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代理机构
《So muosens alle strîten.
in vîl angestlîchen zîten
wart gescheiden doch her dan
…der Vogt da von Bërne》.
（《Klage》）
〔“在这紧要关头
全体都参加战斗，
那行列之中有
……伯尔尼的一个州官。”
（“哀歌”）[126]〕
在达-达·福格特极其俏皮地注明日期是4月1日，即1859年4月1日的一个“綱領”中，他呼吁不同色彩的民主主义者为将在日內瓦出版的报紙撰稿，这家报紙将宣傳他的“硏究”一书中的波拿巴主义亲俄观点。这个“綱領”在拟定的时候自然經过深思熟虑，但是馬脚还是穿过吸墨紙做的封皮不时露了出来。不过我們幷不准备来談这个問題。
在“綱領”的末尾，福格特請求他的收信人介紹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这些“志同道合的人”“願意用同样精神为能够发表他們文章的报章杂志撰稿”。在洛桑中央节上，福格特宣称他已草拟了一个“綱領”，准备聘請
“願意遵守这个綱領，按适当稿酬在他們所支配的报刊中参加工作的那些人”（“中央节等等”第17頁）。
最后，在給勒宁博士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能否帮助我同一些能从法兰克福用这种精神来影响报章杂志的人們取得联系？如果他們将版样給我寄来，我願意对他們的文章付以优厚的报酬。”（“主要著作”，文件，第36頁）
“綱領”中的“志同道合的人”在洛桑中央节上变成了“那些人”，而“那些人”在給勒宁博士的信中又变成了“人們”，sans phrase〔直截了当的〕人們。德国报刊的总財务員和总檢查員福格特“所支配的基金”（同上，第36頁）不仅用来支付“报章杂志上”文章的稿費，而且用来支付“小册子”（同上）的稿費。显而易見，处于这种地位的代理机构是需要相当可观的“基金”的。
《er sante nach allen den hêrren
die im diusken rîchen wâren；
er clagete in allen sîn nôt；
unde bôt in ouch sîn golt rôt》.
（Kaiserchronik）[127]
但是，要那些人对报章杂志和小册子“施加影响”，要他們把自己的文章給福格特“寄来”幷付給他們“优厚的”稿酬，其目的究竟何在呢？“这涉及意大利”，如此而已；为了使萊茵河沿岸免于危險，福格特先生“认为最好让路易·波拿巴在意大利流尽鮮血”（同上，第34頁，“綱領”）。不，“这不涉及意大利”（給勒宁博士的信，同上，第36頁）。“这涉及匈牙利”（給恩城的赫先生的信，同上）。不，这不涉及匈牙利。“这涉及……我不能讲的事情”（同上，文件，第36頁）。
同上面談的事情一样，雄厚“基金”的来源也是矛盾百出的。它来自“瑞士法語区的一个偏僻角落”（“主要著作”第210頁）。不，“来自西方的匈牙利妇女們”（給卡尔·布林德的信，1860年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恰恰相反，来自“德国的，特別是奧地利的警察轄区的”masculini〔男人〕（“中央节”第17頁）。他那基金的数目，同基金的目的和来源一样，也是变幻莫測的。这是“几个法郞”（“主要著作”第210頁）。这是“不大的一笔基金”（“中央节等等”第17頁）。基金足以向所有願意福格特式地为德国报刊撰稿和写小册子的人付出优厚稿酬。最后，連筹集基金的方式也是含糊不淸的。基金是福格特“千辛万苦地积攢起来的”（“主要著作”第210頁）。不，是“供他支配的”（同上，文件，第36頁）。
这位“圓滿的人物”說：“如果我沒有弄錯，用金錢或別的利益促使人的言行違背他的信念，就是收买”（同上，第217頁）。
因此，一个人的信念如果允許他出卖自己，那末这个人是不可能被收买的，而信念与此相矛盾的人也不可能被收买。例如，如果巴黎內閣的外国报刊部願意以半价、半价的半价、甚至免費向瑞士报刊提供价値250法郞的巴黎的日报“石印通訊”，幷提請“善意的編輯部”注意，他們一定还会“按成績”每月領取50、100或150法郞的补貼，那末，这决不能說是收买。誰也沒有强迫其信念同每天的“通訊”和每月的津貼相矛盾的那些編輯部接受“通訊”和津貼。难道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或拉·格隆尼埃尔、或阿布、或格朗基奧、或布耳埃、或“世紀报”523的茹尔丹、或“立宪主义者报”524的馬丁和博尼法斯、或罗舍·达-达·阿尔伯，是“被收买”的嗎？难道有过什么得到报酬的言行是同这些先生們的信念矛盾的嗎？例如，福格特如果曾把几百本他的“硏究”免費供給一家过去与他为敌的瑞士报紙的代理人，难道这就是收买嗎？福格特建議政論家根据他們的信念在他們所支配的报刊上撰稿，而由卡尔·福格特先生在日內瓦的机构支付稿費，无論如何，这种建議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情况是一家报紙付給自己的撰稿人稿費，另一种情况是某个第三者用来历不明的錢秘密津貼一些同他毫无关系的报紙的通訊員，甚至是整个国家的报刊的通訊員，福格特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談，——这种quid pro quo〔混乱〕证明，德国的达-达多么深刻地“傾会”了十二月二日的道德。
“男孩坐在泉源边”[128]。但他坐在什么样的泉源边呢？
后来在日內瓦出版的，不是福格特原計划的“新瑞士”間刊，而是达-达的老友奧·布拉斯先生創办的“新瑞士报”。在一个凉爽的11月的早上，布拉斯先生使整个日內瓦都感到惊奇地宣称他
“在給福格特的信中，拒絕了福格特想摆在他面前的法国食槽”。
同时他还宣称，他准备为这一指控負法律責任（1859年11月12日“新瑞士报”）。这只公鸡，或者更正确些說，这只閹鸡，以前一直啼叫得很欢，但在自己拉的粪堆上被弄得羽毛零乱之后，就再也不吭气了。这位“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內瓦議員”，这次就在日內瓦，被他的一个“著名的”朋友公开指責为企图用法国金錢进行收买。而这个联邦院日內瓦議員却默不作声。
