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帖、书法的对外输出
“中国18世纪经济发展的最典型特征之一是商业潮流之规模和由某些商会所控制的地域之辽阔。不仅是某些中国中原地区的省份，还包括蒙古、西域和东南亚，都被纳入了整个中国的商业网。”[104]欧洲航运的发展为世界水路交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东亚地区随之融入了世界贸易的大生态圈中。这就为世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和便利。当时有很多日本书家的作品传入中国，袁昶（1846—1900）的日记中记载了他获观小野道风行书作品的经历。与之相应，这一时期大量的集帖、书画作品出口日本成为清代域外贸易中的重要现象。
据记载，“江户时代后期以后，随着唐样书法的隆盛，学者、文人争相购求中国集帖，以致大量集帖输入日本”[105]。康熙时期，董其昌一路书风大行，辑录董其昌书法的集帖大量传入日本，造成了日本国内董其昌书风的盛行。至德川幕府末期，董氏书帖依然通过帆船被源源不断地出口至日本。在1694年至1862年这段时间之内，至少有一百五十种集帖通过长崎港口输入日本。这些集帖大多是明清时期的刻帖，著名的《淳化阁帖》也被翻刻成多种版本流入日本，其中以淳化三年的版本为代表，“此帖的原价在天保年间大约为一百目左右，到了嘉永年间，价格下跌到七十目左右，这或许是因为道光（1821—1850）刻本的出现，使此帖数量徒增的缘故”[106]。此外，受国内艺术市场的风尚所影响，当朝书家的集帖也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江户时期，中国书家欧阳询、颜真卿以及清代成亲王永瑆的书法在日本得以广泛普及”[107]。辑录永瑆书法的《诒晋斋法帖》被缩印成巾箱本曾九次流入日本。
集帖出口的盛行导致了伪作的出现。康熙五十一年（1712），有一部《六朝法帖》进入了长崎港口，后经日本书家反复校验，发现此帖是将明代陈瓛的《玉烟堂帖》割裂后添减而成，所谓的《六朝法帖》实际上只是书画商人的欺妄之作而已。
除了集帖的输入，日本商人还乘船前往中国收购法书墨迹。陈奕禧的书法在18世纪得到了日本国王的青睐：“乾嘉以来，四海争购公书，日本国王尤嗜之，海舶载往，辄得重值，致故乡几无遗墨。余所藏公草书庚子山《春赋》十二幅，一时无对。”[108]乾嘉时期的著名书家梁山舟同样在日本和琉球大受欢迎：“梁山舟学士书名满天下，求书者纸日数束……时日本国有王子好书，以其书介舶商求公评定。琉球生自太学归国，踵公门乞一见。公以无相见仪却之，其人太息曰：来时国王命必一见公而归，今不得见，奈何？因丐公书一纸，曰：持是以复国王耳。其名盛又如此。”[109]鸦片战争后，大量日本财团涌入上海，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大肆购买古玩书画。战乱之际，日本商人将大量中国书画运回本国，日本著名古董商茧山松太郎的《古董采购簿》载：“明治三十九年（1906）至明治四十二年（1909），这期间每年的采购数量大概为一百三十件到一百八十件左右，涉及各类古董，有陶瓷器、古铜器、玉器、佛像、漆器、印材、砚台、桌子和书画等等。”[110]此外，当时如康有为、杨守敬等人的书学论著亦被带到日本，对日本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注释】
[1]马宗霍辑：《书林记事》，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88页。
[2]［清］永瑢校：《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五，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七月乙卯条，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一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08页。
[3]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一册》，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日癸亥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331页。
[4]“午时，上赐观内府珍藏王羲之真迹三轴，怀素真迹二轴，颜真卿真迹二轴，苏轼真迹二轴，蔡襄真迹一轴，黄庭坚真迹一轴，米芾真迹一轴，朱熹真迹一轴，赵孟頫真迹二轴，周文矩画、董其昌字共一轴，宋初拓《淳化阁帖》全部。臣等恭睹天府希（稀）世之宝，满目琳琅，见所罕见，真千载之奇遇也。”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历史档案》，2001年，第25页。
[5]《御制佩文斋书画谱序》，载孙岳颁等辑：《御定佩文斋书画谱》，《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一九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页。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一册》，康熙十七年闰三月二十八日戊辰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360页。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二册》，康熙二十四年二月三十日庚申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1294页。
[8]杨仁恺著：《国宝沉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9]［清］张照、梁诗正等撰：《石渠宝笈》卷十九，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二四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47页。
[10]张照、梁诗正等撰：《秘殿珠林》提要，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二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46页。
[11]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47页。
[12]狄葆贤：《平等阁笔记》卷一，载蓝吉富主编：《现代佛学大系：第四十八册》，弥勒出版社，第5页。
[13]［日］富田升著，赵秀敏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47页。
[14]［日］富田升著，赵秀敏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3页。
[15]陈葆真著：《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与内心世界》，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0月，第202页。
