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粮间作模式
林粮间作生计模式是侗族人对土地资源综合、高效利用的又一重要创举。从人类生态学角度来理解，就是侗族人民在长期对自然资源的适应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本土策略。林农在植树造林的过程中发育出了林间套种农作物的耕作方法，俗称“林粮间作”。林农在新造林地展开林粮间作，以耕代抚，达到林粮双收。实际上，“林粮间作”只是一种泛称。侗族人根据自然条件差异以及耕作半径和自己的需求，还发展了“林菜间作”和“林果间作”等间作方式。“林粮间作”主要在林地里套种小米、黄豆、玉米、红苕、荞子、洋芋等。“林菜间作”主要在林地里套种辣椒、红萝卜、白萝卜等。“林果间作”主要在林地里套种西瓜、地瓜等。无论哪种方式，都是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这里主要探讨“林粮间作”生计模式。
1.模式的发展与生产过程
侗族林粮间作模式实质是由外部因素推动的。在侗族农耕文化实现第三次转型后，侗族社区的经济逐步处于一个自给自足的状态。随着中央王朝对侗族地区的影响，侗族人对林业的开发有了进一步发展。14世纪以后，经过了明代初期经济的繁荣阶段，汉族核心地带的农田日益扩大，中原地区森林资源开始匮乏，而侗族地区的原始林木在足够侗族自用之余，还拥有了大量的原木资源，于是侗族地区的原木开始外销。随着侗族地区原木外销量的剧增，沿江溪流地区的原始森林开始萎缩，侗族的人工营林开始提上议事日程。进入清代以后，侗族的人工营林业已初具规模。
所谓“林粮间作”生计模式实际上是侗人在进行人工育林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一般来讲，侗族人从烧畲清林到杉林郁闭这个过程需要八年左右的时间。完成这个过程的最终目的是想获得木材。因为木材的需求量大，价格高，人们用它带来的收入购买粮食、糖、盐与手工业品等。从清林到杉林郁闭，人们对整个生产、管理总结出一套适合本土自然环境的方法与经验，主要集中于时间的安排与农作物的选择上。一般在进行烧畲清林后保持地形原貌，选择一些先锋的农作物进行粮食生产，大约需持续三年。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迫于粮食的需求，一方面进行粮食生产过程中可以清除杂草，疏松土质，增加土壤肥力，以便为杉苗提供更好的生长环境。后五年基本上“三年锄头两年刀”，这才真正进入“林粮间作”阶段。即前三年用锄头栽杉种杂粮，主要有小米、玉米、红薯、豆类等；后两年以柴刀修枝定型，促进林木生长。人工造林与“林粮间作”在林木郁闭前三年是同步进行的。“林粮间作”三年中（因自然环境不同，有些地区可能是四年），对农作物种植年份的顺序是非常讲究的。第一年种小米的情况较为普遍，因为小米播种容易，又耐旱，投入的劳动力较少；第二、三、四年栽种红薯、苞谷等杂粮。“林粮间作”为林农提供足以果腹的粮食，到杉树成林枝叶茂盛后才停止粮食作物种植。
2.模式产生的缘由与机制
文化生态学研究表明，任何文化集团或人类群体在进化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适应往往采取多样化、灵活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资源利用的技术、有效的社会组织、对资源的观念、对自身数量的控制、自然资源的产权归属以及自己的消费需求观等，同时还要有对其他群体的适应策略。侗族“林粮间作”土地利用模式正是对上述策略综合作用的产物。
“稻田鱼鸭共生模式”这种资源适应技术只是满足了大部分食物资源和人体所需营养元素的需求，然而，由于侗族居住区往往有洪涝、干旱、冰雹、寒潮等自然灾害，这会造成食物供给不稳定。另外，群体的需求不仅仅局限于食物，还需要其他必需物质与手工品，如食盐、铁器等。这些现实的需求迫使侗族人寻找新的适应策略。当然，食物的稳定供给，可能是原初的动机。有侗族民谚为证：“种树又种粮，一地多用有文章，当年有收益，来年树成行。”“林粮混栽好，一山出三宝，当年种小米，二年栽红苕，三年枝不密，再撒一年荞。”“种树又种粮，办法实在强，树子得钱用，粮食养肚肠。”“栽树又种粮，山上半年粮。”民谚也佐证了生产木材用于交换商品，间种是为了满足粮食的需求。
“机制”一词最早产生于古希腊，主要用于研究机器构造与运行。它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机器由哪些零部件组成；二是这些零部件是如何相互作用而使机器正常运转的。借用此概念的基本思想来分析：第一，哪些因素导致“林粮间作模式”的出现；第二，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使得这种土地资源利用模式从过去延续至今的。用人类生态学的术语叙述就是，资源的哪些禀赋使得“林粮间作”模式这种文化的适应策略出现，这种文化上的适应得以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自然条件。现今侗族居住区以低中山和丘陵、盆地、谷地为主，其中山地比重最大，是俗语所称的“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典型山区，山地面积占整个区域面积的80%～90%。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正常年份提供1000～1300毫米的降水。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高。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非常利于林木的生长。但是，按人文地理学可能论的观点，自然条件只提供一种文化出现的可能与基础，并不是最终决定因素。
