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研究内容分析
对检索结果中的1220篇文献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发现大致形成了以下几方面主要的研究内容：
一是生态智慧的溯源研究。该领域主要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如孔子对“天命”充满敬畏、“仁”心泽于鸟兽以及“任民爱物”生态思想探究[14][15]。道教“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生态思想的探究[16][17]；墨家“上究天志，中稽古圣，下察民意”的天、地、人和谐理念的探究[18]；王阳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生命关怀与生态智慧探究[19]；中国古代游记中的环境伦理思想研究[20]；张明对道家、儒家、佛家三家思想中蕴含的生态思想进行了归纳梳理[21]等。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厚重、形式类型多样，常常使研究者有常谈常新的感觉。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阐述、迸发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并不是出于关注生态环境的考虑，而是为了用这些生态理念来佐证其社会人伦思想。
二是生态智慧识别与生态行动。该领域研究成果同样丰富，且呈现出地域性、碎片化的特点，如在对瑶族生态智慧识别的时候，以及徐益棠、费孝通、杨成志等老一辈人类学者在南岭走廊的瑶族聚居地调查时，他们关注的重点是瑶族的社会组织、历史文化，但他们的调查报告也涉及瑶族的生态知识和生态行动，譬如我们在调查报告中读到瑶族传统聚落的水车、利用水力舂米、利用水池沉淀饮用水中的泥沙、用整条竹子做成各式引水管道等。自古以来，瑶族及其先民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食过一山，又徙一山”的“游耕”生计方式，这种看似“落后”的生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却正体现了瑶族人民朴素的生态智慧，也体现了瑶族及其先民在林木生产中形成的比较原始的生态伦理思想。安丰军[22]在分析瑶族林木生态伦理思想时指出，这种取之有度的林木资源保护思想对解决目前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马军[23]意识到了瑶族生态智慧对对抗、减少自然灾害和生物灾害的价值，他认为瑶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知识与减灾理念对今天的生态危机缓解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刘卫平等[24]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瑶族生态智慧进行考察，发现瑶族生态智慧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内容包涵人地之间的关系、生产实践及信仰空间。在新时代，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瑶族生态智慧仍具有历史价值。上述对瑶族生态思想的研究虽然涉及瑶族的生态智慧，但缺乏对瑶族生态智慧的整体性梳理和系统性研究。此外，在生态智慧利用与行动方面，刘华斌等[25]以对江西流坑传统村落的调查为例，系统分析了流坑在蓄水系统、排水设施、净水系统、调节气候、发展经济等方面的水生态智慧，为破解当下乡村水问题困境提供了若干启示。此外，以城市雨洪治理为突破口的实践问题导向型研究也逐渐增加[26]。从各地的研究来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大量防范生态危机的睿智做法，但是这些生态智慧研究碎片化明显，还没有形成一门系统科学。
三是国外生态思想的译介。该研究领域有两个关键词出现频率极高，分别是“深层生态学”和“人类中心主义”。纵观生态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粗略地将之划分为生态学、深层生态学与深层生态运动三个阶段。认真思考会发现，这三个阶段的思想观念都隐含着生态智慧，并且越来越明显。国内学者重点介绍了阿伦·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27]、斯宾诺莎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哲学思想[28]以及蕴含于西方文化中的万物平等思想等。其中阿伦·奈斯（Arne Naess，1912—2009）被誉为“深层生态学之父”，他是世界著名的哲学家。阿伦·奈斯创立并发展了“深层生态学”这一具有革命性的生态哲学理论，提出了“生态智慧T”，引领了深层生态运动，在学术界及西方环境运动中均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如果不研究深层生态学，对西方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认识就会有一个断层。不弄清奈斯的深层生态思想，就无法全面、深刻地理解深层生态学[29]。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思想是人们反思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工具，他的整体主义的环境保护理念以及实践主张为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与借鉴。生态中心主义平等是指地球生态系统的所有存在物都有存在与繁殖后代的道德权利，力求在追求个体生存利益的过程中完成自我实现的转换[30]。一方面，生态中心主义在基于对生态系统的所有存在物认同的基础上，肯定所有存在物的生命价值以及内在价值，每一物种（包括所有个体）都有权利与潜力实现自我生命价值，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肯定生命的平等和对生命的尊重；另一方面，生态中心主义平等主张人类与非人类生命都具有获得道德关怀的资格，这是因为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同属于生态系统的成员，都是大自然的一员。但是，由于西方深层生态学涵盖范围广阔，中国的译介研究还不能对其概貌有一个准确的把握，要么一味认同、要么全面质疑的争论表露了自身的文化焦虑。
四是“生态批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作为“生态学人文转向”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批评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和中国同时萌生并逐步向前推进。20余年来，中国生态批评在译介与研究西方生态批评理论、挖掘和阐释中国古代生态资源、进行生态文学评论实践、构建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理论形态等维度取得了较大进展，“边缘性的努力”已经显现出“思潮性的成果”[31]。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大多具有跨学科研究的能力和潜质，如文艺学方面的跨学科研究。中国生态批评不同维度上的理论演进又共同推动着本土理论形态的逐步生成，不同维度上的话语建构也共同构成了中国生态批评的话语体系。马治军[32]对中国生态批评发展现状进行了回顾总结，检视本研究领域的成就与不足，分析了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逻辑，评析回应了理论生成过程中的困惑和争议，为建构更为完善的中国生态批评话语体系做出了理论努力。
五是生态智慧的德育研究。该领域主要探讨的话题是传统生态智慧融入高校生态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属于教育学领域。阿伦·奈斯也非常重视培养深层生态意识。阿伦·奈斯所倡导的深生态意识培养路径主要有加强生态教育、个人亲近自然的直接行动、社会与政治领域的行动三个方面。国内学者也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如刘成波从生态价值观、生态道德理念和生态道德规范三方面构建高校生态道德教育内容体系[33]。孟露以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为理论依据，从生态文明观、价值观、伦理观等方面论述了大学生生态教育[34]。李晓蕾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要从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等要素入手[35]等。该领域研究者几乎一致认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要融入生态道德教育内容，并且从课堂教学、实践养成、环境熏陶、榜样示范、制度保障等教学环节方面探讨生态智慧德育方案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