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对包豪斯的最初接触
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最初的几年，即包豪斯创立之前，中国在被战争打开国门之后，已经可以在这个国家看到充满现代精神的各种试验。这些都为古老的中国接受包豪斯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人最初接受包豪斯的历史就可以被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种不同路径。
从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政府在首次开设了江南制造局等近代民族工业机构的同时，开始尝试工程类设计教育。即便如此，设计、艺术或者手工艺依旧只是上述教育机构中的附属课程，并非主要培养目标。在这一浪潮中，成立于1864年的土山湾孤儿院实际上是近代中国民间最早的工艺美术国际化教育的试验场。
20世纪初，蔡元培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精英和大众。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教育之父，蔡元培（1868—1940）于1907年到1913年曾两次在德国莱比锡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留学（见图1），深受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理念的习染[1]，在德期间完成了Friedrich Paulsen《伦理学原理》（A System of Ethics）的翻译和《中国伦理学史》的编写。蔡元培回国后担任了中国的教育总长。在他的倡导下，展开了一场“美育救国”的试验。杭间教授曾这样评价蔡元培的贡献：“蔡元培的‘美育’实际上就是今天的‘设计’，‘美的事物’通过‘物质生活’及‘精神方式’的建立，春风化雨，滋润无声，这对于没有强烈的单一宗教情感的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2]。蔡元培还曾经引用了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思想来论述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莫里斯提倡的取消美术与工艺的隔离，提倡艺术化的劳动，更接近艺术和社会应有的状态。中国近代维新改革派的领导者梁启超，于1922年在北大的演说中曾说道：“人生要开拓思想，解脱环境束缚，我觉得非提倡美感教育不可。”[3]可见，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通过美育提升社会环境，以此来推动社会改革的可能性，与20世纪初德国的总体艺术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图1 1908年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研修学习留影
在这场“美育救国”的试验中，中国设计艺术教育开始了真正的发端。在蔡元培的直接倡导与支持下先后成立了中国最早的两所国立艺术院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现为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和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现为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办学的目的，“一为社会教育界提倡美育，二为中小学提供师资，三为社会实业界改良制造品”。杭州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国立艺专”）原名国立艺术院，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术院在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蔡元培的授意下于1928年成立。坐落于杭州罗苑的国立艺专，最初就设立有图案、国画、西画、雕塑各系。图案系的教学是中国早期的设计教育尝试。民国时期，中国的现代设计教育很早就在国立艺专发轫。
在包豪斯学校存续期间，早期留学欧洲的中国文化精英对包豪斯早期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以国立艺专的拥有国际化背景的教员为例，他们对包豪斯大多只是初步了解，并未进行系统研究，也没有真正的交集。他们将对西方现代主义设计的理解与中国本土的教育结合起来，主要从图案设计入手推行相关的理念。陈之佛于1918年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科留学，其间通过在包豪斯学习的日本学生了解到包豪斯。（见图2）1923年回国后，陈之佛曾任国立艺专校长、教授兼图案科主任，将现代设计理念应用于教学中。1930年代，在国立艺专图案系任教的教师还包括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庞薰琹、雷圭元、刘既漂、王子云等，还有来自国外的设计家担任艺术设计教学，如俄籍教授杜劳·西洛夫（M．Dowracheff）、薛洛夫斯基（Shelovsky），日籍教授斋藤佳三、成田虎次郎等，他们将西方的现代设计理念和教学方式带到了中国。