[16]陈葆真著：《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与内心世界》，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210页。
[17]如曹溶曾于顺治十四年（1657）于项笃寿家中观得《唐人双勾万岁通天帖》：“此卷嘉兴项笃寿先生家，向在夫人处，邹虎臣曾以千金求之不得。予慕之久矣，今于丁酉（1657）四月二十三日，我友项汉宇、吴民培携此卷视予于吴门寓舍，与长男振启观赏弥日，真奇遇也。”
[18]［清］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载《丛书集成新编：第五十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396页。
[19]《清实录·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七，中华书局，1985年，第1062页。
[20]［清］谈迁《北游录》载：“丁酉，同朱义儒过吴医，吴于乱时以贱直购得大内书画古器若干……”
[21]［清］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载《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第十二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4页。
[22]［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三，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二六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6页。
[23]［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一，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二六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页。
[24]［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一，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二六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页。
[25]［清］孙承泽纂：《天府广记》卷四十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61页。
[26]［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一，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二六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页。
[27]在营救傅山的过程中，曹溶和龚鼎孳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8]［清］叶奕苞：《金石录补》卷二十七，载《续修四库全书：第九〇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68页。
[29]［清］周亮工《读画录》载，周氏非常喜欢李日华的绘画，后在都门，孙承泽将李日华画帙一册送予周亮工。
[30]梁清标尝于孙承泽寓所得观黄山谷《诸上座草书卷》：“涪翁此卷摹怀素书，昔吾观于退谷翁斋中，见其纸墨完好，神气奕奕。”后此帖为梁清标所得。
[31]刘金库著：《南画北渡：清代书画鉴藏中心研究》，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385页。
[32]杨仁恺主编：《中国书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07页。
[33]［清］宋荦：《西陂类稿》卷十三《论画绝句二十六首》，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三二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5页。
[34]［清］宋荦：《西陂类稿》卷十三《论画绝句二十六首》，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三二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5页。
[35]［清］宋荦：《漫堂年谱》卷一，载《续修四库全书：第五五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86页。
[36]宋荦曾任黄州通判、山东按察使、江西巡抚、江苏巡抚、吏部尚书等职。
[37]［清］宋荦：《西陂类稿》卷十三《高江村詹事舟过吴阊得纵观所藏书画，临别以董文敏〈江山秋霁卷〉见赠，作歌纪事录卷尾》，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三二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4页。
[38]［清］朱彝尊：《朱彝尊序1》，载［清］高士奇撰，邵彦校点：《江村销夏录（江村书画目附）》，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页。
[39]［清］吴其贞：《书画记》卷四，载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十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410页。
[40]琉璃厂原是烧造琉璃瓦件的场所，因琉璃瓦窑得名。其位于正阳门外之西，分东西二街，于康熙年间逐渐兴盛，起初只是日用百货性质的集市，百货竞存，香车栉比，后来逐渐演变成书肆，专卖古籍图书。因乾隆年间开设四库全书馆，下令广收金石图谱，书画古玩商铺皆聚集于此，以售卖书籍、古玩、字画、金石、瓷器为主。往来商人、小贩、官员、文人不绝如缕，《帝京岁时记胜》中记载了当时琉璃厂的景象异常繁荣：“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孙承泽、孙星衍、王昶、洪亮吉、阮元等人都曾居住在琉璃厂附近，他们的到来对琉璃厂的兴盛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会馆的开设使大量古董商人、官员及赶考士子聚集于此，大大提升了琉璃厂的人气。李文藻在《琉璃厂书肆记》中说：“桥以西街阔，书肆外，惟古董店及卖法帖、裱字画、雕印章、包写书禀、刻板镌碑耳。”道光时期，琉璃厂东街已是“秦碑汉帖如云屯”之貌，众多爱好金石书画之士常聚集于此，品鉴搜购书画碑帖，他们终日在琉璃厂中消遣并逐渐成为一种风气。同治、光绪年间的琉璃厂臻于鼎盛，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大量藏于清宫内府与王公大臣家的书画流散出来，使得琉璃厂商贾与文人士子得见稀世珍品，我们从翁同龢的日记中可见到大量的相关记载。琉璃厂中，专有店铺买卖碑帖字画，如翁同龢题匾的“尊汉阁法帖铺”、祁寯藻题匾的“隶古斋法帖铺”，还有“德古斋法帖铺”“聚古堂法帖铺”等；专门经营字画的有“宜古斋字画铺”“云藻舫字画处”等；厂中也有专门刻字的商铺，如“萃元斋刻字铺”“翰藻斋刻字铺”等；经营文房用品的有“荣宝斋南纸店”“松竹斋南纸店”“戴月轩笔铺”“胡魁章笔庄”等；专事装潢技艺的店铺如“两宜斋裱画铺”。