不要設想福格特会考虑到自己的身分而对“新瑞士报”置之不理。如上所述，对他的指控发表在1859年11月12日的該报上。此后不久，这同一家报紙又发表了一篇对普隆-普隆的辛辣的評述，而日內瓦独裁者詹姆斯·法济的机关报“日內瓦評論”525立即在一篇占四栏篇幅的社論中提出抗議（1859年12月6日的“日內瓦評論”）。該报是《au nom du radicalisme genèvois》——以日內瓦激进派的名义提出抗議的。詹姆斯·法济本人对“新瑞士报”也这样看重。从“日內瓦評論”的四栏社論中，不会看不出也有福格特的功劳。社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替布拉斯本人辯白；說他不是攻击普隆-普隆的主謀人，而只是受了別人的蒙蔽。按照純福格特式的做法，把corpus delicti〔犯罪构成〕推諉給列·海弗納尔，即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188頁）中怀疑他是“皇帝与拿破侖亲王丑史”的作者；福格特的书里幷且不可避免地暗示“臭名远揚的巴登前尉官克洛斯曼”为“总汇报”駐伯尔尼的通訊員（参看“主要著作”第198頁）。現在我們稍微談一談主子和奴才，即詹姆斯·法济和卡尔·福格特为了挽回普隆-普隆的名誉，“以日內瓦激进派的名义”于1959年12月6日在“日內瓦評論”上发表的抗議。
布拉斯被指控企图“以侮辱波拿巴王室的亲王来加强他那德国人对法国的看法”。在日內瓦，大家早就知道，普隆-普隆是一个純粹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流放期間曾寬宏大量地拒絕“扮演斯图加特宮廷甚至彼得堡宮廷內的角色”。像“新瑞士报”上刊登的那篇侮辱性文章那样說他想在某个地方建立一个厄特魯里亚王国般的小国，簡直是可笑的。
“拿破侖亲王坚信自己的天才和稟賦，他根本瞧不起这些可怜的小王位。”
他宁願在法国“这个高度文明和普遍首創精神的中心”，在他的最德高望重的堂兄的宮廷中，“以亲王公民（prince-citoyen）的身分”扮演波扎侯爵的角色。“不管別人怎么說，他的堂兄是尊重他、喜欢他的”。但是，这位亲王不仅是波拿巴的波扎侯爵，他还是意大利、瑞士，一句話，各民族的“大公无私的朋友”。
“拿破侖亲王同皇帝一样，是大經济学家………如果政治經济学的健全原理終于在法国取得胜利，那末，毫无疑問，拿破侖亲王也是有一份大功劳的。”
他过去和現在都“拥护毫无限制的出版自由”，反对任何預防性的警察措施，“体現了理論和实踐上的最广义的自由思想”。如果皇帝的耳朵因为受到坏影响听不进这个埃吉丽亚的忠言，那末，亲王就尊严地引退，而“毫无怨言”。这无非是“他的功勛引起了欧洲对他进行誹謗攻击”。
“法国的敌人害怕他，因为他依靠欧洲人民革命的支持，力图把欧洲人民的独立和自由归还欧洲人民。”
总之，未經公认的天才、波扎侯爵、埃吉丽亚、經济学家、被压迫民族的保卫者、純粹的民主主义者和——这是可能的嗎？——普隆-普隆《habile comme général et brave comme tout officier français》（干练如将軍，勇敢如任何一个法国軍官）。
“他在克里木战役的阿尔馬河会战之时和会战之后，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在意大利战爭中他“出色地組織了一个5万人的軍团〈著名的corps de touristes〔旅行团〕，我几乎說成corps de ballet〔芭蕾舞团〕〉，幷且在短时間內完成了艰苦的山地行軍，而他的軍队一点也沒有感到供应不足”。
大家知道，在克里木的法国兵把害怕炮击叫做la maladie Plon-Plonienne〔普隆-普隆病〕，而且很可能只是由于食品越来越缺乏，普隆-普隆才离开了这个半島526。
“日內瓦評論”最后得意洋洋地說：“我們介紹了他〈即普隆-普隆〉的眞相。”
烏拉，普隆-普隆将軍！
因此，如果福格特說他的軍費得自“民主主义者之手”，那是不足为奇的。普隆-普隆，这位Prince Rouge〔紅色亲王〕，是福格特和法济的理想，是所謂欧洲民主的具有魅力的亲王。福格特除了从普隆-普隆手中得到錢以外，不可能从更为純粹的民主主义者手中得到錢了。即使有一部分錢是由普隆-普隆的至圣的堂兄直接給科苏特先生的，然后經匈牙利人之手落到福格特手里，那末这“来源”仍然是“駭人听聞的”。但来自普隆-普隆之手，那就又当別論了！就算福格特在紐沙特尔冲突期間从克拉普卡的女友卡[129]伯爵夫人那里得来的那些錢，也許是更嬌嫩的手給的，但不是更純粹的民主主义者之手給的。一个著名的法国作家說，《Plon-Plon est voluptueux comme Héliogabale，lâche comme Ivan Ⅲ et faux comme un vrai Bonaparte》〔“普隆-普隆像海利奧加巴尔一样好色，像伊万三世一样怯懦，又像眞波拿巴一样虚伪”〕。普隆-普隆的最糟糕的行为就是把他的堂兄当做homme sérieux〔严肃的人〕。維克多·雨果关于路易·波拿巴还可以說：《n'est pas monstre qui veut》〔“幷非任何人都能按其心願成为巨人”〕[130]，但自从路易·波拿巴发現了普隆-普隆以后，波拿巴的雅努斯头的两面就成为：土伊勒里宮的那个人集中了事业的一面，罗亚尔宮的那个人集中了小丑的一面。这个假波拿巴，即自己伯父的侄子而不是自己父亲的儿子527，比眞波拿巴还眞；因此，法国人总要說：l'autre est plus sûr〔另一个更可靠些〕。普隆-普隆同时是Bas Empire〔衰落时期的帝国〕的唐·吉訶德和休迪布腊斯。哈姆雷特寻思亚历山大的遺骸大槪注定要成为啤酒桶的塞子[131]。假如哈姆雷特看到，拿破侖的腐烂了的脑袋长到普隆-普隆的肩膀上，他会說什么呢！[132]
虽然福格特的軍費的主要基金“来自法国食槽”，但是，为了掩盖这个食槽，他当然可以向他那些多少有些民主主义情緒的朋友收集“几个法郞”来摆摆样子。这样，他的基金的来源、数量和收集方法方面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福格特的代理活动不仅限于“硏究”、“綱領”和招募局方面。在洛桑中央节上，他向在瑞士的德国工人宣布了路·波拿巴解放各民族的使命，自然，这时他用了比他替德国自由主义庸人写的“硏究”更为激进的观点。一方面福格特在“硏究”中通过深入钻硏“物质和力”的关系，得到了这样的信念：不能設想“現存的德意志各邦政府是可以动搖的和瓦解的”（“硏究”前言第Ⅶ頁），幷且特別向“德国資产者”（同上，第128頁）呼吁，要他們“关心”：波拿巴“解放”意大利将会防止德国的“革命”，而同时他又回过来向德国工人解釋說，“奧地利是他們〈德意志各邦君主〉继續存在的唯一支柱”（“中央节等等”第11頁）。
他說：“我剛剛对你們說过，对其他国家来說，德国幷不存在，还需要把它建立起来，而且我相信，德国只能建成一个像瑞士联邦那样的共和国联邦。”（同上，第10頁）
这些話是他在（1859年）6月26日說的，可是早在6月6日，他在“硏究”第二版跋中就恳求过普魯士摄政王[133]用武力和王朝內战迫使德国臣服于霍亨索倫王室。用武力实現君主集权，当然是建成一个“像瑞士联邦那样的”共和国联邦的最簡便的办法。接着，他还发揮了关于“外部敌人”（法国）的理論，认为德国必須追随外部敌人，以对付“內部敌人”（奧地利）。
他喊道：“如果我必須在魔鬼（哈布斯堡）和魔鬼的祖母（路易·波拿巴）之間进行选擇，那末我会选擇后者；因为她是一个老太婆，就会死去。”
但是，福格特觉得，借口敌視奧地利，直接号召德国投入十二月政变的法国的怀抱，未免太損害他在讀者心目中的名誉了，因此当这段讲話刊印的时候，他把这个号召作了如下修改：
