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鉴藏的延展与深入
金石学的发展以金石鉴藏为重要支持。在朝廷及众多学者的共同推动之下，清代的金石鉴藏在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上得到了巨大的拓展，对民国初至近现代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清代金石学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视阈逐渐宽阔，研究日趋深入，金石学的外延得以逐渐扩大。由乾嘉前后以青铜器和石刻为主逐步扩展至砖铭、瓦当、镜铭、钱币、兵器、墓志、造像、玺印等；及至晚清，又将甲骨和简牍帛书纳入进来。“金石文字，虽小学之一门，而有裨于文献者不少，如山川、城郭、宫室、陵墓、学校、寺观、祠庙，以及古迹、名胜、第宅、园林、舆图、考索，全赖以传，为功甚巨。”[48]在金石学家眼中，收藏金石鼎彝首重其文字的史料价值，旁及器形、书法等方面的特点。因此，在当时的文物市场上，一般文字越多的器物价格也高。此外，文字形体之于小学研究的价值亦为当时学者所重，因此，凡有文字遗迹之古物皆在搜访研究之列。“乾嘉巨卿魁士，相率为形声、训诂之学，几乎人肆篆籀，家耽苍雅矣。诹经榷史而外，或考尊彝，或访碑碣，又渐而搜及古砖，谓可以印证朴学也。”[49]大约乾嘉之后，随着金石学研究领域的扩展，金石鉴藏相应也丰富起来。
嘉庆、道光之际，收藏鼎彝、钱币、砖瓦的风气始盛。当时的浙江出现了一大批收藏彝器之人，有一位叫陈经的人家“藏三代尊彝及秦汉以下古钱、私印、古砖极多”[50]。道光、咸丰以后，砖瓦、钱币等古器物已然频繁出现在金石学者的文化活动中了，如著名的金石僧释达受常四处访拓汉晋古砖和瓦当文字。随着诸藏家的见识与经验愈加丰富，他们往往能够对各类藏品的优劣、高低进行细致的甄别。陈介祺在同治九年给苏兆年的信件中教他如何辨别古器物之优劣：“汉器以字大笔划粗如汉碑者为佳，秦器得器上刻诏文者更胜，铜版而究不如三代，古篆字多为上，零星极小之物有字亦可玩，制度不常见者尤有意趣，汉印则玉者为佳，金官印更佳，玉者有古篆不可识之朱文亦妙，铜印则官印、细朱文印、古小玺字多者为佳……封泥何以永不寄，倘集砖瓦异品有前人未见者，亦望代收。”[51]此时，对各种古器物价值的辨析已经非常清楚，猎奇嗜古的心理也导致文物市场价格走高。晚清甲骨与简牍帛书的出现，迅速触碰了金石学者的学术敏感，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化价值也在搜藏研究的过程中得到挖掘。（见图7）
与之相应，嘉庆、道光以后陆续出现了一大批杂类金石著述，如冯云鹏、冯云鹓《金石索》，吕佺孙《百砖考》，王福田《竹里秦汉瓦当文存》，吴廷康《慕陶轩古砖图》，陆心渊《千甓亭砖录》，陈介祺、吴式芬《封泥考略》等等。金石鉴藏视阈的开阔很大程度上完善了金石学研究的体系，最大限度地挖掘了古代器物中蕴含的文化价值。同时，这种开阔进一步拓宽了书法的取法资源，抑或说是逐渐消解了“书法”的外延，建立起了更多观察古代书刻状况的视角，对近现代书法的发展及其格局的形成影响至深。
随着金石学研究的深入，受乾嘉学派考据方法的影响，也出于拓片的真实性及效果对学术研究的重要影响，学者们对拓片的要求越来越高，甚至不辞劳苦亲自访碑、拓碑。对第一手经验以及摹拓技术的重视自乾嘉时期已经在学者间流行开来。翁方纲（1733—1818）向来重视收藏古拓本和精拓本，他在各地视学之余，常携拓工一同拓碑：“予于前年来视学，到署五日，出按诸郡，未暇以观。至今岁正月水缩，命工拓之。仙掌横卧老榕下，其露出之字为泥所没，洗刷数日而后辨之，石理湿不可着纸，火烘之乃可拓。凡四日，拓得大小纸十，藏诸箧衍，庶以仿前贤之流风耳。”[52]翁方纲对捶拓的细节非常看重，认为清洗、烘干等工序都会左右拓片的效果。在他的影响下，黄易（1744—1802）、武亿（1745—1799）等人亦亲历山野。嘉庆元年九月，黄易亲赴嵩洛一带，四十日得碑四百余种。他在访碑日记中说：“嵩洛多古刻，每遣工拓致，未得善本。尝思亲历其间，剔石扪苔，尽力求之。嘉庆改元之秋，携拓工二人，自兰阳渡河，驱车径往，轮蹄小住，辄问贞珉，得即捶摹，篝灯展勘，不减与古贤晤对也。”[53]其好友武亿“遇有石刻，扪苔剔藓，尽心摸拓，或不能施毡椎者，必手录一本”[54]。捶拓技术古来有此专业，或家传，或师徒授受，属工匠之一种。尤其是侧身山野之间，以身犯险，非有专业的技术和体力者不能。然而，拓工对金石碑版的认识毕竟有限，只要做出拓片便可交差了事。至于效果则确是力所难及。如此，很多金石学者、鉴藏家亲历其境，以他们对石刻特点、书刻技术以及捶拓工序的理解指导拓工，或亲自动手。原本工匠之技在清代金石鉴藏研究的语境下变成了学林之佳话。（见图8）
图7 清拓吴大澂跋陈介祺藏 《三代古陶》
图8－1 黄易《嵩洛访碑图》（之一），每开17．5厘米×50．8厘米，纸本墨笔，故宫博物院藏
