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乾盛世到鸦片战争：清代皇家书法鉴藏的由盛转衰
公元1644年，顺治帝祭告天地，定都北京，开始了清王朝260余年的统治。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形势，顺治帝一心肃清反抗势力，整治经济。对于满汉关系，其承续了皇太极“满汉一体化”之政策。出于对汉文化的热爱，亦是出于拉拢汉族文人的政治需要，清统治者对汉文化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顺治帝酷爱欧阳询，顺治三年（1646）即已开科取士，状元邹忠倚、孙承恩皆学欧体。《书林记事》卷一亦载：“殿有巨碑，刻‘敬佛’二字，笔势飞动，即世祖御书也。”[1]顺治帝不仅能作擘窠大字，常御笔赐书部院大臣，而且尤为喜爱《黄庭经》《遗教经》及《夫子庙堂碑》。但这种喜爱并没有驱使他进行大规模的收藏整理活动，据《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载，顺治帝所留书法共20件，宫内所藏法书名迹多为明朝之遗存。
顺治十八年（1661），清世祖病情突然恶化，在征询过汤若望的想法后，选立玄烨为皇太子，重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佐大臣。康熙六年（1667），清圣祖亲政，为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先是清除鳌拜集团、平定三藩，后又收复台湾。康熙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垦荒等政策，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康熙帝自幼深受汉文化濡染，尤其对书法艺术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即朕清字，亦素敏速，从无错误。凡批答督抚折子及朱笔谕旨，皆朕亲书，并不起稿。”[2]1677年，康熙帝发现“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3]，于是下旨拨给房屋，擢用张英、高士奇等人设立南书房，专供入值朝臣谈论翰墨之事。后来南书房逐渐演变成为入值朝臣与帝王商榷国家政务的机构。政务之余，君臣常共赏书画。[4]对这些长于翰墨的汉族官员来说，这种机遇无疑是最大的福利了。康熙五十四年（1715），张照任南书房行走，直至康熙驾崩的八年中，他一直侍奉在康熙身边。其间，张照每年都扈从圣祖避暑热河，并八次陪同皇帝巡幸避暑山庄。常年的接触积累了深厚的信任和感情，张照的书法深得康熙看重，其执政所用的玉玺便由张照篆文。
随着康熙帝文化修养的提升，亦出于个人喜好，康熙帝下令广收董其昌的法书遗迹。于是，四方多有进献者，大量法书名迹始汇入内府。这是清统治者第一次亲力亲为地大规模搜访历代法书遗迹，也是康熙帝借以树立文化权威之举，表明了朝廷对待汉文化传统的姿态。为了进一步延展朝廷文化形象的影响力，康熙二十九年（1690），沈荃等人奉诏摹刻内府收藏拓本及自夏禹至明米万钟以来历代帝王将相和名家法书上石，汇纂成大型丛帖《懋勤殿法帖》。而对于自书诗文及临摹习作，则分两次刊刻上石：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渊鉴斋法帖》和康熙五十五年（1716）的《避暑山庄御笔法帖》。
随着内府藏品数量逐渐增多，康熙四十四年（1705），皇帝命王原祁为总裁，编纂大型书画著录丛书《佩文斋书画谱》，以类相从，为一百卷，“凡书画之源流，古今工于此者之姓氏，以至闻人之题跋，历代之鉴藏，悉备考而慎其择，亦可谓详且尽矣”[5]。其中分为论书十卷、历代帝王书二卷、书家传三十三卷、历代无名氏书六卷、历代帝王书跋一卷、历代名人书跋十一卷、书辩证二卷、历代鉴藏书法四卷等，是清代初期最大的一部书画著录丛书。其主要贡献有三：一是详细记载了大量帝王、名家的传记，引用资料均注明出处，考备翔实；二是收录了大量内府庋藏书法，为我们研究清代前期及清代以前的收藏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材料；三是收录了大量题跋，为理清书法作品的流传与递藏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康熙曾多次向近臣颁赐御书。《康熙起居注》载：“是日，上召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读王士祯入侍内庭，蒙上赐御笔大字各一幅，行草唐人五、七言诗各一幅。以廷敬等曾赐御书墨刻，士祯未预，仍赐士祯墨刻二幅。”[6]翰林院属内侍机构，有备皇帝问询之责，多聚善书之士。陈廷敬、叶方蔼、王士祯皆一时名手，有机会在侍书的过程中得到御书赏赐。此外，康熙特别重视皇子的书法教育：“在行宫御前，几案周环，皆列图书，上或翻阅书史，或书大小字，或著文及作诗赋，常至夜分，为时甚久。皇太子在傍（旁）读书，未尝先寝。”[7]康熙共有三十五个儿子，善书的就有胤礽、胤祉、胤禛、胤祥、胤礼、胤玺六位皇子。其中皇四子胤禛耳濡目染，仿学御书，得到了更多的机会侍奉在康熙左右，深得信任，为日后继承大统奠定了基础。
胤禛继位后，迅速稳定了政局，设立军机处，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推动着帝国向盛世迈进。这一时期，政治清明，整治吏治，增加国库收入；同时继续免除赋税，耗羡归公。对于汉族士人，一方面采取怀柔政策，表彰程朱理学，以此来安抚汉人反满情绪；另一方面，继续实施强硬的政治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一是出于巩固皇权统治，剪除内部政敌之需要；二是为了镇压反清汉族知识分子。雍正帝自小受汉文化影响，亦对翰墨之事颇为留心。《石渠宝笈》共载有他的作品四十八件，其所作条幅、斗方、匾额大部分赏赐给了臣工，衙门；其又命匠人摹刻御书上石，汇纂成大型刻帖《四宜堂法帖》《朗吟阁法帖》。这一时期，内府收藏规模仍在不断扩充。