“如果問題是要在魔鬼和魔鬼的祖母之間的斗爭中表明立場，那末我們认为最好是两者互相歼灭、互相吞掉，这样我們就省事了。”（“中央节等等”第13頁）
最后，虽然福格特在“硏究”中把路易·波拿巴吹捧为农民和工人的皇帝，可是这次他却对工人听众說，
“恰恰是絕大多数的巴黎工人目前都已經”轉到“路易·波拿巴方面”。
照法国工人看来
“路易·波拿巴正在做共和国所应当做的一切，他給无产者以工作，使資产者破产等等”（“中央节等等”第9頁）。
总之，路易·波拿巴是工人专政者，而且由福格特把他当做工人专政者向瑞士的德国工人吹嘘，不过这位福格特仅仅为了“工人专政”这一字眼，便在“主要著作”中以資产阶級身分大发雷霆。
巴黎綱領为在瑞士的十二月代理人規定了在薩瓦兼幷問題上的行动計划。这个綱領包括三点：（1）对于面临危險的謠言尽可能久地完全置之不理，必要时把它說成是奧地利的捏造；（2）在較后的阶段，散布一种路易·波拿巴想把中立区划归瑞土的看法；最后，（3）在兼幷实現以后，即以此作为要求瑞士同法国結盟的借口，即作为要求瑞士自願接受波拿巴保护的借口。我們还将看到，主子和奴才，詹姆斯·法济和卡尔·福格特，日內瓦的独裁者和受他庇护的联邦院日內瓦議員，多么忠实地执行了这个綱領。
我們已經知道，福格特在“硏究”中絕口不談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要为之策划战爭的那种观念。在洛桑中央节上，在国民院528里，在席勒和罗伯特·勃魯姆紀念会上，在俾尔“推銷員”上，最后在“主要著作”里，都表現了同样的沉默。但是，这种“观念”比普倫貝尔密謀产生得还要早。早在1851年12月，政变后不几天，在“薩瓦爱国者”上就可以讀到：
“爱丽舍宮前厅里已經在分配薩瓦的官职。它的报紙甚至用这事开心取乐。”[134]
1851年12月6日，法法济就已經看出，日內瓦将划归十二月政变帝国。[135]
1859年7月1日，当时的瑞士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同英国駐伯尔尼代办哈里斯上尉进行了一次談話。他重申了自己的顾虑：如果撒丁在意大利的統治不断扩張，薩瓦将不可避免地被法国兼幷。他强調指出，特別是北薩瓦的被兼幷将使瑞士的一个翼侧完全暴露，幷且很快就会导致日內瓦的丧失（見第一部藍皮书“論拟議中的薩瓦和尼斯的兼幷”，№ Ⅰ）。哈里斯把这一点吿訴了馬姆茲伯里，后者則委托巴黎的考萊勛爵要求瓦列夫斯基說明皇帝的意图。瓦列夫斯基毫不否认
“法国同撒丁不止一次地商談过合幷的問題，皇帝的意見是，如果撒丁扩展成一个意大利王国，那末就有理由期望它向法国作出領土上的让步”（同上，№ Ⅳ）。
瓦列夫斯基答复的日期是1859年7月4日，所以是在签定維拉弗兰卡和约以前。1859年8月，巴黎出版了佩特丹的小册子529，其中說欧洲准备兼幷薩瓦。同年8月，在瑞士国民議会的夏季会議結束后，福格特偸偸地溜到巴黎，听取普隆-普隆的指示。为了掩飾这次旅行，他让他的同謀者拉尼克尔一伙人在日內瓦散布謠言，說什么他到費尔瓦德施泰特湖休养去了。
《zê Pârîs lëbt er mangen tac，
vil kleiner wisheit er enpflac，
sîn zerung was unmâzen grôz…
ist ër ein esel und ein guoch，
daz sëlb ist ër zuo Pârîs ouch》.[136]
1859年9月，瑞士联邦委員会已經看到兼幷的危險日益迫近（同上，№ Ⅵ）；11月12日，委員会决定向各大国提交一份說明这种看法的备忘录，可是11月18日，施坦普弗利主席和席斯秘书长却向英国駐伯尔尼代办送去一份正式照会（同上，№ Ⅸ）。l0月，詹姆斯·法济从托斯卡納回来，他这趟奔跑毫无成果，为普隆-普隆的厄特魯里亚王国进行的宣傳归于失敗。回来后，他像往常那样，气势汹汹地大駡兼幷是謠言，說什么无論在法国还是在撒丁，都沒有人想到兼幷的事。随着危險的日益迫近，“日內瓦評論”的信任也日益增长，1859年11月和12月，該报对拿破侖后裔的膜拜（参看前面引证过的关于普隆-普隆的文章）达到了柯利班式的瘋狂程度。530
1860年，准备兼幷进入第二阶段。
置之不理和否认已經不再符合十二月英雄們的利益。这时，已經到了用兼幷誘騙瑞士上当的时候了。这时必須实行土伊勒里宮綱領的第二点，因而要尽可能地大声宣揚准备把中立地区交給瑞士。在这件事情上，十二月政变的瑞士娄罗們当然会得到巴黎同时玩弄的权术的支持。所以，1860年1月初，內务部长巴罗什向瑞士公使凱倫博士宣称，
“如果薩瓦的占有者有所改变，根据1815年条約，瑞士同时也应該获得一条良好的防御綫”（見上述藍皮书，№ ⅩⅢ）
早在1860年2月2日，即图温奈尔向英国大使考萊勛爵声称“可能”兼幷薩瓦和尼斯的那天，图温奈尔还吿訴考萊：
“法国政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沙布累和佛西尼永远归屬于瑞士是理所当然的。”（同上，№ ⅩⅩⅦ）
散布这种幻想，不仅是要使瑞士容忍十二月政变帝国兼幷薩瓦，而且要削弱它以后抗議兼幷的效力，敗坏它的名誉，让欧洲人认为它是十二月政策的同謀者，虽然是受騙的同謀者。1860年上任的联邦主席弗雷-埃罗澤幷沒有上圈套，反而向哈里斯上尉声称，他对于把中立地区划归瑞士的所謂好处表示怀疑。哈里斯也同样对联邦政府提出警吿，要它当心波拿巴主义的阴謀，以便
“瑞士不要成为一个也具有兼幷野心的和力图扩張自己領土的国家”（同上，№ ⅩⅤ）。
与此相反，英国駐都灵公使詹姆斯·赫德逊爵士在同卡富尔作了长时間的談話以后，写信給約翰·罗素勛爵說：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瑞士也渴望兼幷薩瓦的部分土地。因此，不要为自己造成任何幻想，如果法国由于有兼幷野心而受到譴責，那末瑞士也有同样的罪过……因为这个問題被这种双重的夹攻弄得复杂了，所以撒丁的态度倒是可以諒解的。”（同上，№ ⅩⅩⅩⅣ）
最后，路易·波拿巴一撕掉假面具，图温奈尔就毫无顾忌地揭露了瑞士兼幷中立地区这句口号的秘密。他在給法国駐伯尔尼代办的紧急报吿中，公开嘲笑瑞士对法国兼幷薩瓦的抗議。根据什么来嘲笑呢？根据巴黎强加給瑞士的“瓜分薩瓦的計划”（見1860年3月17日图温奈尔的紧急报吿）。
瑞士的十二月代理人是怎样参加这种阴謀的呢？1860年1月，詹姆斯·法济最先向英国駐伯尔尼代办表示：沙布累和佛西尼之划归瑞士，幷不是路易·波拿巴的諾言，而是瑞士和中立地区居民自己的願望（同上，№ ⅩⅩⅢ）。福格特在这以前从未想到过法国可能兼幷薩瓦，这时却突然充滿預言家的灵威了。“泰晤士报”是自創刊以来从未提到过福格特名字的，也突然在1月30日的一篇通訊中报道：
“瑞士敎授福格特认为，根据他的消息，如果共和国的联邦委員会把辛普期让給法国自由使用，法国准备使佛西尼、沙布累和热涅瓦等薩瓦的中立地区归屬瑞士。”（1860年2月3日“泰晤士报”）
