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田鱼鸭共生模式
人类生存需要稳定的食物来源，不同的文化集团对自然资源的适应方式不同。人类从采集狩猎的获食方式向利用土地耕作获取食物转变，这使得人类发展迈向农耕文明时代。侗族人长期实践摸索，兼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基于地方知识，创造了一种稻田鱼鸭共生的综合、立体的土地资源利用模式，从而获得了较为稳定的食物资源。
1.模式的组成与内容
所谓“稻田鱼鸭共生模式”又称“稻田鱼鸭共生系统”，是指利用稻田浅水环境，辅以人为措施，既种稻、养鱼，又放养鸭，以提高稻田生产效益的一种对有限的水田资源综合利用的生产模式。在实际调查中，也存在“稻田鱼共生模式”和“稻田鸭共生模式”。这些广泛存在于侗族地区的生产模式，是侗族人们千百年来对自然资源获取所形成的一种稳定的适应机制。如果用生态经济学的观点说，这种模式就是“生态经济”或“循环经济”。
任何一种系统不同的基本因子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本质就是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与转变，唯有如此，才能形成一个系统或整体。“稻田鱼鸭共生模式”的组成可由图6-1看出。
图6-1 稻田鱼鸭共生系统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从生态学角度来看，该系统的优势物种是鸭、鱼、稻。人类通过投入少量的物质与能量，获得比较稳定与多样化的食物资源。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生态、经济与管理的过程，也是侗族人创造的地方文化。
2.模式起源与发展
侗族耕作文化是侗族群体在不断迁移、受外来文化冲击、生境不断变更中，对环境的认知与知识的积累中形成的。陈茂昌先生认为侗族的文化或者说对自然资源的适应模式大致经历了滨水渔业文化、低山丛林狩猎—采集文化、湿地游耕文化、山地与坝区林粮兼营农耕文化4种文化类型[5]。而侗族文化是在稻作文化发展过程中孕育形成的，这说明了稻作文化对侗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何等重要。
当今的侗族究竟是土著民族还是迁居于此后形成的，学术界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可以断定，侗族是由古“南蛮”“百越”族演变而来的，但“南蛮”“百越”都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这是对广大地域内的所有居民的泛称。自秦统一中原后，蛮越（南蛮与百越的合称）才成为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各民族的泛称，包括沅江流域各民族。南方蛮越居民为适应其所处的炎热、潮湿、滨水的自然生态环境，形成了其所特有的以渔业采集为生计的文化。这是蛮越民族文化经历的第一个阶段[6]。由于获取主要食物资源需要大面积水域，为了适应环境，出现了水域干栏式的滨水村落。蛮越居民除了猎捕水生动植物外，也捕捉和采集部分傍水丛林中的野生动植物，以供生活所需。
侗族第二次文化类型的形成来自外部政治力量的推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势力范围向当时百越居住的南方地区拓展。于是“乃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7]。当时秦兵沿赣江、湘江与沅江分三路南下，于公元前214年征服漓江流域与南越地区。而沿沅江南下的西线秦军遭越人顽强抵抗，“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林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秦军始终未能跨越“镡城之岭”，终未能到达今日侗族居住之地——沅江上游与都柳江一带，因此这一带侗文化保留完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两次出兵征讨南越，迫使境内越人氏族与部落向中央王朝势力薄弱的湘黔桂交界安全地带转移。他们大多沿河北上，居住在沅江下游与湘江流域的氏族可能沿沅江溯源而上至今日侗人居住区。避入江河沿岸的越人生境已然改变，这迫使他们采取新的资源适应模式。“火耕水薅，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即湿地游耕。具体做法是，趁初春季节性气候干燥，用火将河滩地上头一年的作物秆篙焚毁，引水浸润后播下稻种，让禾苗与旱生杂草一道生长。待禾苗长到一定程度后，随着雨季到来，任由河水淹没河滩，让危害稻秧的旱生杂草被水淹死，从而达到中耕目的。其耕作方式既不需营建固定农田，也不用畜力翻耕，仅仅通过改变河水流向，就能实现对耕作地块的人工控制，因而湿地游耕与真正意义上的固定农田耕作截然不同。侗族人沿着河滩地带休耕轮作，故地力可得自行恢复。
由于唐朝军事力量的扩大，中原居民大量涌入并占据滨水地带，较先进的生产方式也随之输入，加上侗族先民游耕经验的积累足以使其从事固定农田耕作，于是侗族先民退出沅江流域河谷河滩地域，转入丘陵缓坡地带。侗族文化发生了第三次转型：从原先的滨水游耕发展成为连片的固定农田耕作。这一转型直到宋朝南迁后才最终完成，侗族也在这一背景下发展成为单一民族，与其他古“越人”的后裔拉开了文化上的差距。第三次转型后的侗族文化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丘陵缓坡丛林地带被广泛开辟成连片固定农田，规模宏大，“周数千里，皆腴田”。二是大型的固定村落建立起来。