至此，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之励精图治，为乾隆朝盛世局面的出现奠定了根基。乾隆帝在位的六十年，国库充盈，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这个时期，清朝的版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乾隆帝自诩“十全武功”，南征北战，进行了十次军事活动。有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军事做保障，社会渐趋稳定，大多数汉族文人也就基本默认了清统治的事实。乾隆帝自幼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加之天下承平，他得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于文艺事业之上。乾隆帝下大气力搜集法书名绘、清玩古董。据载，河南宋权、宋荦父子宝藏的法书名画全部进献朝廷；清初大鉴藏家梁清标被抄家，其庋藏的唐宋巨迹悉数归清宫所有；他如冯铨、高士奇、孙承泽、安歧等人收藏的书画遗迹，也都以各种方式被网罗进入内府。至此，“清宫所积累的法书名画日盛一日，几乎民间流传的珍贵墨迹，大都归于内府所有了”[8]。为了便于储存把玩，乾隆帝将养心殿、宁寿宫、重华宫、御书房以及圆明园、避暑山庄等处全部设置成专门存放书画文玩之所。其中，以西暖阁中的三希堂最负盛名：“王右军《快雪帖》为千古妙迹，收入大内养心殿有年矣。予几暇临仿，不止数十百过，而爱玩未已。因合子敬《中秋》、元琳《伯远》二帖，贮之温室中，颜曰‘三希堂’，以志希世神物，非寻常什袭可并云。”[9]
乾隆在位期间，对内府所藏法书遗迹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整理鉴定，编纂了几部体系完整的大型书画著录，其中以《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最为著名。乾隆八年（1743），张照等人奉敕将乾清宫所藏有关佛、道的法书名画分别著录登记，次年完成《秘殿珠林》二十四卷，“首载三朝宸翰、皇上御笔。次为历代名人书画，而附以印本、绣线、刻丝之属。次为臣工书画。次为石刻、木刻经典、语录、科仪及供奉经像。其次序先释后道，用阮孝绪《七录》例”[10]。乾隆九年（1744），又命张照、梁诗正、董邦达诸人再次对皇宫所藏书画进行系统鉴别，并从中选取精品，分卷、册、轴九类，每类又分为上、下两等，再载其收藏之处，编成《石渠宝笈初编》四十四卷。其详细记录了每件上等作品的内容、时间、款识、尺寸、材料、图章、题跋及内府收藏之印等等。次等、存疑作品则只记录作品名称、图章，不作详录。乾隆五十六年（1791）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王杰、董诰、彭元瑞、阮元等人奉敕在懋勤殿编纂《石渠宝笈续编》八十八卷，历时三年完成。《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是研究清代宫廷书画鉴藏的著录，堪称集大成的旷古巨著，参与编纂之人员多为其时知名学者和艺林翘楚；其遴选之细致、体例之精宏体现了清朝内府藏品之规模以及乾隆帝对文化艺术的态度，是研究清代皇室书法鉴藏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见图1）
图1 清乾隆帝鉴藏印章“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寿”
此外，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帝敕梁诗正、蒋溥等大臣进行辑录选编，历时三年成三十二卷《三希堂法帖》，萃为大观，以公天下。乾隆之后，清朝逐渐步入穷途末路之境，社会危机四伏，清统治者忙于巩固统治，无暇顾及翰墨之事。“清代自乾隆以后，遂走入不可挽的颓运中。”[11]嘉庆、道光二朝，皇帝常以内府所藏古代法书赏赐亲王、大臣，如嘉庆帝曾将陆机的《文赋》赏赐给成亲王永瑆；而道光帝更将很多孤本名迹颁赐给王公大臣。尽管这一时期完成了清朝内府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即由英和、胡敬等人在此前书画著录的基础上，历时二十四年完成了《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三编》，然而内府藏品亦开始向外散出。康乾时期打下的基础也开始出现松动了。（见图2）
图2－1 清嘉庆帝鉴藏印章“嘉庆鉴赏”
图2－2 清嘉庆帝鉴藏印章“嘉庆御览之宝”
清朝内府藏珍的大规模流失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咸丰一朝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加剧了社会动荡；英法联军入侵北京（1860），圆明园被付之一炬，大量法书遗迹遭到野蛮的掠夺和破坏。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再次进犯北京，遭洗劫之后的颐明园惨不忍睹：“颐和园内各处，皆一空如洗……各国游客皆争取一二物，谓留为纪念品。遂至壁间所糊之字画、窗间雕刻之花板，亦瓜剖豆解矣。”[12]然而，厄运还没有结束。宣统帝在位三年，于1912年正式退位，标志着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其间，太监、侍女监守自盗，通过调包、盗窃等方式，将内府所藏大量珍贵法书带出宫外，数量多达数千件。其中，在宣统帝被逐出宫前，乾隆所酷爱的三希堂之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被其庶母盗出宫，不久就摆在北京地安门外的一家小古董店里，后来被郭世五发现。[13]至此，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官方书法鉴藏，抑或说皇家鉴藏画上了并不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