人；然而还得經常靠幻想来帮忙，于是有时就会出現这样一个同盟盟員，他的名字世界上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格萊夫先生认为报吿很好，à towt prix〔无論如何〕必須把它搞出来。一部分报吿是由弗略里单独起草的，但多数場合我都得帮助他，因为就是細小的記載他也不能用应有的文体写出来。报吿就这样写成了，格萊夫先生毫不犹豫地为报吿的眞实性作担保”。
希尔施往下談到，他和弗略里如何拜訪了布萊頓的阿·卢格和爱德华·梅因（托比的紀念物），如何倫窃了他們的信件和石印的通訊。不仅如此。格萊夫—弗略里在斯坦伯里的印刷所（費特尔巷）里租用了一台石印机，同希尔施一起自己动手伪造“激进傳单”。其中有些东西对“民主主义者”弗·察貝尔是有敎益的。請他听吧：
“由我〈希尔施〉拟定的第一个傳单，根据弗略里的建議，叫做‘致农业无产阶級’；有許多份数印得不坏。格萊夫把这些印好的傳单当做馬克思派的东西散发出去，为了做得更像一些，他在用上述方法伪造的所謂同盟会議的报吿中，还加上了几句有关散发这种傳单的話，以說明傳单的来源。类似的伪造品，标題是‘致人民的儿女’，也准备好了；我不知道，这一次格萊夫先生把誰說成是文章的作者。这种把戏后来停止了，主要是因为在这上面花了很多錢。”
舍尔瓦尔在所謂从巴黎逃出以后，到了倫敦，起初以每周1鎊10先令的工資为格萊夫工作；
“为此，他有責任提供关于德法两国流亡者的交往的报吿。”
但是，被工人协会公开揭露是个mouchard〔密探〕而且被赶出协会的
“舍尔瓦尔，当然要把德国流亡者和他們的机关报說得根本不値得注意，因为在这方面他无法提供一点消息。但是，他却为格萊夫提供了一个关于非德国的革命政党的报吿，他作这个报吿的本領賽过了閔豪森”。
随后，希尔施又轉回到科倫案件。
“格萊夫先生委托弗略里完成的同盟报吿，其中凡是涉及科倫案件的，已經有人不止一次地詢問过格萊夫先生这些报吿的內容……为这件事也規定了明确的任务。据說有一次馬克思用‘酒館’的地址同拉薩尔通信，而国家檢察官先生希望对此加以偵查……国家檢察官的要求看来是更天眞的，他希望确切了解拉薩尔从杜塞尔多夫給科倫被监禁的勒澤尔的經济援助……这些錢似乎实际上应当来自倫敦。”
在第三章第四节里已經提到，弗略里受辛凱尔迪之托应当在倫敦搜罗一个人，以便在科倫陪审法庭上代表失踪的证人豪[214]等等。在詳細叙述了这个插曲以后，希尔施继續写道：
“这时，施梯伯先生固执地要求格萊夫尽可能搞到他寄来的同盟会議記录的原本。弗略里說，只要給他配备几个人，他就能够搞出原本記录来。但是，这就必須得到馬克思的一些朋友的笔迹。我利用后一句話从我这方面拒絕了这項建議，这个問題弗略里只再提过一次，以后就沒有再談起。这时候，施梯伯先生突然带着倫敦召开的同盟中央协会会議記录本在科倫出現……当我从报紙报道的記录摘要中认出这同格萊夫委托弗略里捏造的报吿絲毫不差的时候，感到了更大的惊異。这就是說，格萊夫先生或施梯伯先生本人用某种办法制造了一个副本，因为在这个所謂的原本記录中有签名，而在弗略里呈递的記录中則是从来都没有签名的。关于这种令人惊界的現象，我从弗略里本人那里只听到这样說：‘施梯伯什么都会干，这事会博得热烈的喝采！'”
当弗略里得知“馬克思”把所謂在記录上签了名的那些人（李卜克內西、林格斯、烏尔麦尔等）的眞实签名在倫敦治安法庭立了案的时候，他起草了下面这封信：