不仅如此！1860年1月底，詹姆斯·法济向英国駐伯尔尼代办保证說，卡富尔（两个月前他曾經同这个人在日內瓦作过长談）坚决反对向法国作出任何領土上的让步（見上述藍皮书，№ ⅩⅩⅩⅢ）。可是，当法济向英国担保卡富尔的时候，卡富尔却說法济有兼幷野心，以便在英国面前开脫自己（同上，№ ⅩⅩⅩⅢ）。最后，瑞士駐都灵公使图尔特早在1860年2月9日就特意去找英国公使赫德逊，要他相信，
“在撒丁同法国之間决不存在关于将薩瓦轉让法国的协議，撒丁根本不同意同法国交換薩瓦或把薩瓦轉让給法国”（同上）。
但是决定性的时刻迫近了。1860年1月25日，巴黎“祖国报”531在一篇标題为“薩瓦的願望”的文章中已在为兼幷薩瓦制造舆論。在該报1月27日的另一篇文章中，即用波拿巴風格写的“尼斯伯国”一文中，已經显示出将要兼幷尼斯的阴影。1860年2月2日，图温奈尔通知英国大使考萊說，法国同撒丁在战前就已达成有关“可能”兼幷薩瓦和尼斯的协議。但是，关于法国实际决定兼幷薩瓦和尼斯的正式照会在2月5日才提交考萊勛爵（見1860年4月23日考萊勛爵在上院的演說），2月6日才提交凱倫博士，这样，英国和瑞士两国的公使都得到了中立地区要划归瑞士的明确声明。在这些正式声明以前，詹姆斯·法济就已經从土伊勒里宮获悉，撒丁已經根据秘密条約把薩瓦和尼斯割让法国，条約中沒有任何有利于瑞士的条件。在图温奈尔向考萊勛爵和凱倫博士正式声明以前，法济就得把帝国的药丸裹上糖衣給他的日內瓦臣民服用。因此，2月3日，他让他的盲目的工具約翰·佩里埃在日內瓦国民俱乐部召开一次群众大会，而法济則装做是偶然出席这次大会的，故意說：
“他剛才听說（je viens d'entendre）大家正在談論法国同撒丁签定割让薩瓦的条約。遺憾的是，撒丁政府已于1月27日在这样的条約上签了字；但是还不应根据这个明显的事实得出結論說，我們的安全眞正受到威胁……固然，关于我們对撒丁的中立地区的权利問題，条約中幷沒有任何保留条件；但是，我們不知道在締約双方的心目中是否存在这样的保留条件……人們可能认为这种条件是不言自明的（sous-entendue comme allant de soi）……我們不应当只是过早地表示不信任……我們应〈对政变帝国〉保持同情……我們应当克制，不发表任何含有敌意的言論。”（見法济的“可以充分信任的”演說，这一欺騙性的杰作載于1860年2月3日“日內瓦評論”）
英国駐伯尔尼代办认为法济的具有先知之明的讲話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立即电吿約翰·罗素勛爵。
关于把薩瓦和尼斯割让法国的正式条約，原定在1860年3月24日签定。所以，不能浪費一点时間。在正式宣布兼幷薩瓦以前，还必須正式证实一下十二月政变的日內瓦代理人的瑞士爱国心。因此，3月初，福格特先生在克拉普卡将軍的陪同下（他可能是de bonne foi〔誠心誠意地〕）前往巴黎，以便对罗亚尔宮的埃吉丽亚、未經承认的天才普隆-普隆施加他的影响，幷且当着整个瑞士，利用他个人的威望，促使中立地区划归瑞士。福斯泰夫-福格特在普隆-普隆的豪华的筵席上，——大家知道，在讲究飲食方面，普隆-普隆可以同魯庫魯斯和康巴塞雷斯媲美，而且，如果布利阿-薩瓦兰能够死而复生，那他对普隆-普隆在这方面的天才、政治經济学、自由思想、統帅才能和个人勇敢，也会感到惊奇，——即在他作为“令人喜欢的交談者”貪馋地把自己肚子装得滿滿的普隆-普隆的豪华筵席上，号召瑞士拿出勇气来。（見他的巴黎通信，載于1860年3月8日俾尔“推銷員”附刊）瑞士应当表現出
“它的民兵不仅是为了檢閱和作士兵游戏才存在的”。“把中立地区割让給瑞士”是一种幻想。“把沙布累和佛西尼让給法国只是第一步，跟着还会有其他步驟”。“踩着民族原則和自然疆界原則这付高蹺，可以从日內瓦湖走到阿勒河，最后走到博登湖和萊茵河，——只要两腿足够硬实的語”。
但是，福斯泰夫-福格特——这是問題的实质所在——至今还不相信，法国大臣图温奈尔本人在一个月以前已經正式透露的、而整个欧洲現在都已經知道的事情，即割让薩瓦和尼斯，早在1858年8月就已經在普倫貝尔成了法国参預反对奧地利的交換条件了。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倒是現在才在神甫的影响下違反自己意願，投入了沙文主义怀抱，幷被迫夺取中立地区。
“显然”，——我們的窘迫的辯护人喃喃地說，——“显然，曾在領导集团中寻找反对日益发展的敎权主义运动的力量，幷且认为在所謂的沙文主义中，即在除了夺取某一小块（！）土地以外什么也不管的最愚蠢的民族主义中找到了这种力量。”
福格特被普隆-普隆的厨房的蒸汽陶醉，在俾尔“推銷員”上显示了这种勇气之后，一回到巴黎就在同一家报紙上胡謅什么尼斯人絕对同情法国人；因此，他同意大利民族联盟的主要領导人之一、“尼斯民族”532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維吉齐-卢斯卡拉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可是这位在普隆-普隆的筵席上扮演文克里特角色的英雄，到了在伯尔尼的国民院发言的时候，他的耀武揚威的号声却变成了外交式的笛奏：建議同这位一向同情瑞士的皇帝安靜地继續談判，幷特別坚决地警吿不要同东方結成联盟。联邦主席弗雷-埃罗澤暗指福格特說了某些出奇的話，而福格特也滿意地获悉“窩州新聞”在贊揚他的演說。“窩州新聞”是布朗施奈先生、拉德腊日阿茲先生和瓦得的其他巨头們的机关报，一句話，瑞士西部铁路的机关报，就像“新苏黎世报”是苏黎世的波拿巴派和东北部铁路的机关报一样533。在那次出名的奧朗铁路之爭中，有五个瓦得的政府顾問多次受到反对方面报紙的指責，說他們每人从巴黎的《Crédit Mobilier》534——瑞士西部铁路的主要股东那里得到1万法郞的股票（20股），而他們仍然逍遙法外，举此一端，就足以說明“窩州新聞”的老板們是何等人物。
福格特在克拉普卡的陪同下去訪問罗亚尔宮的埃吉丽亚不几天以后，詹姆斯·法济也在約翰·佩里埃的陪同下去訪問土伊勒里宮的斯芬克斯。大家知道，路易·波拿巴喜欢斯芬克斯这个角色，而且他給他自己的奧狄浦斯們的薪俸，就像过去的法国国王給他的宮廷小丑的薪俸一样。在土伊勒里宮，法济厠身于瑞士和斯芬克斯之間。如上所述，約翰·佩里埃是他的旅件。这位約翰是自己的詹姆斯的影子；他所做的全是那个人所希望的，凡是那个人不希望的他就不做；他依靠那个人也为那个人而生，他通过那个人成了日內瓦大会議的議員，他替那个人安排酒宴和准备祝詞，他是那个人的列保萊罗和菲阿兰。他們俩回到日內瓦时，就有关瑞士的利益来說毫无結果，但就威胁法济处境的危險来說，却成績輝煌。法济在公开发言中怒气冲冲地声称，他現在算是恍然大悟，今后他将痛恨路易·波拿巴，就像以前热爱他那样。共和主义者的法济竟对一个扼杀过两个共和国的劊子手爱了九年，眞也爱得古怪！法济以极深的造詣扮演一个受騙的爱国志士的角色，使整个日內瓦都沉浸在法济式的热情中，而失掉中立省份未必比失掉法济式的幻想更令人感到痛苦。甚至多年来反对他的貴族反对党的首領德奧多·德·索緒尔也承认，对詹姆斯·法济的瑞士爱国热忱不能再有怀疑。
