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元气论”对先秦气论的发展
王充“元气论”直接或间接地参照了先秦诸子“气”的概念和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有一定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气”作为说明宇宙本体最高范畴地位的显著提升
从先秦至汉代，“气”的地位从宇宙之物质构成、演化之一环节而逐渐提升到说明宇宙本体的最高范畴。在老子哲学中，作为说明宇宙本体最高范畴的是“道”：在天地万物之先，为最根本者，为有无之根据，为万物之所然也，为万理之所稽也。而“气”仅为化生万物的动力与生化剂，此生化作用充盈于宇宙之终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庄子哲学提出了“通天下一气耳”[3]的命题，但并没有超越“道”而成为更高范畴，而仍然主张“道”是宇宙之根本，万物皆不离道而道泛于一切：“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4]，便为有力的证明。同样《吕氏春秋》亦是将“道”从宇宙本体的高度作释读，云“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5]。
除上述所举以外，以“道”为根本、以“气”为演化过程之论述散见于先秦诸子经典之中。而至两汉，“气”的概念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先秦的某些特征，然从更深层面而言，它已渐作为说明宇宙本体的最高范畴。自《淮南子》《易纬乾凿度》《黄帝内经》《论衡》以至司马谈、桓谭、扬雄、王符、何休的言论中，以“气”作为说明宇宙本体最高范畴的地位可梳理出一条清晰渐进之脉络，这最终在王充“元气论”思想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达到顶点。可以说，将“气”确立为说明宇宙本体的最高范畴，奠定了后世将“气”视为最高艺术价值判断标准的逻辑基础。
（二）“元气”与生命的构成
王充的“元气论”，在先秦气论关乎人的生命这一层面加以深化。
先秦气论中，诸子言论中不乏将气与人之生命状态相连而论之，例如：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6]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7]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8]
由上述所举诸例可窥探，先秦诸子更多的是从“气”与人生命构成角度发论，而王充的“元气生命观”则有四个层面。
一是将身体生命的构成追溯至本根的“元气”，“万物之生，皆禀元气”[9]。
二是“元气”贯穿于生命始终，“人未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10]。
三是进一步思考生命特殊性的原因所在：万物何以不同，其原因何在？
“俱禀元气，或独为人，或为禽兽；并为人，或贵或贱，或贫或富；富或累金，贫或乞食；贵至封侯，贱至奴仆。非天禀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在厚薄也。”[11]
即同样是禀元气而生，人与禽兽、人与人之间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天施放气的时候有厚薄偏袒。但世间生物之所以有生命，皆因禀得元气之故；且元气贯穿于生命的始终。若元气在，则生物具生生之活力；若无元气流溢，则生命形谢而神灭。
四是生命死亡，即形体腐朽，精气消散，复归为气，不可再现为鬼神。
王充将“元气”与生命构成及生命特殊性相联系而加以论述，这种联结对后世的书画表现具有逻辑上的引发。
（三）在“元气生命观”的基础上，对“精气”进一步深化
气与心、精神的关系亦同样为先秦诸子所关注和讨论，观点不外乎两者：一为“气”为精神产生的物质基础，持此观点者以管子、荀子为代表；二为“气”纯粹为精神性质的，持此观点者以孙子、孟子为代表。然在王充处，则以“元气生命观”为基础，对“精气”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他认为：气分诸种，元气为气中精微的一种；而精气又为元气中较为渥厚的一种，精气是产生知识智慧的物质基础。
“夫人所以生者，阴、阳气也。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人之生也，阴、阳气具，故骨肉坚，精气盛。精气为知，骨肉为强，故精神言谈，形体固守。骨肉精神，合错相持，故能常见而不灭亡也。”[12]
王充哲学中，具有精神意义内涵的“气”被统归在气中之元气、元气中之精气处。这种从气与人的构成角度出发，将气与人的精神层面相联结，对后世书画美学具有逻辑上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