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一个多重学科关注的重要概念

地方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似乎已经得到了共识^[32]，地方以各种面貌出现在大多数人文地理学研究中。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地方”并不只是地理学家的概念工具，地方每天都出现在我们的报纸、政治人物的宣言以及围绕我们的社会世界中。如家具店告诉我们，可以把空间转变为地方；房地产业者告诉我们可能会想住在哪种地方；政治人物与报社编辑告诉我们，有些人是“不得其所的”；艺术家和作家试图在作品里召唤地方；建筑师则致力在建筑物里创造出地方感。“地方”不是人文地理学者的“专用资产”^[33]。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他领域，地方也是个重要概念。如城市规划与建筑领域就是一个经常考虑地方感的行业，有很多书论及建筑和城市规划过程造成地方的死亡，如加拿大学者雅各布斯（Jacobs J.）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Don Martindale的《小城镇与国家：地方与跨地方力量的博弈》（Small town and the Nation：the Conflict of Local and Translocal Forces）^[34]和Kevin Lynch的《城市的形象》（The image of the city）等。他们试图发展创造具有深刻感受地方的新方法，以便营造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些建造师的工作与某些人文主义地理学间具有很多共同点。此外，生物区域学家也是研究地方的力量之一，他们认为我们当前的地方体系是任意、武断的，多半是人为产物。他们指出，现行政治地方的安排扰乱了生物区系统，使得生态问题的解决十分困难。Kirkpatrick Sale在他的《大地居民》（Dwellers in the land）一书中主张从尺度、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角度，划分生物区的组织。他认为，人群必须接近他们的政府机构，而且应该在行动后果清晰可见的尺度上过活。但多数人文地理学家提出异议，认为Sale的地方视野过分受限于地域，且具有高度的排他性^[35]。

透过地方的研究史，我们可以看到三种（至少）研究地方的取向（层次）：一是地方的描述取向。这种取向最接近我们对地方一词的最常识的理解，认为世界是一系列的地方构成，每个地方都可以被当作单一的区域来研究，实际上这种地方研究取向是区域地理学家采用的方法，他们所关心的是地方的独特性和特殊性，表达的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差异性，如地形、地貌等；二是地方的社会建构论取向。这种取向依然关注地方的特殊性，但只是被拿来当作更普遍而基本的社会过程的实例。马克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可能会采取这种地方取向。探讨地方的社会建构，涉及解释地方的独特属性，指出这些地方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父权体制、后殖民主义以及一大堆其他结构与条件下，完成更广大的一般性地方建构过程的；三是地方的现象学取向。这种取向并不特别关心特定地方的独特属性，也不太关切涉及特殊地方建构的社会力量。这种研究取向尝试将人类存在的本质界定为必然且很重要的是“处于地方”。人文主义地理学学者、新人文主义者和现象学哲学家，大多采取这种研究取向^[36]。这三种取向显然有重叠的地方，但它们表现了地方研究的三种深度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