这位日內瓦的暴君，就在人民的这种欢呼声中急忙上伯尔尼国民院去了。在他出发后不久，他的亲信，即他的巴黎旅伴，一句話，他自己的約翰·佩里埃作了一次非常独特的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由《fruitiers》〔“干酪制造者”〕协会、法济的民主禁卫軍中挑选出来的一帮醉鬼（至少倫敦的“泰晤士报”这样称呼他們），在佩里埃的率領下手无寸铁地坐船去托农，要在中立地区的这个点上举行一次反法示威。为什么举行了这次示威或者为什么要举行这次示威，亚尔古船英雄們能否获得金羊毛，或是丢掉自己的老命，至今誰也不能断定，因为佩里埃的这次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旣沒有奧菲士陪件，也沒有阿波洛尼烏斯为之歌唱。显然，这不过是以約翰·佩里埃及其同伙为代表的瑞士，对中立地区作的一种象征性的占領。而眞正的瑞士，却不得不由于約翰·佩里埃的象征性地占領托农，而无休止地忙于外交上的道歉，向人保证忠誠和对該事表示憤槪，这样一来，当路易·波拿巴眞正占領托农和其他中立地区的时候，才眞正显得很慷槪大度了。
約翰·佩里埃在日內瓦被捕，在他的口袋里发現了数千法郞。由于佩里埃的誣指，副秘书长兼“日內瓦評論”編輯杜孔米恩先生也被逮捕。他是一个沒有私产的靑年，上述两个职位都是靠国务会議主席和“評論”的老板詹姆斯·法济获得的。他承认給过佩里埃錢，那是从建立志願軍基金中挪用的，而日內瓦的激进主义者直到如今还不知道有这样一笔基金。法院偵訊的結果是，首先釋放了杜孔米恩，然后釋放了佩里埃。
3月24日，維克多-艾曼努尔正式把尼斯和薩瓦連同中立地区割让給波拿巴。3月29—30日，同法济一起从巴黎回到日內瓦的約翰·佩里埃发动了他的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在这决定性关头，这种滑稽的示威恰好妨碍了一切严肃的示威。詹姆斯·法济在伯尔尼保证說，“他对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137]萊蒂在原来的中立地区夸口說，如果瑞士人眞的在这里进行攻击，那末他的皇帝会立即派三个师占領日內瓦。最后，福格特毫不知道这次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的秘密，因为在发生这事的前几天，他就向日內瓦警察局吿密，說日內瓦策划在薩瓦边界发动一次冲突，——但是給警察局的綫索是假的。关于这一点，我这里有流亡在日內瓦的、福格特的旧友給住在倫敦的一个流亡者的一封信可以說明。信里說：
“福格特散布謠言，說我不断地来往于瑞士西部和薩瓦之間，目的是要制造一次对瑞士有害而对敌視瑞士的国家有利的革命。这件事发生在佩里埃发动阴謀前不几天，这一阴謀，福格特肯定是知道的，而我却同您一样，毫无所知。显然，他企图嫁禍于我，使我毁灭。幸而他也是向警察局长杜伊吿发我的，杜伊把我叫去，当他提出第一个問題时，我立即笑着打断他說：‘哈哈，这显然是福格特式的阴謀！’，这使他大为惊異。他让我更詳細地叙述我同福格特的关系。我的供述同时受到一个政府秘书的支持，这人是‘海尔維第’的成員，第二天他就到伯尔尼去参加中央会議，在那里他向福格特的弟弟表示他不滿意卡尔的行为。古斯达夫簡洁地回答說，他从福格特的信中早已看出福格特搞的政治活动是什么。”
如果說最初的沉默和否认以友宣傳信任路易·波拿巴，是为了要轉移瑞士对危險的注意；如果說后来关于要把佛西尼、沙布累和热涅瓦同瑞士合幷的叫囂，是要散布法国兼幷薩瓦的想法；最后，如果說托农的滑稽剧，是要破坏一切认眞的反抗；那末，現在根据巴黎綱領来看，后来发生的眞正兼幷和变得明显的危險，归根到底則应成为瑞士自願投降，即成为同十二月政变帝国結盟的动因。
这样微妙的任务只有詹姆斯·法济本人才能解决。他的僕从福格特可以提出警吿，防止同东方的联盟，但是，只有法济本人才能够捍卫同西方的联盟。他最初是在“日內瓦評論”上暗示了这种联盟的重要性。1860年4月18日，日內瓦流傳一封倫敦来信的摘要，其中談到：
“請劝吿我們的有勢力的同胞們当心詹·法济的建議，他可能建議瑞士放棄自己的中立。这个劝吿很可能来自法国政府，詹姆斯·法济至今是它殷勤的代理人……現在他摆出一副善良的瑞士人的姿态同法国的計划作斗爭，但是，一个消息灵通的人士向我保证說，这是阴謀詭計。只要瑞士声明它旣不願、也不能继續作中立国家时，法国政府就会像第一帝国时期那样，采取行动迫使它結盟。”
法济在“日內瓦評論”上对此作了回答：
“当薩瓦归幷于法国的那天，瑞士的中立就自行終止，因此，法济的这种劝吿也就是多余的了。”
三个月以后，即7月10日，詹姆斯·法济在瑞士国民院发表的演說中证明，他
“一面怒駡和握紧拳头反对波拿巴主义的金融巨头和联邦的男爵們（他指責他們是le gouvernement souterrain〔地下政府〕），一面走进了波拿巴主义的陣营”。
尽管他似乎极其尖銳地攻击了苏黎世—瓦得的公开亲法的政党，但是这个政党幷沒有妨碍他叫囂。
“欧洲，特別是德国抛棄了瑞士。因此，中立已不可能；瑞士必須寻找联盟，但是，到哪里去找呢？”
于是，这位老蠱惑家含糊其詞地提到了：
“近亲法国，只要它认識到幷改正了非正义的行为，或許仍会成为共和国等等。但是，新政策不应由老朽的金融巨头和联邦的男爵来开始，而应当由海尔雅第、由人民来实行。等着吧，即将举行的选举会敎会你們該怎么办的。联邦軍队在日內瓦的出現只会受到欢迎。但是，如果他們的出現会使人对日內瓦現行政权机构产生絲毫的怀疑，那就让他們走开，日內瓦会帮助自己幷保护自己。”
于是，7月10日詹姆斯·法济便在国民院陈述了他4月18日在“日內瓦評論”上暗示过的东西——“新政策”，瑞士同法国的联盟，也就是十二月政变的法国兼幷瑞士。消息灵通的瑞士人士认为，揭开法济从土伊勒里宮回来后带上的反波拿巴主义的假面具，还为时过早。但是，在玩弄故意信口开河的技巧方面，法济恰好达到了特別出众的足以与帕麦斯頓媲美的高深造詣。
大家知道，声名狼籍的《gouvernement souterrain》〔“地下政府”〕的代表們向国民院提交过一項对施坦普弗利的彈劾案，因为他作为联邦主席，了解情况正确，幷且曾經作出过由联邦軍队占領中立地区使其不受法国侵犯的正确决定。这項彈劾案被絕对多数否决，但其中幷无福格特的一票。
当时有人从瑞士写信对我說：“对卡尔·福格特来說，他沒有出席瑞士联邦院討論对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的彈劾案，是很能說明他的为人的。福格特是日內瓦州的代表，而当这个州受到波拿巴的威胁时，他不得不投票贊成坚决捍卫該州利益的施坦普弗利。此外，他本人同这个人有交情幷且受过他的恩惠。福格特的父亲和两个兄弟靠在伯尔尼州供职維持生活；他的另一个兄弟新近借施坦普弗利的帮助得到了待遇优厚的联邦一等統計員的职位。因此，福格特当然不可能在記名投票时去反对一位朋友、恩人和有声望的人。另一方面，一位普隆-普隆主义者更不可能公开贊同与波拿巴主义的侵略計划进行殊死斗爭的政策。所以，需要逃跑幷把脑袋藏起来，但是肥大的屁股仍然露在外面挨揍：現代福斯泰夫的通常的巧計和尘世的命运就是如此。”