随着中原地区的开发，经济中心南移，汉人居住区的木材逐渐缺乏，到元朝时木材需求量大增。而今天侗族居住区在当时原始森林茂密，木材资源极其丰富，加之有天然的水运条件，故诱发了侗族文化的第四次转型：由固定稻田农耕文化发展成为“林粮兼营”的农耕文化。据《百苗图》载：“在清江所属，以种树为业，其寨多富。”“男人以红布束发，项有银圈，大耳环，宽裤子，男女皆跣足，广种树木，与汉人同商往来。……汉人与之往来熟识，可以富户作保，出树木合伙生理。或借贷经商，不能如期纳还，不妨直告以故，即致亏折，可以再行添借。”
“稻田鱼鸭共生模式”可能产生在于固定稻田农耕文化形成之时，因为有先人食鱼的习俗，我们猜测当时侗族可能养鱼。同时这种模式是伴随着木材资源被大规模采伐而逐渐推广的。从时间来看，宋朝才有固定的农田出现，而这一模式在明朝、清朝盛行。《道光黎平府志》中详细记载了鲤鱼的孵化和养殖方法：“清明节后，鲤生卵附水草上取出，别盆浅水中置于树下，漏阳暴之，三五日即出仔，谓之鱼花，田肥池肥者，一年内可重至四五两。”饲养方法如此精细，非一日之功，且得官方记载佐证，说明这种模式已经被广泛采用。而这一时期也是汉族居住区对木材需求旺盛的时期。现有的研究表明，这种模式是侗族人基于时间的考虑而选择的，因为采用这种模式除了能够维持基本的食物保障外，还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去经营人工林来满足汉族地区巨大的木材需求。
3.模式的价值
这一持续几百年的人工生态系统，侗族人从中得到了什么？从自然资源学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答案就明了了。从中得到的实质上就是生态系统功能所提供的福利。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效益，包括各类物质产品以及生物遗传资源供给功能、生态系统调节功能、文化功能和支持功能。人类福利具有多重成分，包括维持高质量的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件、自由权与选择权、健康、良好的社会关系以及安全等。对福利的体验与表达，与周围情况密切相关，但无论如何，生态系统具有的供给功能、调节功能、文化功能和支持功能，是任何一个人类群体都不可缺少的。图6-1展示了侗族人民在利用水田资源的过程中采取的稻田鱼鸭共生模式所带来的各种功能与福利。
该系统不但为侗族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还提供了更多生态服务，更重要的是对侗族文化的形成、传承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因为侗族的文化就是基于稻作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以至于有学者直接把侗族文化叫作稻作文化。
作为一个侗文化保留较好的地区，加之有坪坦河河运条件，这种土地综合利用的模式在流域内的侗寨广泛采用。然而，起于何时，据现有的资料难以确定。但有一点可以断定，1949年以前不久该模式曾广泛存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起，政府强行在侗族地区推行“糯改粘”，到20世纪70年代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这种模式逐渐消失。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村承包到户政策的实施，村民的自主性增大，该模式又在该地区大面积采用。但时至今日，这种模式在坪坦河村寨中已不多见。根据实际走访，原因可能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药、化肥广泛使用，对鱼、鸭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二，现有的水稻品种并不适应蓄较高的水位来满足鱼生长的需求。第三，白鹭的增多要求稻田的水深，而水深不利于现有的水稻的生长。白鹭增多是因为传统的白鹭栖息地——平原、湿地环境遭到破坏。第四，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约30%～40%），人们没有更多的时间管理这种模式。第五，稻田鱼鸭共生模式相对于现代农业来说，虽然能使产品供应多样化，但毕竟提供的产品数量有限。第六，该模式为什么在侗族文化历程中持续时间长？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模式与侗族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互相强化的，也就是说，这种模式存在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林业的开发利用。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因而模式难以为继。第七，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经济收入的提高、观念的改变与市场与交通条件的改善，人们的消费与需求日趋多样化，不再局限于鱼鸭等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