[41]［清］史善长：《弇山毕公年谱》，载《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0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256页。
[42]《关中金石记》，八卷。其所收金石上起秦汉，下至金元，共七百九十七通，包含金、碑刻、墓志、摩崖、造像、瓦当等。其刊刻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是研究陕西关中一带金石碑刻最为重要的资料。
[43]［清］钱大昕：《关中金石记·叙》，载［清］毕沅：《关中金石记》，《续修四库全书：第九〇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92页。
[44]其中对《汉中太守鄐君开石门道碑》、罗英书《篆书千字文》等的评论多从书法艺术角度而发。
[45]《中州金石记》，五卷。其所收碑刻由汉至元，共三百二十二通。其刊刻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是研究河南中原一带金石碑刻最为重要的资料。
[46]［清］毕沅：《中州金石记》卷二《升仙太子碑》，载《续修四库全书：第九一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34页。
[47]［清］钱泳撰：《履园丛话》卷十二《艺能》，中华书局，1979年，第317页。
[48]［清］钱泳撰：《履园丛话》卷二十三《杂记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612页。
[49]［清］陈康祺撰：《郎潜纪闻二笔》卷十四，中华书局，1984年，第589页。
[50]［清］蒋宝龄：《墨林今话》卷十八，载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七十三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518页。
[51]陆明君著：《陈介祺年谱》，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第186页。
[52]沈津著：《翁方纲年谱》，“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第35－36页。
[53]［清］黄易：《嵩洛访碑日记》，载《丛书集成新编：第五二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09页。
[54]［清］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第70页。
[55]［清］吴云：《两罍轩尺牍》，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七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553页。
[56]［清］叶昌炽撰，王其祎校点：《语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4页。
[57]［美］巫鸿著，梅玫等译：《时空中的美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94页。
[58]刘恒著：《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22页。
[59]［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6页。
[60]Ginger Cheng－chi Hsu：《18世纪扬州商人对绘画之赞助》，载［美］李铸晋编，石莉译：《中国画家与赞助人——中国绘画中的社会及经济因素》，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190页。
[61]高居翰：《中国绘画中画家与赞助人交易的各种类型》，载［美］李铸晋编，石莉译：《中国画家与赞助人——中国绘画中的社会及经济因素》，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11页。
[62]［清］顾文彬著：《过云楼日记：点校本》（光绪六年十月十六日），文汇出版社，2015年，第519页。
[63]［清］姚衡：《寒秀草堂笔记》卷三，载《丛书集成新编：第一四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74页。
[64]［清］姜宸英：《湛园题跋》，载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四集第二辑》，台北艺文印书馆，1947年，第93页。
[65]马宗霍辑：《书林记事》卷一，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90页。
[66]［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一，载《笔记小说大观：二编第一册》，新兴书局，1978年，第15页。
[67]［清］叶廷琯：《鸥陂渔话》卷一，载《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一六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68]［清］甘熙撰：《白下琐言》卷一，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1页。
[69]马宗霍辑：《书林记事》卷二，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21页。
[70]傅山著，刘贯文、张海瀛、尹协理主编：《傅山全书：卷二十八》，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7页。
[71]黄苗子：《吕留良卖艺文——清初画家生活鳞爪》，载黄苗子著：《艺林一枝——古美术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40－341页。
[72]“初，扬州盐务，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载于［清］李斗撰：《扬州画舫录》卷六，中华书局，1960年，第148页。
[73]金农、高凤翰等人在扬州鬻字卖画可以“岁获千金，少亦数百”。郑板桥更是在给他弟弟的书信中谈到自己在扬州卖书画的润笔平均每年要有三千金之多。