从土伊勒里宮发出的对“奧地利主义”的指責，詹姆斯·法济在“日內瓦評論”上，他的僕从福格特在俾尔“推鎖員”、“硏究”和“主要著作”等等上对这种指責的大声重复，終于反跳回来打到瑞士自己身上。大約在4月中旬，米兰的所有墙上都出現了这样的吿示：“拿破侖和瑞士之間的爭执”。其中說道：
“看来，薩瓦对瑞士是一块美味，因而瑞士在奧地利的慫恿下，急忙出来在仅仅同意大利和法国有关的問題上阻碍拿破侖第三……英国和北方的一些大国，除奧地利外，一点也不反对兼幷薩瓦；只有瑞士，因为受到力图在撒丁的所有联合領地上制造不安和騷动的奧地利的煽动，才表示反对……瑞士是一个反常的国家，它不可能长期抗拒偉大的民族原則的逼攻。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不能服从一种千篇一律的常規。如果瑞士知道这点，那它就該想到，在德森州人們讲的是福斯柯洛和朱斯蒂的語言，那它就不該忘記，瑞士相当大一部分人屬于自称为法国人的那个偉大而慷槪的民族。”
看来，瑞士完全是奧地利的臆造。
虽然福格特本人在这样热衷于把瑞士从奧地利的魔爪中拯救出来，但也委托他的最亲密的同謀者之一、饒舌的士瓦本人、“殘闕”議会的傲慢議員、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現在是一家珠宝店的老板）去关心拯救德国的事。在圣布勒茲“王冠”酒館中举行的紐沙特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授旗仪式上，这位演說家（“殘闕”議会議員和珠宝商人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号召德国
“干脆让法国人通过萊茵，因为否則德国的情况就永远不会好轉”。
参加授旗仪式的日內瓦工人协会的两个代表在新年（1860年）后回到日內瓦时，叙述了这件事。在他們的报吿得到瑞士西部的其他一些协会的代表們的证实以后，日內瓦协会的領导机关分发了一个通吿，要求大家警惕正在瑞士的德国工人中进行的波拿巴主义阴謀。
我不妨引用一下手头的一本笔記本：“回忆第一帝国，甚至那时就有些德国人竭力要促使建立拿破侖的世界統治，希望这个巨大的帝国随着它的統治者的沒落而灭亡，那时至少可以由分崩离析的法兰克帝国各省組成一个統一的德国，因而德国就能够較容易地为自己爭得自由，——这就是政治上的庸医：为了使活的机体神奇地重新出現健康血液，就把原有的血液放尽；此外，人們指責了那些人，他們干脆否认一个偉大的民族有力量进行自卫幷拥有自决权；最后，人們指出，德国期望的救世主已經在意大利出現，他懂得什么是民族解放等等。通吿指出，它只是为那些目的良好而手段不当的德国人印发的；同时通吿中声明拒絕同那些卖身求荣的政論家和沽名的誉的旧人物发生联系。”
就在那时候，“海尔維第”的机关报“阿尔高消息报”536抨击了这样的
“邏輯：为要更快地捉住刺蝟幷把它重新放掉，应当放它回到田鼠洞里去；根据这种完美的邏輯，为了使勒奧尼达斯們出現，也就应該让埃菲阿尔特們为所欲为。有这么一位名敎授，他的做法就像本末倒置的維尔騰堡的烏尔利希公爵一样。这位公爵在騎士的馬靴不想再理睬他以后，就想靠农民的‘鞋’从流放地回到家乡；不过，这位敎授同鞋的关系已經恶化，因而就同馬靴搞上了关系等等”。
对福格特敎授先生的这种指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刊登在“海尔維第”的机关报上。可是，他却因此受到了“希望报”537的更为热情的接待。“希望报”是法国国庫出巨額資金于1859年在日內瓦創办的一家大型报紙。“希望报”的任务是宣傳兼幷薩瓦和萊茵区，頌揚路易·波拿巴的民族解放者的救世主使命。在日內瓦尽人皆知，福格特是“希望报”編輯部的habitué〔常客〕，幷且是它的最活跃的撰稿人之一。我手头就有詳細材料，足以证明上述事实无可怀疑。福格特在他的“硏究”中所指的，以及他让他的同謀者、饒舌的土瓦本人、“殘闕”議会議員和珠宝商人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在紐沙特尔公开宣布的东西，在“希望报”上有了进一步的发揮。例如，1860年3月25日那一期就这样說：
“如果德国爱国者把唯一的希望建立在对法战爭上，那末他們有什么理由去削弱那个国家的政府，阻止它取得它的自然疆界呢？也許，德国人民根本不贊同这样仇恨法国的吧？不管怎样，确实有一些极其眞誠的德国爱国者，特別在最进步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中間〈即帝国的福格特、拉尼克尔、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tutti quanti〔之流的人物〕〉，他們并不认为丧失萊茵河左岸是巨大的不幸；相反地，他們确信，只有在丧失这些地区之后，依靠同欧洲西部的联盟幷同欧洲西部的文明合为一体，复兴的德国的政治生活才会开始。”[138]
“希望报”从福格特那里如此确切地了解了最进步的德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之后，就在5月30日的社論中宣称：
“萊茵河左岸的全民投票即将表明，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傾向于法国的。”
瑞士的諷刺性小报“波斯特伊里”正在不断恶毒嘲笑“希望报”这匹“瘦弱的駑馬”，說它除了必須馱着巴考士普隆-普隆的輕巧的月桂冠以外，还得載上他的錫侖的“沉重的肚子”。
报刊如何精确地执行了波拿巴主义的策略，由下列事件可以看出。5月30日，日內瓦“希望报”号召通过全民投票将萊茵河左岸让給十二月政变的法国；5月31日，路易·茹尔丹在巴黎“世紀报”上展开了爭取兼幷萊茵的陣地战，6月初，“北部各省和加来海峽通报”把自己的重炮对准了比利时。在日內瓦的喉舌发出号召前不久，艾德門·阿布在“民論报”上声明，撒丁的扩張迫使皇帝不得不《de prendre la Savoie.c.à d.nous fermerions notre Porte》〔“占領薩瓦……換句話說，我們要关上自己的大門”〕，他接着說，如果德国統一的企图导致普魯士的同样的扩張，《alors nous aurions à veiller à notre sureté，à prendre la rive gauche du Rhin，c.à d.nous fermerions notre Porte》〔“那末，我們将不得不考虑我們的安全幷占領萊茵河左岸，換句話說，我們要关上自己的大門”〕。这个輕率的守門人的追随者是头笨牛——“比利时独立报”538的阿·阿·通訊員，約瑟夫·普留东和坐鎭在土伊勒里宮的《Providence》〔“天意”〕的专职女巫一类人物。不过，“希望报”对德国統一所表示的与众不同的欢欣鼓舞，对那些卖身給奧地利的反对十二月的德国人所作的憤怒揭露，竟达到了令人头暈目眩的程度，以致詹姆斯·法济不得不作一定的外交上的考虑，幷且还打算把他的“日內瓦評論”改为“瑞士民族报”，幷特意在“評論”上慷槪大度地宣布，非奧地利人也可以反对波拿巴主义。
