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其人与《淮南子》成书方式考
淮南王刘安是西汉前期一位充满悲剧色彩的重要历史人物，关于他的史料有很多。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其父刘长是高祖八年，赵王献于高祖刘邦的美人所生。在高祖九年，因赵国国相贯高欲谋反一事败露，赵王与美人一同被牵连入狱，美人在狱中生下刘长之后便含恨自杀。高祖十一年，淮南王黥布谋反，高祖灭之，将年仅两岁的刘长封为淮南王。至文帝即位，“淮南王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上以亲故，常宽赦之。……从上入苑囿猎，与上同车，常谓上‘大兄’。”[1]久而久之，刘长骄恣甚横，“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厉王以此归国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2]这引起了众臣与文帝的不满与猜忌。《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记载，汉文帝派薄昭写信警告刘长的众多过分之举，而刘长感觉自己备受谴责，甚是恼怒，于是在文帝六年欲谋反，于是“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3]此事败露，文帝“不忍致法于王，其赦长死罪，废勿王。……处蜀郡严道邛邮……”[4]在徙蜀途中，刘长绝食而死。文帝十六年，遂封刘安为淮南王。
关于刘安，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曰：“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戈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5]作为地方割据势力的诸侯王，刘安并不像其他人一样喜欢狗马驰骋，舞刀弄枪，而是喜好文艺，善于文辞。“时武帝方好文艺，以安属为诸父，博辩善为文辞，甚尊重之……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重之。”[6]由此可知，他对于这样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皇叔是十分尊重与赏识的。因此，汉武帝曾专门召见刘安入长安撰写《离骚传》，该传一经完成，刘安就受到了汉武帝的大力称赞。刘安不仅才华横溢，同时他也非常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因此，他门下的宾客人数庞大，盛极一时，形成了著名的淮南文化集团，他们研究学术问题，著书立说，涉猎广泛，仅《淮南子》一书就牵涉到了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刘安评传》中对刘安的一生做了两个总结：“有影响的大事有二：一是约集了门客主编了一部《淮南子》即《淮南鸿烈》；二是准备发动一次夺取皇位的政治大变乱。”[7]
关于《淮南子》的成书方式将在下节展开详细的论述，但不可否认的是刘安与《淮南子》之间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关于刘安是否真的谋反，一直是学术界存在争论的问题。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淮南王对于父亲刘长之死的怨恨从未放下，“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8]。因此，在汉武帝时，刘安欲谋反，结果被其门客伍被揭发因而败露，于是自杀，时年五十九岁。根据《史记》的记载，后世的很多学者沿袭了这种观点，认为刘安确实准备谋反，因此造成了他悲剧命运的结果。但是，徐复观先生在《两汉思想史》中认为淮安王刘安谋反一事是被诬陷的，原因有三：其一，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时期是汉由分封制向中央集权统治制度转变的关键时期，这时期剪除诸侯王，废除分封制成为大势所趋，所以不惜制造冤假错案；其二，淮南王刘安为叛臣刘长之子，虽与其父刘长骄恣甚横不同，但是却因此无法摆脱其父的影响，受到朝廷的防备；其三，淮南王刘安门下宾客众多，盛极一时，成为朝廷的一大心患。
对于淮南王刘安是否真的欲以谋反无法定论，这里不再予以深究，但是在笔者看来，不管是何种情况，他的悲剧命运似乎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注定的。除了徐复观先生谈到的，笔者认为刘安所主张的黄老学派“无为”的思想与后来汉武帝实行的“有为”政策的矛盾也是刘安注定要走向悲剧结尾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安的一生是辉煌而曲折的，他卓越的文学和政治才华在那个时代注定是备受瞩目的，但刘安的一生也是令人惋惜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此耀眼的他注定也是会被朝廷所侧目的。
淮南王刘安一生经历了文帝、景帝和武帝三世皇帝，“史家以汉武帝即位（公元前140年）为标志，此前66年为西汉前期，武帝及其后继者昭帝、宣帝在位的92年为西汉中期……西汉前期是西汉建立与巩固统治时期，中期是西汉的全盛时期……”[9]由此可知，淮南王刘安经历了西汉发展的两个时期。
西汉建立初期，刚从战争的摧残中解脱出来，经济衰败、民不聊生，此时让百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成为紧要任务。除此之外，刚在一片废墟之中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在政治上，整个西汉前期以及武帝初年一直实行的是“无为而治”的政策，而刘安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思想上自然会受到影响。在西汉巩固统治的关键时期，他对于如何建国、治国也有自己的想法与主张。《淮南子·要略》中记载：“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10]这表明刘安写《淮南子》这本书是通过观察天地的形象，通达古今的学说，以此来权衡事理，建立法规，度量形势，采取适宜的措施，探索道德规范，使之符合三王的风气，从而治理好国家。概言之，《淮南子》是为西汉的政治策略以及治国方式建言献策的。所以当汉武帝一即位，刘安就将《淮南子》献上。(https://www.daowen.com)