[74]［清］叶廷琯：《鸥陂渔话》卷六，载《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一六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80页。
[75]吴仁安著：《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
[76]［清］王韬著：《瀛壖杂志》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3页。
[77]杨逸著：《海上墨林》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6页。
[78]［清］葛元煦著：《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79]［清］吴云：《两罍轩尺牍》卷九，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七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701页。
[80]杨逸著：《海上墨林》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3页。
[81]［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六，载《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一四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89页。
[82]吴其贞非常看重陆机的《平复帖》，然而很多人却以此为弃物，后来这件作品到了王际之手中，又由他以三百缗的价格售给了冯涿州。由此可见王际之的鉴定眼光是不俗的。
[83]［清］吴其贞：《书画记》卷四，载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十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414页。
[84]［清］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金石经眼录》，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八四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11页。
[85]［清］吴玉搢：《金石存》卷八，载《四库未收书辑刊：壹辑叁拾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86]陆明君著：《陈介祺年谱》，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第231页。
[87]陆明君著：《陈介祺年谱》，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第141页。
[88]［日］富田升著，赵秀敏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4页。
[89]［清］王韬著：《瀛壖杂志》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3页。
[90]［清］钱泳撰：《履园丛话》卷九《碑帖》，中华书局，1979年，第256－257页。
[91]［清］钱泳撰：《履园丛话》卷九《碑帖》，中华书局，1979年，第241页。
[92]［清］钱泳撰：《履园丛话》卷十二《艺能》，中华书局，1979年，第323页。
[93]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裱工作伪》，上海书店，1981年，第58页。
[94]［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九，载《笔记小说大观：二编第一册》，新兴书局，1978年，第223页。
[95]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页。
[96]［清］震钧：《天咫偶闻》卷七，载《续修四库全书：第七三〇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94页。
[97]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94页。
[98]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1184页。
[99]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4页。
[100]这一问题，黄小峰在《隔世繁华：清初“四王”绘画与晚清北京古书画市场》中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101]白谦慎：《晚清文物市场与官员收藏活动管窥：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台北故宫博物院”学术季刊，第33卷第1期，第421页。
[102]启功著：《论书绝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76页。
[103]周肇祥撰：《琉璃厂杂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104]［法］谢和耐著，联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0页。
[105]［日］宇野雪村著：《法帖》，东京木耳社，1979年，第344页。
[106]［日］大庭修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1998年，杭州大学出版社，第391页。
[107]马成芬：《江户时代中国集帖输入与日本书法家的受容——以市河米庵为中心》，载松浦章编著：《关西大学东亚海域交流史研究丛刊：第八辑》，台湾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5年，第37页。
[108]［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一，载《笔记小说大观：二编第一册》，新兴书局，1978年，第16页。
[109]［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十一，载《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一八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110]［日］大庭修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1998年，杭州大学出版社，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