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愈近而价愈昂：“贵古贱今”思想的淡化

清代有很多固定的书画交易场所，其中以北京琉璃厂最为知名。原为书肆的琉璃厂在康熙、乾隆时期成为北方乃至全国最为繁盛的书画交易场所之一。“盖所谓琉璃厂者，已隐然为文化之中心，其地不特著闻于首都，亦且驰誉于全国也。”^[95]各店铺、商贩将四处搜罗来的古代书画、碑帖拓片以及本朝书家的作品汇于厂肆，以供在京的各路官员、商人、收藏家、好事者赏玩、购藏和消遣。

以古来书画市场的价格标准来看，一般情况下，“贵古贱今”思想往往会成为左右价格的重要因素，年代越早，价格相应会越高，此一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古情结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物以稀为贵”的市场规律有关。然而，晚清市场上却出现了“时愈近值愈昂”的现象。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记载了当时琉璃厂的书法价格情况：

近来厂肆之习，凡物之时愈近者直愈昂……书则最贵成邸及张天瓶，一联三四十金。一帧逾百金，卷册屏条倍之。刘文清、王梦楼少次。翁苏斋、铁梅庵又少次。陈玉方、李春湖、何于贞又次。陈香泉、汪退谷、何义门、姜西溟贵于南而贱于北。宋之四家最昂，然亦仅倍成邸。松雪次之，思白正书次之，然亦不及成、张；行书则不及刘、王。若衡山、希哲、履吉、觉斯，等诸自郐。此皆时下赏鉴，而贾人随之。^[96]

可见，其时最贵的是“宋四家”的墨迹，当朝成亲王永瑆、张照、刘墉、王文治等人稍次，之后是赵孟頫、董其昌，而明贤如文徵明、祝允明、王宠、王铎等则较低。在翁同龢（1830—1904）等人的日记、笔记中记录了当时市场上一些作品的价格情况：光绪十年（1884），翁同龢在厂肆中得见索价千金的米芾小字《向太后挽词》帖，前有黄道周隶书“镇此数行奚殊鞶带”八字，后有董其昌临摹并题跋。只不过要价太高，翁同龢并没有购买。光绪六年（1880），翁同龢于厂肆得见黄山谷书小卷，价格为六十两。光绪二年（1876），翁同龢见到了米芾乐兄尺牍墨迹，索二百金。光绪十三年（1887），米芾《蜀素帖》更是被标到了三千两的高价。

光绪十四年（1888），在苏州，赵孟頫《三门记》与梁武帝《深爱帖卷》一起才卖出了四百两的价格。咸丰十一年（1861），翁同龢在厂肆中所见董其昌临《阁帖》仅“白金二两余”^[97]。同治末年，祝允明的《草书千字文》仅售价一千钱。

光绪二年（1876），王文治的条幅在北京标价二十两；光绪二年（1876），翁同龢得见金农临华山碑横幅和刘石庵（刘墉）书袁君墓志册，“皆绝妙，价极昂也”^[98]；光绪十一年（1885），翁同龢以十一两得张天瓶扇合帧；光绪十二年（1886），翁同龢的侄孙将覃溪翁临方正学溪喻卷（索五十金）、刘石庵字册（索四十金）买回来给他赏玩。除了这几位名高一代的大家，其他清代名人的书法也卖出了不俗的价格：同治五年（1866）初二，友人持王澍《临缙云城隍庙碑》来向董文燦兜售，索价三十金。光绪元年（1875）三月十三，有人以查昇文诗稿墨迹二册向董文燦兜售，索价四十八金，董氏还是买了下来。他们与康熙、乾隆两帝的书法价位相仿：“惟御笔独昂，康乾小条，各须五十金，尚非精品也。”^[99]

有意思的是，这种现象同样出现在了绘画市场，表现为清初“四王”的价格在晚清陡升。^[100]白谦慎先生认为，这种收藏风尚与当时京师流行的书法品位有关。由于何绍基、李鸿藻、潘祖荫、翁同龢等人的书风都是偏工稳温润一路，自然会偏向于刘墉、钱沣的路数。^[101]此论甚精。以张照为例，其书风温润雅正，正合乾隆帝的审美取向，因此大行于世。张照去世之后，乾隆下诏摹刻《天瓶斋法帖》，凡十册，其中一至三册是张照抄写的御制诗文，四到八册是他临摹的古代法书，九、十册则是他的自书诗文。对于张照来说，这已是莫大的恩宠。启功先生云：“张照崛兴，以颜米植基，泽以赵董。遂成乾隆一朝官样书风。盖其时政成财阜，发于文艺，但贵四平八稳。而成法之中，又必微存变化之致，始不流为印版排算之死模样。此变化也，正寓于繁规缛矩之中，齐民见其跌宕，而帝王知其驯谨焉。”^[102]上至帝王，下及高官群僚，皆推崇张照书法，这种效应一旦形成便会波及市场行情。正如周肇祥所言：“金石书画，本无定价。然前清道咸同光承平时，京朝官政务多暇，先辈以主持风雅为事，后进承流仰风，成为习尚。一时物有定评，人知矜重，而厂肆业此者皆涉猎书史，亲近名宿，自负执业甚高，每以名流品评为价值高下。于是厂肆中乃有一种自然而然之行市，纵有差池，亦不甚远。”^[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