但是，卡尔·福格特——德国的这位达-达、为德国报刊設立的波拿巴招募局的老板、法济手下的走狗、罗亚尔宮的“令人喜欢的交談者”、普隆-普隆的福斯泰夫、拉尼克尔的“朋友”、俾尔“推銷員”的提詞人、“希望报”的撰稿人、艾德門·阿布的門徒、“劳斯之歌”的歌手——堕落得还要深些。在巴黎，他当着全世界的面，在“現代評論”上同爱德华·西蒙先生亲密合作。让我們来看看，“現代評論”是什么貨色，爱德华·西蒙先生又是何等人物。
“現代評論”本来是波拿巴派的官方杂志，是完全同“两大陆評論”539相对立的，后者的撰稿人是一些文笔优美的人，即“辯論日报”540的一些人、奧尔良派、联合派以及Collège de France敎授和Membres de l'Institut541。旣然上述的最后那些官方人物不能直接調給“現代評論”，那就得設法把他們調离“两大陆評論”，以这种迂迴办法迫使他們为波拿巴派的“評論”服务。但是，这一策略幷沒有取得应有的效果。“現代評論”的所有者甚至认为不能同拉·格隆尼埃尔先生强加于他們的編輯委員会共事。由于土伊勒里宮的能操腹語的人需要有发出各种声音的喉舌，所以“現代評論”变成了半官方的“評論”，而由拉·格隆尼埃尔强加的編輯委員会所編的“欧洲評論”542則成了官方的“評論”。
現在来談談爱德华［Edouard］·西蒙先生。他的出身是萊茵普魯士的犹太人，名叫爱德华［Eduard］·西蒙，但他老是扮最滑稽的鬼臉，把自己装成地道的法国人；然而不幸得很，他的風格却时刻都在暴露出他是个譯成法文的萊茵普魯士的犹太人。
在席勒紀念会（1859年11月）以后不久，我在倫敦的一位熟人那里碰到了一个在巴黎住了多年的非常体面的商人，他詳細叙述了巴黎的席勒紀念会、席勒协会等等。我插嘴問他，巴黎的德国协会和会議怎么同波拿巴的警察相处？他含着幽默的微笑回答我說：
“自然，沒有mouchard〔密探〕不出席的会議，沒有mouchard不参加的团体。为了避免麻煩，我們采取了一个一劳永逸的簡单策略，幷且probatum est〔已經見效〕——我們找来一个熟識的mouchard，立刻把他选入委員会。在所有这类場合，我們总是认为我們的爱德华·西蒙最为合适。您知道，过去替拉馬丁跑腿，替艾米尔·德·日拉丹做夹肉面包的拉·格隆尼埃尔，現在成了皇帝的寵臣，皇帝的机要文书，同时又是法国书报总檢查官。而爱德华·西蒙是拉·格隆尼埃尔的哈巴狗，〈他独特地皺了一下鼻子又补充說〉一只臭气熏人的小狗。爱德华·西蒙——您当然不会把这一点归咎于他——不想pour le roi de Prusse〔白白地〕工作。他认为，只要投身十二月政变制度，对他本人和文明都是无可估量的貢献。这是一个头脑簡单、性格卑劣的家伙，但是，他幷不缺乏在某些方面策划低級阴謀的能力。拉·格隆尼埃尔已叫他的爱德华·西蒙也去撰写‘祖国报’的社論。这就证明这位机要文书頗有謀略。‘祖国报’的老板、銀行家德拉馬尔是一个傲慢、固执、小狗一样的parvenu〔暴发户〕，除了最善于諂媚的人以外，他容不了別的人在一个办公室里同他办公。我們的爱德华·西蒙，尽管他有毒鼠药，但能够像安哥拉猫那样温順，因此正好合适。如您所知，‘祖国报’在共和国时期是普瓦提埃大街543的最无耻的机关报之一。从十二月政变开始，它就同‘国家报’544和‘立宪主义者报’爭夺作为士伊勒里宮的半官方报紙的荣誉，事情剛露苗头，它就为开展狂热的兼幷活动做了不少工作。您当然知道，有些乞丐为了从过路人那里騙取几个苏，就躺在街上装发羊癎瘋。‘祖国报’确实获得了首先报道薩瓦和尼斯将被兼幷一事的荣誉。兼幷剛一实現，該报的版面就立即扩大了，因为，按德拉馬尔先生所作的天眞的解釋：《La Savoie et le comté de Nice ayant été annexés à la France，la conséquence naturelle est l'agrandissement de la Patrie》〔“薩瓦和尼斯伯国划归法国的必然結果是祖国[139]的扩大”〕。誰都会由此想起巴黎一个玩世不恭的人的戏謔，他在回答《Qu'est-ce que la patrie？》〔“什么是祖国”〕这一問題时，毫不犹豫地說：《Journal du soir》〔“一家晚报”〕。如果萊茵河各省一旦被兼幷，‘祖国报’和它的版面以及爱德华·西蒙的salaire〔工資〕，还不知要扩大到什么地步呢！在政治經济学方面，‘祖国报’认为廢除tourniquet de la Bourse〔交易所行情表〕是拯救法国的办法，这样可以使交易所的、也就是全国范圍的交易重新达到所希望的高峰。爱德华·西蒙也热中于廢除tourniquet de la Bourse，但是，我們的爱德华·西蒙不仅是‘祖国报’社論的作者和拉·格隆尼埃尔的哈巴狗。他是新耶路撒冷的、alias〔或者說〕警察局长的、尤其是帕勒斯特林納先生的最忠实的朋友和吿密者。总之，先生們，〈讲述人最后說〉只要有爱德华·西蒙先生参加的委員会，該委員会就会发出浓郁的警察气味。”
……先生这时发出了一种格外刺耳的笑声，仿佛在odeur de mauvais lieu〔臭气〕和爱德华·西蒙先生之間存在某种完全无法形容的秘密关系。
金累克先生曾經要下院注意十二月代理人所特有的那种外交职能、警察和报刊的令人快意的混淆（1860年7月12日的下院会議）。爱德华·西蒙先生，——当然不应当把福格特的远近聞名的[140]爱德华同福格特的温存的庫尼貢达，alias〔或者說〕特利尔的路德維希·西蒙[141]混淆起来，——爱德华·西蒙先生，即拉·格隆尼埃尔的哈巴狗、德拉馬尔的獅子狗、帕勒斯特林納的密探和一切人的看家狗，显然即使不屬于乳脂，无論如何也屬于十二月十日的灵堡的干酪，屬于第二圈的人物，那里
《s'annida
Ipocrisia，lusinghe，e chi affatura，
Falsità，ladroneccio，e simonia，
Ruffian，baratti，e simile lordura》.[142]
卡尔·福格特在出版“主要著作”好多个星期以前，就吩咐他的爱德华·西蒙在法国报刊上对該书加以評論。爱德华·西蒙是适于扮演double emploi〔双重角色〕的。首先他私下給拉·格隆尼埃尔先生介紹了“主要著作”的內容，然后就这个机会由他的庇护人派他去“現代評論”工作。“現代評論”編輯部曾經恭順地提出要求，希望爱德华·西蒙在該报发表文章时至少不要署名，但这种希望落了空。拉·格隆尼埃尔是毫不容情的。爱德华·西蒙在1860年2月15日的“現代評論”上，以論述他的朋友福格特的文章初露头角，这篇文章的标題是《Un tableau de moeurs politiques de l'Allemagne.Le procès de M.Vogt avec la Gazette d'Augsbourg》（“德国的政治風俗画。福格特先生对‘奧格斯堡报’的訴訟”），文章的署名是爱德华·西蒙。