曾于1929年在国立艺术院的图案科任教的斋藤佳三，是在中国推广西方现代主义设计理念的先驱之一。斋藤佳三曾就读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图案科，并于1912年12月至1914年1月到柏林国立美术工艺学校（ベルリン王立美術工芸学院）［据推测该校为柏林的德国工艺美术博物馆（Kunstgewerbemuseum）附属学校］[4]师从柏林工艺艺术史家、装饰家库区曼（Kutsschann，1871—1943）教授，学习艺术史和构成美学。为了提高公众对手工艺品、工业品的品位，博物馆还兼设柏林艺术与工艺博物馆附属学校（Die zugehrige Unterrichtsanstalt des Kunstgewerbemuseums Berlin），这所学校是现今柏林艺术大学的前身之一。1906年，现代主义建筑大师Bruno Paul担任了该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设计师和建筑师。斋藤佳三还曾于1923年由日本政府公派前往欧洲考察德国设计教育，其间先后调查了德国22所工艺学校，包括到魏玛包豪斯参观，拜会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保罗·克利（Paul Klee）等包豪斯教员。
图3 斋藤佳三1930年代创作的服饰图案
除了上述的教师，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鲁道夫·鲍立克（Rudolf Paulick）、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等与包豪斯有密切联系的建筑师都曾接到过来自中国的设计委托。其中鲍立克曾在包豪斯学校担任客座教授，他是在中国从事实践工作最频繁的包豪斯学派建筑师。1933年，由于政治倾向，鲍立克受到纳粹当局的威胁，来到中国避难，并于1937年开始，先后创立了从事室内设计和家具制造的时代室内设计公司“Modern Homes”、从事建筑设计和都市计划业务的鲍立克兄弟建筑与土木工程事务所（Paulick ＆Paulick，Architect and Civil Engineers）。1943年，鲍立克接受了圣约翰大学（St．John's University，现为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的聘任，教授城市规划与室内设计。1945年，鲍立克进入新成立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成为委员和规划设计组的核心人员。在他回德国以前，他为孙科、姚有德等诸多显赫家族做了室内设计，设计了南京、无锡、杭州、镇江等多个火车站，完成了贾汪总体计划、无锡江南大学校园设计、宁波英士大学校园设计的都市计划项目。[5]
与包豪斯的关系最直接的中国人当属黄作燊和罗维东。黄作燊毕业于伦敦建筑学院，并于1939年跟随格罗皮乌斯到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院学习。1942年，他返回圣约翰大学，根据包豪斯的理念组建了建筑系，邀请了鲍立克等国内外的现代主义建筑师／设计师来任教。黄作燊在圣约翰大学推行包豪斯的基础课（Vorkurs）模式，课程设置涵盖基础设计、现代艺术史论和建筑绘画。不仅如此，黄作燊还受到包豪斯戏剧的影响，曾为其兄长黄佐临执导的话剧《机器人》做舞台设计，其形式的抽象和空间的深邃，在今天看来都不失为一个具有先锋派意味的作品。但由于他在“文革”中受到批判，之后英年早逝，因此他的影响只局限于建筑专业内部。他的同事黄毓麟设计的同济大学的校园建筑“文远楼”始建于1953年，在建筑手法上与格罗皮乌斯的德绍包豪斯校舍颇为相似（见图4）。
图4 同济大学文远楼，黄毓麟设计，1953年
此外，包豪斯第三任校长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在芝加哥伊利诺伊州技术研究院的学生罗维东，曾于1953—1957年任教于上海同济大学，并于1957年移居台湾。
20世纪初正值包豪斯学校成立，中国艺术设计的先驱们在留学期间对包豪斯的接触及认识是与民族使命紧密关联的。当时的包豪斯学校和中国艺术界同样受到战争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面临着艺术家社会角色的转换以及艺术教育改革问题。而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国的先驱们从包豪斯身上所吸收的营养都和中国文化自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上述的包豪斯的传播仅限于中国的文化精英，而包豪斯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中国民间的传播，是以“匿名的现代”这样的方式展开的。事实上，在1930年代的中国发达城市如上海，包豪斯已经以产品和时尚的形式在民间传播。例如包豪斯及其同时代的现代设计师Mart Stem所研发的钢管椅和悬臂椅，在1930年代已经在上海的先施百货公司等商场销售，并且可以在当时的人物照片和手绘的平面广告中发现钢管椅的踪影（见图5）。甚至，在1934年拍摄完成的电影《新女性》中，主人公的家庭陈设也大量使用了现代的镀铬钢管家具，以此体现女主人公的现代和前卫。显然，当钢管椅出现在本土家具公司的产品册中时，这些产品册并没有提及包豪斯。
图5 中华民国的女子与钢管家具，由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照相馆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