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净土信仰、经典与变相

古印度部派佛教后期，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本愿思想是净土思潮的最初源泉，弥陀净土则成为这种净土思潮的高峰。弥陀净土经典在东汉即已传入中国，至此在中国生根发芽。西晋已有文献明确记载了信仰者的活动，东晋名僧慧远在庐山集众念佛期生净土，影响十分深远，但此时的净土修行仍以禅观为重。南北朝时，弥陀信仰与弥勒信仰成为盘旋上升的双螺旋结构，但弥勒信仰仍是当时社会信仰的主轴，弥陀信仰远不及弥勒信仰受尊崇。北朝昙鸾首创“二道二力”说，以称名念佛为重，提倡乘佛愿力的“易行道”，成为中国净土宗的奠基者。经过隋僧智顗等的弘扬，弥陀信仰影响扩大。隋唐之际高僧道绰继承了昙鸾的学说并加以发展，对化报秽净的历史争论撮其机要深入辨析，最终确立西方净土为真实报土，凡圣可入的思想体系。道绰门人善导在昙鸾、道绰的基础上完备了净土理论并且建立修行仪轨。唐代法照创“五会念佛”法门。善导后净土宗分化三流：以吸引上根者为主重悟解的慧远流，以吸引中根者为主及主张教禅戒兼静修的慈愍流，以吸引下根者为主专称佛名的少康流。其中，少康流是净土宗的基础。^[1]唐后，弥陀净土信仰渐渐融入各宗派的修行实践，出现诸宗归净土的局面。佛教的净土空间层次十分丰富，充满十方上下，但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则是阿弥陀净土，即西方净土，至明清最终酝酿出“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社会文化现象。

与弥陀净土信仰的发展相适应，相关佛教典籍也是卷帙浩繁、汗牛充栋，据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的统计：“现存大乘佛典中含有赞颂阿弥陀佛（按：即无量寿佛，一为音译，一为义译）内容的经典约占三分之一。”^[2]正所谓“诸教所赞，多在弥陀”^[3]。日本学者藤田宏达是西方净土信仰研究的翘楚，他调查统计了近1 700部的大藏经中，有290部关涉阿弥陀佛及西方净土，约占六分之一。^[4]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是《佛说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简称《观经》）及《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简称《无量寿经论》），这就是（西方）净土宗史上著名的“三经一论”。

西方净土图像的造作即是在上述信仰背景下产生、发展的。通过对历史空间的长期曝光，我们惊奇地发现西方净土造像在初期即东晋就已经出现了显隐两条并行的发展线路：显线是单尊、三尊立体造像，隐线是已具经变画规模的平面图像。此后，在两条线路的引领下，最终发展为西方净土造像的两大系统：尊像系统和经变系统。^[5]唐代洛阳龙门石窟仍然延续了早期的尊像造作，只是由单尊、三尊转为五尊像，四川地区也大致如此。然而，在敦煌莫高窟，经变图不仅大大超过了尊像图的绘制，而且西方净土变也成为此期经变画绘制的主流并取得了空前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