其次是人文条件。事实上，一种文化的出现往往与其内部人文条件与外部的人文条件有很大的关联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其他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这些人文条件可能涵盖历史、技术使用、市场需求、运输方式、制度、可利用的资源、观念与信仰等。①历史。人类发展进程中很早就开始了对木材的关注与使用。中国神话中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以及古人在树上筑巢都是利用树木的佐证。依人文地理学环境感知论（Environmental perception）的观点，每个族群都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环境及文化影响必然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一种印象。这种由环境产生的印象就称为环境感知。一旦环境感知形成，它就会影响该群体对环境的认知与利用。侗族人在长期的狩猎经济中不可能不受先人环境感知的影响。事实上，据文献所载，侗族至少在9世纪以前就已经定居于这一地带，并且已经进入稻田农业时代。由于侗族人民面对的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特殊自然环境，在走向稻田农业的同时，一直重视对山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早先他们主要从事原始森林采伐以及丘陵地带经济林种植。随着汉族发达地区原木价格的上涨，以及侗族地区原始森林的资源的衰减，特有的人工用材林业逐渐发展起来，从而使侗族形成了林粮间作的经济生活特征。②技术使用。由于“稻田鱼鸭共生利用”技术的成熟，一方面，这种土地利用模式提供较为稳定的食物资源，使得侗族人有足够的耐心去进行林木生产，因为林木生长周期一般为18年左右；另一方面，这种水稻的栽培技术为林木的生产栽培提供了技术借鉴。据罗康隆（2004）的研究，侗族人对人工林木的栽培、管理完全按照水稻生产的流程进行。这种所谓的“路径依赖”有力促进了人工林的发展，同时也降低了侗族人获得其他资源的可能性。③市场需求。按人类生态学的观点，这实质上是指侗族群体对其他群体的适应。不同的群体在同一区域占据不同的环境时，他们可能相互依赖，进行资源交换或贸易，使得每一个群体均得益于另一个群体的资源。如前所述，侗族人林木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易，其大量需求主要来自明朝与清朝及下游其他民族的人。④交通方式。侗族居住区地形崎岖，溪流沟壑众多，交通极为不便。唯一可行的运输方式就是水运。木材的特性使其极适合水运，可以扎排顺流，也可以散流，并且运输过程中不变质。按经济学家杨小凯的观点，当交易成本很高时，分工不可能出现。侗族木材外运主要为满足汉人需求，距离远，时间长，加之许多地区需等河水上涨才能外运木材，因此不可能出现专门生产林木的专业户，多数农户还是以林粮兼作为主。⑤资源的可得性。侗族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获得的资源种类与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大多为生计食物资源。部分地区也开采矿产，然而毕竟这种现象只在局部地区发生。因此满足外在群体需求的资源非常少。捕杀野生动物、饲养动物和采集药材为历史上许多群体交换提供了主要物资。但是，侗族人特有资源观和农业伦理限制了上述活动的出现，药材采集仅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木材生产投入少，产量高，需求也较大，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木材交易可能是当时最好的选择。⑥制度。对资源的适应最重要的一点是资源分配制度。大量的研究显示侗族林粮间作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它具有独特的资源权属制度。一是对宜林地的家族公有制，二是跨家族跨地域的盟约组织——“合款”。前者解决了人工用材林业的长期稳定经营问题，后者解决了经营中的产权变动问题。⑦观念与信仰。现在看来，侗族人具有珍惜生境的生态价值观，保护森林、土地的宗教价值观等，这些观念具体体现在对树、土地、山、石头等的崇拜上，也深入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侗族地区每建一个新寨，都会于寨内选择一址，安置地神。