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鉴藏群体的崛起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北京，然南方抗清行动此起彼伏。于是多尔衮派多铎等亲王麾师南下，攻破弘光政权，占领南京。南明王朝无力抵抗清军铁骑，剩下永历小朝廷还在苦苦支撑；除广东、广西、云南、四川之外的江南地区都被清军控制。战乱破坏了江南地区的繁荣安定，并直接导致了江浙一带大量书画的流散与毁坏。许多收藏家世代累积的藏品毁于一旦，仅有少量珍品被奉为家传至宝得以保存。[17]“乙酉岁，大兵至嘉禾，项氏累世之藏，尽为千夫长汪六水所掠，荡然无遗”[18]，江南地区众多藏家所积法书名绘散落殆尽。此时，北方则相对稳定，自顺治年间即已开科取士，清廷开始推崇汉儒，任用前朝遗臣，如孙承泽、王铎、冯铨、梁清标、曹溶等人。在经过战乱的重创之后，北京的经济也在复苏：“四方血脉宜通也，商贾往来贸易，络绎不绝，然后知京师之大，今闻各省商民，担负捆载至京者。”[19]
清初的一段时间里，易代之际的兵革动乱也使得明内府大批书画古玩流散于民间，而绝大部分江南地区的书画藏品都经书画商之手辗转到了北方。[20]清廷对明遗臣的怀柔政策使得大批汉族文人聚集于北京，在政治、文化中心效应的烘托下，北京及其周边地区逐渐成了当时书法鉴藏活动的中心。活跃在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鉴藏家们利用不同的人脉关系扩大收藏、雅集交流、整理著录，逐渐成了当时影响力最大的鉴藏群体。
政治王朝的更替尽管会给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其于文化演进方面的影响则是有限的。新旧王朝易代之际，前朝遗老总是能够将文化因子带到新的社会环境中，开枝散叶。在清初较早留心书画鉴藏的人之中，孙承泽（1593—1676）作为顺治帝较为看重的遗老拥有较高的声望。“京师收藏之富，清初无逾孙退谷者；盖大内之物，经乱皆散逸民间，退谷家京师，又善赏鉴，故奇迹秘玩咸归焉。有客诣之，必示数种，留坐竟日；肴蔬不过五簋，酒不过三四巡，所有皆前代器皿，颇有古人真率之风。”[21]可见孙承泽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人，非常乐意将藏品拿出来与众人分享。在当时，这也是士人文化圈子中比较流行的做法。孙承泽的好友曹溶曾经写过一篇《流通古书约》，倡导众人将密藏书籍拿出来分享方为不辜负古人。
孙承泽的藏品来源有一部分为顺治帝所赏赐，大部分藏品乃得于商贾之手：“沧桑后，世家所藏，尽在市贾手，余见辄购之，然亦每为同好者携去，今存者无几，皆真本妙品也。”[22]大乱刚过，许多珍品书画及文玩古董纷纷自高门大户流出，精明的古董商人很好地利用这一商机将收来的好东西高价售予收藏家。然而，随着购藏者逐渐增多，行情也会发生变化，一些名家巨迹的价格只能令一般的官员扼腕叹息。孙承泽尝云：“甲申，忽睹此卷（孙过庭《书谱》），惊叹欲绝。以市贾索价太昂，不能收，惜惋竟日。”[23]顺治十一年（1654），孙承泽抱病还乡，专修“退翁亭”以鉴赏书画，立身著述。1660年的夏天，他整理完成了《庚子销夏记》，对他的家藏以及当时其他鉴藏家的藏品进行了简要的记述和评论，集中反映了孙承泽的目历和鉴识。此外，他还著有《闲者轩帖考》《砚山斋杂记》等，其中多有对刻帖、文房四宝等现象的考察，并间有论及书法史者。孙承泽去世之后，藏品逐渐散入他手，后又多汇入乾隆内府。
孙承泽的书画鉴藏圈子主要由两类人群构成：一类是同为“贰臣”的知己好友，如王铎、龚鼎孳、王鹏冲、曹溶、梁清标等；另一类是孙氏所看重并提携的后进，如周亮工、宋荦等。
王铎（1592—1652）与孙承泽在入清之前就已相识，入清后，同为“贰臣”的他们交往更加频繁，常相约至孙承泽住处雅集酬唱，赏鉴书画。《庚子销夏记》中多处记载了王铎与孙承泽一同探讨书画的事例。譬如：“余于乙酉得之（《米元章小字天马赋墨迹》），次年王孟津觉斯见之称叹不已，遂跋数语其后。旧内画卷皆御用监内臣装裱，此卷前装赵子昂马图，将此卷装后作跋，中书题签云子昂唐马，米元章跋，可笑也。”[24]王铎亦有诗描述这位好友的生活状态：“北海先生佩兰荪，日拥书画住前门。退食委蛇饶灵气，典坟披罢共琴音。金鱼池间别墅景，轩渠心不离丘樊。”[25]王铎素以善书名世，他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圈子中，自然对书画鉴藏颇为在行，他的两个弟弟王镛与王鑨也喜爱收藏字画，只是他的藏品多贮在南京，因连年兵燹又家中遭劫以致所剩无几。