除此之外，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中认为，如果刘安被诬陷谋反的事实成立，那么“刘安的《离骚传》，是借屈原之冤，以明自己之志……这正是把他处境的困惑及心理的危机感，向一位新即位的青年皇帝的投诉……他的这种迫切心情，不能不以某种形式反映在《淮南子》的书里面去”。这是说刘安不仅仅是想为西汉的治国之策建言献策，也是想借此来自保。[11]在笔者看来，不管刘安被诬陷谋反的罪名是否成立，结合刘安的身世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刘安内心的挣扎不安、迷惘无奈都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不管如何，他的这种心绪自然会流露在《淮南子》当中。
这主要是从社会、政治等方面分析《淮南子》的成书背景。而从思想方面分析，《淮南子》深受汉初黄老之学思想的影响。《淮南子》“成书时间定于景帝末期到武帝初年”[12]，因此，《淮南子》应该写作于文帝和景帝时期。西汉初期甚至到武帝初年，黄老之学都处于兴盛的状态，据《风俗通义·正失》记载：“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13]《汉书·外戚传》也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14]因此，“《淮南子》一书……这可以说是受到了当时一般思想趋向的影响”[15]。黄老之学思想盛行只能说它相对于儒家等思想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或者说儒家等思想尚未占据主流地位，应该说“汉代初年的思想界并非‘黄老’一家之天下，而是道、儒、法等各家并行，相互吸收、融合”[16]，但是儒家思想“作为焚书坑儒以后的反弹作用，在社会上已经有强大的势力”[17]。徐复观先生说：“这是一个对学术的评断，一委之于各人的自由，而没有受到朝廷的直接影响的时代。”[18]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淮南子》是一部孕育于开放、包容的思想背景下的巨著，它“采摭鸿博，为后来其他汉代著作所未有”[19]。
《淮南子·要略》中记载：“此《鸿烈》之《泰族》也。”[20]由此可知，刘安自称《淮南子》为《鸿烈》。许慎注曰：“鸿，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总谓之《鸿烈》。”[21]这里之所以说“二十篇”，是因为没有将《要略》算入其中。高诱注曰：“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22]二人注释有所不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二十三篇。”[23]“北宋丞相苏颂曰：内书则《鸿烈》是也，《艺文志》谓之‘内篇’。《四库提要》亦云：‘今所存者二十一篇，盖内篇也。’”[24]因此，《淮南内》即是流传至今的《淮南子》。
上文我们提到了《淮南子》的成书时间应该在文帝和景帝时期，但是，关于《淮南子》的创作方式，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争论。在近代学术界对《淮南子》的研究当中，众多学者认为《淮南子》是由刘安及其宾客共同完成的，比如徐复观先生的《两汉思想史》、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及韦政通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等，他们在书中都持此观点。《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虽然对其生平事迹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但是对其著书立说之事却并未提及。
“汉初士人承战国余习，遨游于诸侯王间，下焉者博衣食，上焉者显才能”[25]，淮南王刘安又是一位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礼贤下士的诸侯王，因此，在他门下聚集的门客达到了数千人。据《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26]此句话略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这句话并没有明确指出《淮南子》就是由这些宾客方术之士与刘安共同完成的。有学者认为，“最早明确提出《淮南子》为集体创作的，应是东汉末年的高诱”[27]。高诱在对《淮南子》作注的“叙”中明确提出该书是集体创作的，“（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28]冯友兰先生说，这些“宾客”并非都与刘安在政治上有着相同的抱负，而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得志于中央，因此才聚集于淮南，依附于刘安。这些宾客应该将其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高诱叙中所说的‘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而又挟有纵横家之术……此外则属于儒家分野，有如高叙所说的‘诸儒大山、小山之徒’。”[29]而在《淮南子》当中，有许多论述是前后矛盾或者相互对立的，例如关于治国方式问题的论述，在《原道训》当中，主张的是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而在《修务训》中则反驳道：“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30]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这种现象也正反映了著书者思想不一的特点。南宋文人高似孙在《子略》中说：“所谓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诸人，各以才智辩谋，出奇驰隽，所以其书驳然不一。”[31]这一评述将《淮南子》一书的思想特点揭示出来了。
正是从高诱这里开始，继承这一观点的学者越来越多。但也有学者认为《淮南子》是由刘安一人编纂完成的，而且他们也有一定的依据，例如王充在《论衡·书解》中引用“儒者”之言说：“淮南王作道书，祸至灭族。”[32]笔者认为这一断言并不足以说明《淮南子》就是刘安一个人完成的。且不说《淮南子》一书内容包罗万象、思想融汇各家的特点，在当时那种学术思想较为自由的背景下，这样一部著作怎能仅凭只记录了刘安一人的名字就断定《淮南子》一书是由刘安一人单独完成的？梁启超认为“刘安博学能文，其书虽由苏飞辈分纂，然宗旨及体例，计必先规定，然后从事”[33]。刘安在著书一事上是处于统筹全局的地位，《淮南子》是由他主持编纂的。“刘安之于《淮南子》也远不止是一个组织者，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当出自他本人之手，其余也必经过他细致的加工、润色。”[34]可见，尽管该书并非刘安一人所著，但刘安在成书过程中显然起到了规划主导、加工整理乃至完善的关键作用。笔者认为这一判断较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