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和传教士的书面报告

15世纪末，欧洲经好望角到印度的海上航线开辟之后，东西方贸易得到极大的发展，商人们漂洋过海来到东方古国，记下他们的所见所闻，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纽浩夫（Johan Nieuhoff，1618—1672）的记事报告^[2]。1655年，纽浩夫受荷属东印度公司差遣来到北京，写成的记事报告被译成多种语言，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纽浩夫对中国庙宇、塔、牌楼、桥，尤其是北京的宫殿印象深刻。报告里配有很多精致的插图，精确刻画了不少中国的建筑，尤其是刻画了很多塔，最为著名的就是南京大报恩寺的琉璃塔，栏檐、梁柱、檐铎、刹等细节都清晰可见。南京大报恩寺的配图（见图1）成为西方模仿中国建筑的重要范本，而琉璃宝塔则被作为中国建筑的典型母题反复表现。

图1 南京大报恩寺，来自Chinoiserie，p．34

从16世纪中叶起，传教士们肩负着传教的使命纷纷来到中国。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是出生于法国的耶稣会士，清乾隆三年（1738）来华，是乾隆宫中的御用画师，与郎世宁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凭着御用画师的特殊身份，王致诚自由出入于凡尔赛宫似的圆明园。他对中国建筑与园林的介绍具体而生动。1743年，他给住在巴黎的达叟（M．d'Assaut）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把圆明园这个“万园之园”，夸赞成“无与伦比之园”。^[3]这封信于1749年在法国公开发表，当时产生了巨大反响，使西方对中国建筑产生了浓厚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