这个“罗曼人”爱德华·西蒙不认为：他“为要当一个善良的法国人，就必須辱駡高貴的日耳曼种族”（“現代評論”，同上，第531頁），但是，作为“善良的法国人”和“天生的罗曼人”，他至少必須表現他对德国事物是天生的无知。他在論及他的卡尔·福格特时这样說：“他曾經是短命帝国的三摄政之一。”[143]爱德华·西蒙先生当然想不到，in partibus〔非現实的〕[144]帝国在五巨头的統治下呻吟，相反地，“作为法国人”，他以为，旣然科倫有三个圣王545，就要配上斯图加特的三个議会帝国摄政，这样才能相称。“朋友”福格特在“主要著作”中使用的俏皮話，“常常是远远不符合法国人的口味的”[145]。法国人爱德华要补救这一点，幷且“要尽力进行淘汰”[146]。“朋友”福格特生来就喜欢“鮮艳刺目的色彩”，“在用語方面就不是那么細致入微的”[147]。当然罗！“朋友”福格特本来只是一个被人兼幷了的德国人，就像达-达是一个被人兼幷了的阿拉伯人一样，而爱德华·西蒙則是一个天生的“善良的法国人”和地道的“罗曼人”。奧尔格斯先生和迪策尔先生在詆毁“罗曼种族”时，也曾达到过这等地步嗎？
爱德华·西蒙先生为了給他的上司解悶，所以在巴黎讀者面前描述德国的“三个”殘余圣王之一，幷且在这个德国的殘余圣王的同意和吩咐之下，把他描繪成跟在加西莫多帝王的凱旋战車之后的志願战俘。爱德华·西蒙在引证福格特的“主要著作”的一段引文时說：
“可見，福格特先生很少关心締造德国統一的帮助来自何方，只要有人帮助就行了；在他看来，甚至让法兰西帝国来促成他所希望的解决办法，那是最合适的。也許福格特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廉价（？！）出卖了他的过去，而法兰克福議会中跟他一同坐在极左席的老同事們也必然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位一切統一政权的死敌，这位无政府主义的热烈拥护者，竟对在法国打敗了无政府主义的一位国君表示如此热烈的同情。”[148]
爱德华把“流亡的帝国摄政”从法兰克福議会的不“坚定的”左翼換位到极左翼。投票贊成“德国世襲帝王”的人变成了“一切統一政权的死敌”，在法兰克福的各式各样的酒館党之間宣傳必須以任何代价保证“秩序”的中央三月同盟的成員則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热烈拥护者”。这一切都是为了适当突出十二月十日制度在“流亡的帝国摄政”身上猎取到的东西。福格特先生对“在法国打敗了无政府主义的那个人”的“如此热烈的同情”就更加有价値了，他供认“让法兰西帝国来締造德国統一最合适”就更加可貴了，“朋友”西蒙的笨拙的暗示，即“朋友”福格特“也許廉价（de bon marché）出卖了他的过去”，就是說，无論如何十二月政变的英雄沒有为他付出“太高的代价”，也就更加可以理解了。为了让上峰毫不怀疑“朋友”福格特現在像“朋友”西蒙一样忠实可靠，爱德华·西蒙先生搓着手，眨着左眼，微笑着說：福格特是热衷于秩序的，“如果他对福格特先生了解正确的話，他甚至向日內瓦当局报吿过革命的阴謀哩”，这同爱德华·西蒙先生向帕勒斯特林納先生和拉·格隆尼埃尔所“报吿”的一样。
大家都知道，阿布、茹尔丹、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博尼法斯、霍夫曼博士、“希望报”的修道士、“民族报”的騎士、“民論报”的慫恿者、“独立报”、“紀事晨报”、“窩州新聞”等的penny-a-liner〔不値錢的文人〕、拉·格隆尼埃尔和西蒙之流的人物、文书、文明傳播者、十二月政变的卫士、普隆-普隆主义者、丹屠主义者和拔牙的，所有这一帮人都毫无例外地从同一位圣上的金庫中汲取灵感。这样，达-达福格特就不是一个孤軍作战、自行其是的游击队員，而是一个接受津貼、受人敎誨、整編入队、与流氓为伍、联合了爱德华·西蒙、归服于普隆-普隆、幷且跟他一同被捕一同被絞死的人物。請問：是否有人付給卡尔·福格特代理人活动費呢？
“如果我沒有弄錯，用金錢或別的利益促使人的言行違背他的信念，就是收买。”（“主要著作”第217頁）
普隆-普隆主义就是福格特的信念。因此，即使有人付給福格特現金，那他也决不是被收买。不过，硬币上的花紋幷不像支付方式那样花样繁多。
誰知道，普隆-普隆是否已答应他的福斯泰夫担任宾根之穴的鼠塔546的指揮官呢？或者，当阿布在自己的小册子“一八六〇年的普魯士”里迫使法国自然科学家爭辯同活着的福格特和死去的迪芬巴赫同时通訊的荣誉之后，已答应任命他为硏究院的通訊院士？或者，恢复福格特的帝国摄政的职位？
我确实知道，傳聞常把事物变得更加平淡无奇。因此，“同1859年以来发生的轉变同时”，据說“令人喜欢的交談者”（不久前还是一个因彻底破产而受到刑事偵查的股份公司的領导人）的事业中也发生了轉变；謹愼的朋友們企图用下面的話来解釋这件事，即意大利的一个矿业股份公司，鉴于福格特在“矿物学方面”的功勛，贈給他巨額股票，他第一次在巴黎逗留时，就把这些股票兌換成現金。一些彼此不相識的知道內幕的瑞士人和法国人，几乎同时写信对我說，“令人喜欢的交談者”在某种程度上担任着尼翁（在瓦得）近郊的“拉·貝尔热里”地产（普隆-普隆为都灵的伊菲姬尼亚[149]购买的原屬于一位寡妇的一所府邸）的总监督，报酬相当优厚。我知道有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一位在“1859年的轉变”后很长时間同福格特过从甚密的“新瑞士人”，在1860年初向普·勃·勃·先生（住在倫敦芬切尔奇街78号）提到一笔很大的款項，这笔款項是他过去的朋友不是当做賄賂而是当做預支从巴黎中央金庫領取的。
这类的和更坏的傳言流到倫敦，不过，我不认为这些傳言有什么意义。我宁願相信福格特所說的下面的話：
“我〈福格特〉从何处拿到錢，与任何人无关。我今后仍将努力謀取达到我的政治目的所需要的錢，由于意識到自己的事业的正义性，我今后仍将从我能够拿到錢的地方拿錢”（“主要著作”第226頁），
可見，也包括从巴黎中央金庫拿錢。
政治目的！
《Nugaris，cum tibi，Calve，Pinguis aqualiculus propenso sesquipede extet》.[150]
眞是太妙了！这是德国人对粗卤的唯物主义的英国人所称为《the good things of this world》〔“現世的福利”〕的唯心主义的說法。
福格特在同一本“主要著作”中，在結束他的关于硫磺帮等等的荒誕故事时同样庄严地宣称：
“現代史的这一段时期就此吿一段落。这里我所讲的决不是空洞的幻想；这純粹是事实。”（“主要著作”第182頁）
不管医学博士沙伊伯勒怎么想：福格特这样說，人們为什么不相信他呢？为什么他的代理人活动，不应当像他在“主要著作”中所談到的事实那样純洁呢？
可是我却坚信，与十二月帮的所有其他搞写作的、搞鼓动的、搞政治的、搞秘密活动的、搞宣傳的、吹牛皮的、搞普隆-普隆活动的、謀害別人和毁了自己的那些成員不同，只有福格特才独一无二的把他的皇帝看做是一个《l'homme qu'on aime pour lui-même》〔“人們看在他本人面上才喜欢他的人”〕。
沃尔弗拉姆·馮·埃申巴赫說：《Swerz niht geloubt，der sündet》〔“誰不信仰，誰就有罪”〕[151]；或者像一支現代歌曲中所唱的：“誰不相信，誰就胡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