“致柏林王国警察总局。d.d.[215]于倫敦。馬克思和他的朋友企图证明同盟記录上的签名为伪造，他們打算在这里把这些签名立案，以后作为眞实签名向陪审法庭提出。凡是熟悉英国法律的人也都知道，那些法律在这方面是可以多方利用的，为眞实性作保证的人，实质上自己就沒有提出眞正的保证。报道这件事情的人，在事关眞伪时幷不害怕說出自己的名字。貝克尔，利奇菲耳德街4号。”“弗略里知道貝克尔的地址，这是一个德国流亡者，同維利希住在一所房子里，所以后来很容易使人怀疑这封信是馬克思的敌人維利希写的……弗略里事先就为即将由此产生的非議感到高兴。他以为人們讀到这封信时一定已經很晚，等到搞淸这信的眞伪时，案件早已結束了……用貝克尔署名的这封信的收件人是柏林警察总局，但是沒有寄往柏林，却送給‘科倫法兰克福旅館警官戈德海姆’了，这封信的信封寄到了柏林，里面附了一張字条：‘科倫的施梯伯先生对这些将作詳尽說明’……施梯伯先生沒有利用这封信；他之所以不能利用是因为他被迫放棄了整个記录本。”
关于記录本希尔施說：
“施梯伯先生〈在法庭上〉說，两星期前他已經得到这个記录本，幷且在使用它以前愼重考虑过；他继續說道，記录本是他通过一个名叫格萊夫的信使得到的……就是說，格萊夫把他自己的作品带給了他；但是，这怎么能同戈德海姆先生的书信吻合呢？戈德海姆先生向大使館写道：‘記录本所以提供得这样晚，是为了不让因怀疑它的眞伪而提出的质詢起作用’……10月29日星期五，戈德海姆先生到了倫敦。施梯伯先生已意識到无法替記录本的眞实性辯护；因此他派了一个使者同弗略里就地商談这个問題。他們討論能否用某种办法搞到一个证明它的眞实性的证据。商談毫无結果，他什么也沒有弄到手就离开了，而使弗略里陷于絕望中。为了不致損害高級警官們的名誉，施梯伯只好决定出卖他。从施梯伯先生不久以后发表的声明来看，我才知道这就是弗略里惶恐不安的原因。弗略里先生感到不知所措，采取了最后一个办法。他給我带来一份手稿，要我照它临摹一項声明，幷签上李卜克內西的名字，然后向倫敦市长宣誓，說我是李卜克內西……弗略里吿訴我，手稿的字迹出自写記录本的那个人，是戈德海姆先生〈从科倫〉带来的。但是，如果施梯伯先生的記录本是通过信使格萊夫从倫敦得到的，那末，戈德海姆先生怎么能够在格萊夫重回倫敦的时候从科倫带来所謂的記录本原稿呢？……弗略里交給我的仅仅是几句話和签名……”希尔施“尽量精确地照着笔迹拟出一項声明，說下一签名人（即李卜克內西）声明，馬克思及其同伙所立案的他的签名是伪造的，只有現在这个签名才是唯一眞实的。当我結束了我的工作，手上拿着幸而現在还在我这里的手稿〈指弗略里交給他临摹的手稿〉的时候，我向弗略里說明了我的顾虑，坚决拒絕了他的要求。这使他頗感惊暴。起初他很难过，后来他說要自已去宣誓……为了更可靠起見，他想要普魯士領事证明他的签名是眞的，因此他首先去領事的办公厅。我在一个小酒館等他。他回来的时候，证实签名的事已經办妥，此后他打算到市长那里去宣誓保证签名正确无誤。但是，这里事情进行得幷不順利；市长要求別的保证人，而弗略里却找不出来，于是宣誓的事便吹了………夜間很晚我还見到德·弗略里先生一次，这也是最后一次。正好在这一天，他遭遇了一件意外的不愉快的事情，因为他在‘科倫日报’上讀到了施梯伯先生牵涉到他的声明！德·弗略里先生以充分的哲理自慰：‘但是我知道，施梯伯沒有別的办法，否則他就得把自己的名誉敗坏了’……德·弗略里先生在我們最后几次見面的一次中对我說：‘要是科倫人被判罪，柏林就将响起一声巨雷。’”
弗略里同希尔施的最后几次会面是在1852年10月底；希尔施的自供注明的日期是1852年11月底；而1853年3月底就响起了“柏林的巨雷”（拉登多夫密謀）[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