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意义：地方性知识的重构

人如何栖居于大地上？我找不到自己在哪里？我是谁？这依然是未解决的问题。笛卡尔（Descartes）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确立了“我在”的依据是“我思”，却没有言说“我在”的存在方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成为空间与地方再组织与再生产的重要背景，大众传播、增强的移动力（如高速公路）以及消费社会成为加速世界同质化的三大力量^[6]。在全球化语境下，地方（Place）固有的社会与文化边界不断受到全球化力量的威胁，地方的意义被全球性要素所消解。哈维（Harvey）指出，全球化时代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之中，经济与文化力量超越了传统的空间限制，在一个更大尺度下对空间和地方的建构方式与组织形式进行着重构^[7]。地方侵蚀的议题也是拉尔夫（Relph）对“地方”持续思考的根源^[8]。随着对全球化过程理性认识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全球化过程远非一个去地方化的过程，而是地方性在一个全新的关系体系中得到重新定义，并产生新的地方意义的新过程。一方面，全球化的过程在全球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区域，尤其是不发达区域来说，地方性的意义依然是建构社会关系更为重要的基础^[9]；另一方面，全球性力量对于地方性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地导致地方性消亡，而是在于对地方意义的重构。全球性力量的作用是深深扎根在地方化的形式中的。从本质上来说，全球化过程是全球性力量与地方性力量相互融合、共同作用的产物，而不是前者消灭后者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差异的内容得到重构，而基于地方的文化特质与社会关系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呈现出新的特征^[10]。因此，“地方”是一种观看、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11]。

P.Kotler、D.H.Haider & I.Rein在“地方再造”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地方战（Place War）”的时代，一个地方同别的地方为经济生存而竞争。在地方理论的发展过程中，Heidegger推崇“地方精神”（Genius Loci），Harvey倡导“场所感（Sense of Place）”，段义孚主张“地方（Place）”与“地方情结（Topophilia）”，MacCannell指出现代化最后的胜利并不是一个非现代世界的现实，而在于它的人工保存与重建^[12]。因此，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时刻牢记地方精神原则：每一个地方都有其自然和文化的历史过程，两者相适应而形成了地方特色及地方含义，目的地要体现地方个性与差异，邹统钎称之为“地格”。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地格就无法确认身份，地格的丧失就是地方文化主权的丧失，如果黄果树瀑布像尼亚加拉大瀑布，长江三峡像科罗拉多大峡谷，拉萨像上海，旅游业也就寿终正寝了。北京的四合院、永定的土楼、川西的碉楼、珠三角的蚝壳屋、湘西的吊脚楼，因为有差异才有美。Relph警告说：地方正在被摧毁，组织的力量与市场的渗透导致了非真实（Inauthentic）甚至是无地方（Placeless）。地方是斗争的目标，也是斗争的场所，只有有抵抗的斗争，才可以制造空间的独特性与差异性^[13]。

因此，从学术理论的角度来看，本研究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地方性知识的重构，各个地方的生态智慧即为地方性知识的重要内容，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包含的生态智慧，强调了地方生物与文化的多样性、整体性与和谐性，隐含着对生物多样性的欣赏和尊重，为说明地方性知识的产生根源及其合法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