这些生态观还体现在一些乡规民约上，如咸丰元年（1850）立于湖南省通道县播阳镇上厢村的蓄禁碑文载：“从来天之暖，物始生地之灵也，人方杰故……我上厢后龙山，自祖辈含抱之树，常有数千年，后人不肖挟私妄砍，以致山林本之美，转成濯濯……我等抚今思昔，不胜心伤也，因于咸丰元年共聚醮，共同计议，凡寨边左右前后，一切树木俱要栽培……一切树木俱要蓄禁，不许妄砍，有不遵者，系是残人共同责罚，决不宽容。”同治八年（1869），黎平县潘老乡长春村立下禁碑：“吾村后有青龙山，林木葱茏，四季常青，乃天工造就之福地也。为子孙福禄、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全村聚集于大坪饮生鸡血洒盟誓，凡我后龙山与笔架山上一草一木，不得妄砍违者，与血同红、与洒同尽。”正是这些观念与信仰促进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自然条件只是为“林粮间作”模式提供可能，人文条件才是最终决定力量。
可以看出，“林粮间作”实际上是在汉族地区对木材需求的扩大、侗族人进行人工营林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在杉苗生长期间选择“林粮间作”是侗族人在长期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这种基于本土知识产生的育林技术，一方面是源于粮食需求的压力，一方面对杉苗的生长十分有利。这种有利，潘盛之[8]（1998）做了很好的分析：林农在育林前三年的“林粮间作”有4个优点：其一，农作物能为幼杉遮光，使幼杉生长既能有适度阳光照射，又能保证合适的土壤温度，保证幼杉的成活率；其二，有利于增加幼杉林地的覆盖率，避免林区地表的水土流失，防止土地板结；其三，套作的粮食作物分泌出的抗生素，能防止有害于杉树生长的微生物的蔓延，粮食也可以引来各种鸟类觅食，防止虫害；其四，农作物枯萎腐烂后，其原有根系形成众多孔道，这种孔道既有空气又有养分，成了杉树侧根延伸的通道，侧根的迅速蔓延，确保幼杉苗茁壮成长。“林粮间作”期间，杉苗的培育、移栽、管理也有独特的技术：一般是按照稻田育秧的方式集中地构筑秧床，培育杉树苗，借用稻田插秧的方式移栽杉树苗育林。自然状况下，杉树的出苗和定根需要在老林地完成。因为老林地既有巨大的乔木遮阴，地表又有深厚的落叶层，相对湿度高且稳定，温度起伏甚小，杉树萌发后容易自然存活。侗族的杉树育秧则是模仿天然的林区去构筑杉床。杉床地往往设在水源良好的林间平地。杉床土地需深耕细耙，务必使表层疏松，然后铺上从林间搜集得来的厚10～16厘米的细碎枯枝败叶，精选后的杉树种直接像撒谷种一样撒播在细碎的枯枝败叶上。最后搭上一个约30厘米的凉棚，凉棚上覆以新鲜的杉树叶，既能遮挡阳光的直晒，又能确保秧床的高湿度环境。此后，每隔一定时间均需往凉棚上洒水，以维持杉秧床的高湿度环境。而枯枝败叶在腐败的过程中所释放的生物能则均衡稳定地提高了秧床的温度，起到了催芽的作用。对杉秧床的维护起码要持续一年以上，直到树秧长出了老叶，才逐步撤掉凉棚上的部分杉叶，以增加日照，加速杉树苗木的生长。杉树苗木的移植也与水稻插秧的操作相近。杉木的定植地都需要经过反复的耕种，并产出过一季旱地作物。在这种情况下，杂草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土地疏松，肥料充足。杉树苗定植按照严格的行宽距移栽，同时还要栽种非蔓生性的旱地粮食作物，以保证在炎热季节形成一个类似于林地高湿荫凉的环境，以确保杉树苗木迅速定根以及帮助杉树苗木度过危险的存活期[9]。
林粮间作生产模式是侗族人在杉木育林过程中的一个过渡环节，大的社会背景就是汉族地区对木材的巨大需求。其得以持续，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模式适应当地的生产与环境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侗族社会独特的林地产权制度保证。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畅通的水运。
坪坦河相比于侗族其他社区的河流，其流量要小一些，但在现在的坪坦村以下河段可以常年通航。“从广西运盐、糖至坪坦，从此运药材而去”是当时坪坦河的真实写照。坪坦村以上，则可以在河流的汛期进行流木运输。中步、高团、阳烂等地的木材均可在汛期运至坪坦。可以看出，坪坦河流域在1949年以前一直有林粮间作生产模式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国对农村的管理先后经过土改、合作社、集体化与承包经营，其间这种模式已不多见。时至今日，由于流域内植被破坏，农田增多，河流流量减少，模式所依赖的制度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文化的改变，使得这种独有的生产模式已经很少见了。然而，在这种模式的启发下，一种新的林下经济模式在坪坦河流域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