图8－2 黄易《嵩洛访碑图》（之二），每开17．5厘米×50．8厘米，纸本墨笔，故宫博物院藏
随着钟鼎彝器、砖瓦镜铭等被纳入金石鉴藏之范畴，对捶拓技术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能够再现器物之形状、神韵，成为金石鉴藏家们苦心研求的问题。大约道光、咸丰时期，全形拓的技术已基本成熟。（见图9）金石僧释达受尤精此技，甚至可做到“具各器全角，阴阳虚实无不逼真”。大收藏家张廷济在《怀米山房吉金图》中指出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有些拓片的笔画过于纤弱，并认为是拓工不精之故。他对拓片制作的材料、工序都是极为考究的。吴云致潘祖荫书云：
图9 清《犬伯斝》全形拓本
承询张氏清仪阁用白芨拓铭之法。叔未文在日，凡刻石拓墨之事，悉系吴衣谷张受之二人，其拓古彝器亦不尽用白芨，间或浓拓，则取极薄白芨汁，用棕帚略刷器上，使之牢粘不脱，然后捶打匀足，由淡入浓，纸墨又极精究，自与寻常拓本不同。倘遇天气潮润，只要纸墨佳，工夫细，不用白芨亦工妙也。剔字之法，叔未文云，凡古器篆文为青绿淹淤，须渍醯旬日之久，或至兼旬，然后洗刷始显，用油断不如用醯，用针又不如用皂角刺，不损铜质。倘渍醯深透，青绿松活，则篆文以洗刷出之，尤为至妙。此二事旧尝闻诸叔未文者，请试验之。[55]
陈介祺（1813—1884）对精拓的研究亦颇具心得，叶昌炽在《语石》中推崇其捶拓之法为“古今第一”：
潍县陈簠斋前辈拓法为古今第一，家藏石刻，皆以拓尊彝之法拓之。定造宣纸，坚薄无比，不用椎拓，但以绵包轻按，曲折坳垤，无微不到，墨淡而有神，非惟不失古人笔意，并不损石。齐鲁之间，皆传其法，余一见即能辨之。[56]（见图10）
图10 清拓瓦当“千秋万岁”，陈介祺拓本
金石学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清代捶拓技术的进步，工序更加科学细致，材料更加讲究，用纸亦更加精细。对精拓的追求是金石鉴藏发展的必然，也是将金石研究推向深入的重要条件。更进一步，“对一个外行人来说，所有这些来自原碑和日后累加的符号和痕迹都不加区别地混杂于一幅拓片之中。但对一个有经验的拓片鉴赏家而言，这些成分属于井井有条的历史层面并以特殊方式发生互动”[57]。对精拓、善本的追求即反映了清代学者、藏家对历史的敬畏，对学术的精谨以及对艺术的追求。（见图11）
图11 清拓《曹全碑》（局部），蝉翼拓
总之，乾嘉之后，随着金石碑版的出土日益增多，诸家之于金石研究愈加深入。这一时期的部分金石著述中，也已经出现了从书法艺术层面评论金石碑版的现象；而且，借助金石学考量并反思书法的趋势亦逐渐抬头。进入道光、咸丰之际，金石鉴藏在宽度和精度上有了很大的推进，对文字遗迹的考察亦显示出了新的趋势，诸家于金文的关注持续增加。随着金石鉴藏的不断深入，出于考证研究和赏玩的需要，诸家对拓片的质量有了更高的追求。约自道光年间始，陆续出现了一批富藏金石拓本和钟鼎彝器的名家，在他们的带动下，清代的金石鉴藏进入了煊赫中兴之年。（见图12）同治、光绪以后，金石鉴藏著述更趋系统和全面，一些大部头的成果陆续成书，如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对《金石萃编》进行了补正，共收录历代金石碑版三千五百余种。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收录其平生所藏可考金石碑版共一万零八百余种，堪称晚清金石收藏之翘楚。叶昌炽之《语石》是一部体大思精的碑版石刻研究著作，其宏阔的视野、独到的学术眼光及翔实的考证辨析都代表了清代石刻研究的高度。此外，相关金石学著作的普及成果也开始出现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晚清时期，金石鉴藏与碑学的交流更加繁密。“在碑学理论和碑派书法迅速蔓延普及的清代后期，对金石碑刻的搜访、鉴藏和研究、宣传已成为书法艺术重要的社会基础和学术支持。”[58]很多鉴藏家如潘祖荫、吴大澂、端方、孙诒让、王懿荣、罗振玉等同时也精于书法，他们关照金石鉴藏的眼光往往是复合的；受他们的影响，一些倡碑书家如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杨守敬、康有为、李瑞清等也参与其中，谈碑观书、访购拓片，这种经历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既深化了对篆隶北碑的理解与研究，又启发了他们的艺术创作灵感，清代书法也借此树立了自己的高度和特色。（见图13）
图12 端方题跋，取自北宋米芾《破羌帖跋赞》，22．9厘米×48．2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图13 赵之谦题识《杨量买山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