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的鉴藏题识与印记——艺术家与政治家双重身份的反映

历朝帝王中不乏笃好艺文者，如唐文皇、李后主、宋徽宗等。他们利用政治上的权威建府立制，笑纳各方朝贡进献，搜罗天下珍品异宝，充栋内府禁苑；还调集天下名工巧匠，以为己用，形成以礼制政教为主体的“官家”宫廷艺术。他们的作为和标榜，直接影响了当时及后世鉴藏活动的方方面面。^[14]乾隆时期是清代乃至中国封建历史上搜访征募书画文玩力度最大的阶段之一。大量书画文玩通过进献、购买等方式进入内府。为寻求散佚于江南的古代法书，借编纂《四库全书》之便，乾隆帝选派官员到南方搜求图书。江南地区有着悠久的书法鉴藏底蕴，其时仍有大批的古籍善本和法书名迹隐匿于民间。经过不遗余力的搜求，内府规模又得到了很大的扩充。

乾隆帝对书法艺术的笃爱远远超过清朝任何一位帝王，现存很多法书名绘之上都还存有乾隆帝鉴藏赏玩的痕迹。据统计，《快雪时晴帖》前后布满了乾隆的七十一则御笔题跋与董诰奉敕代笔的三处题记。这些题记呈现出的阶段性差异亦反映了乾隆身为人君的内心生活。起初，乾隆帝将《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三帖放入养心殿西暖阁，时常逢雪展册，偶有御书题记，这时的他只是一位书法鉴赏家：“右军此帖，跋语俱佳，纸亦清莹可玩。朕题识数番，喜其与笔墨相和，爱不释手。得意辄书，无拘次第也。乾隆偶记。”^[15]除了记述玩赏古帖的心情，乾隆帝还题诗于册上，在前后副叶（页）上摹绘了大量古画。乾隆十一年（1746）闰三月，适逢大雪，乾隆看雪兴致大起，遂题《春雪和白居易韵》于此册上。同年仲春，乾隆在养心殿内的长春书屋赏鉴书画，偶有闲情，即兴作《羲之观鹅图》于后副叶上。从内容上看，这些题跋体现了作为艺术家身份的乾隆帝与法书的一种互动模式，是其身居皇宫大内以书画排解消遣的真实写照。

毕竟民生大事乃国之根本，翰墨赏鉴只是闲暇之时的消遣活动。二者倒置所酿成的苦果历史上已屡见不鲜。约自中年以后，尽管《快雪时晴帖》依然是乾隆赏雪之时习惯性的调味品，然他的注意力不再仅仅停留在书法层面之上了，更多的则是民生大事与内心的忧悬。“比如，他常在题记中表示：初冬十月到次年正月间所下的雪，有利于农田，因此值得欣喜；但二月以后所下的晚雪，便会因为那时春麦已出芽，遇雪将会冻伤而影响收成，因此是令人担忧的。”^[16]其时，由于乾隆帝秉持勤政爱民的思想，题跋内容已无关书法艺术，而是对民生疾苦的关心。“清晓出听政，慰心同百寮”；“拈笔欲吟还自问，似兹何以答天禧”；“敢谓泽霑弗重吁，越钦恩渥示先几”等，诸如此类感恩上苍灌泽农田的诗，大量出现在此帖前后副叶之上。正是这种国事与私欲之间分寸的准确把握没有让同样酷好书画的乾隆出现庸政怠政的现象。

题跋之外，经乾隆帝过眼的古代名迹常有其题签和题词。如乾隆于《韭花帖》引首处题“杨少师韭花帖妙迹”八字；在《赵孟頫书陶诗》前副叶处题有“清华朗润”四字等等。乾隆常常使用的鉴藏印记有八枚，称为八玺，如“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石渠宝笈”“宜子孙”“三希堂精鉴玺”“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其中，椭圆朱文印“乾隆御览之宝”、方形白文印“宜子孙”、长方朱文印“三希堂精鉴玺”三印常见于书法作品之上。在赏玩之际，兴起之时，乾隆往往会选择合适的印章钤于他认为合适的位置。有时候即便是打破作品图像的均衡，他也要留下鉴赏的痕迹，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神龙本《兰亭序》了。这些烦冗的印章对于书法作品本身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广为后人所诟病。然而，从皇帝的立场来看，在经典作品之上题识、钤印更重要的是代表传统文化权威的一种象征，是与此前唐宋内府印记的一脉相承，相较于此，对原作画面的影响便显得微不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