按《庚子销夏记》所载，最为孙承泽所珍视的宝迹是一部宋人书卷：“嘉禾与余好尚相若，其应征入京，尽以所携卷册，送予斋，如米老卷《叔晦帖》、君谟卷及此卷（小字墓志稿二合装）（见图3），俱累累千百言，世不多见之珍也。”[26]文中的“嘉禾”即与孙、王同为“贰臣”的忘年交曹溶（1613—1685）。孙、曹二人结识较早，曹溶与王铎等常出入孙承泽寓所，得以赏阅大量的法书名迹，这种眼界的开阔对曹溶日后的书画购藏是十分重要的。曹溶对前辈王铎自然是十分敬重的，他常常请王铎为自己的藏品题跋以增荣益观。这种藏家、书家之间的相互索跋在当时非常流行，既增加了藏品的名声和价值，又是鉴藏圈子交流活动的见证。曹溶亦与王铎的亲家王鹏冲交好，长垣王氏是远近闻名的大藏家，二人与孙承泽常一同出游唱和，《静惕堂诗集》中有不少二人往来的记录。
图3 北宋黄庭坚，王史二氏墓志铭稿之《王长者墓志铭》（局部），30．3厘米×78．5厘米，手卷，纸本墨书，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在曹溶的履历中，有一段补山西按察副史的经历。其间，他与朱彝尊、傅山[27]等人往来甚密，一同游览胜迹，收集金石拓片。叶奕苞尝言：“锡鬯同曹侍郎历燕晋之间，访得古碑，不惮发地数尺而出之。从者皆善摹拓及装潢诸事。文人好古，近罕俦匹。”[28]据曹溶说，其《金石表》中所载拓本八百有余，皆不辞辛劳，手自校勘。
此外，由于曹溶辗转多地为官，他与当时的名士如顾炎武、方以智、吴伟业、米汉雯、龚贤、查士标、陈洪绶、沈荃、笪重光等皆有往来。在曹溶的整个交游圈中，与他交谊最深、来往最密的应该是龚鼎孳（1616—1673），二人同以工诗词而并称“龚曹”。龚鼎孳为著名的“江左三大家”之一，亦是王铎与孙承泽的好友。龚鼎孳与王铎过从甚密，王铎曾为龚氏《定山堂诗集》作序，并为其所藏米芾《天衣怀禅师碑》作跋；而在王铎《拟山园帖》中，龚鼎孳也毫不吝惜溢美之词：“文安公书法妙天下，真得晋人三昧，寸缣尺蹄，海内宝为拱璧。”在后面的题跋中还可获知，王铎曾经将一件“十二诗”作品赠予龚鼎孳，只是后来遭遇兵火仅存赤牍了。这段题跋是他在京城之时于香严斋中所作，想必那一阶段也是他们见面最为频繁的时期了。
王铎之外，为龚鼎孳《定山堂诗集》作序的还有周亮工（1612—1672），周亮工与龚鼎孳结识于扬州。后来，周、龚二人曾同官都察院，公务之余常小酌唱和、赏玩书画。当龚鼎孳五十寿辰，老友周亮工为之作《祝龚芝麓总宪序》以贺。早年的周亮工还曾受知于孙承泽，时孙承泽任开封祥符县令，非常赏识周亮工的才学，周亮工也由此得到了郡、邑试俱第一的成绩。而且，孙承泽还对这位后生提携有嘉，捐金为其置办田产。这种知遇之恩帮助青年时代的周亮工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孙承泽也因此成为周亮工一生感恩戴德的老师。在二人的交往中，孙承泽的书画收藏资源对周亮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9]顺治七年，周亮工得遇王铎，二人饮酒赏画，相谈甚洽，王铎乘兴为之题跋。同为遗民的情结使得他们的情感有了共同的基础，正如王铎所言“我辈一宵，便足胜他人伪交十年”。
周亮工辗转多地为官，结交了大批文人艺士，积累了大量的藏品，包括图籍、书画、印章等，黄山谷、黄庭坚《诸上座草书卷》曾经过其手。其中，周氏尤其对印章情有所钟，自云“嗜此最癖，廿年来致此亦最富”。康熙初年，周亮工将家藏数百枚印章辑为《赖古堂印谱》，成为反映当时篆刻发展情况的重要资料。周亮工平生最为留意著述，典型者诸如《印人传》《读画录》《字触》等等。他的鉴藏水准也得到了同时代鉴藏家的肯定，宋荦将他与曹溶并举为清初两位巨眼人物：“国初以来推巨眼，栎下禾中两侍郎。”
卞永誉在《式古堂书画汇考》的序言中列举了三位清初“负博物之望”的巨眼人物：孙承泽、曹溶和梁清标（1620—1691）。梁清标小孙承泽二十八岁，著名词人，历任兵、礼、刑、户部尚书，官至一品，拜保和殿大学士。梁清标家世优渥，累世为官，其叔祖梁志素喜收藏，大多数藏品后传至他的手中。为官期间，诸臣僚下属、门生故吏殷勤献赠，梁清标还委托专门的书画商帮他四处搜购，遂有“甲天下”之收藏规模。
梁清标与前辈孙承泽的交往非常密切，其《蕉林诗集》中有许多涉及孙承泽的诗，如《退谷歌》《题孙北海先生小像》《寿孙北海先生八秩》等等。孙承泽对这位忘年交支持很大，常令其于斋中赏鉴书画[30]，此外，梁清标与王铎、龚鼎孳、吴伟业、宋荦等都有过从。据《棠村藏品辑佚目录》[31]所辑，经梁清标所藏的晋唐宋元书法九十六件，其中巨迹如陆机《平复帖》、《唐摹本王羲之上虞帖》、颜鲁公（颜真卿）《竹山堂连句》、米芾《苕溪诗卷》等等。其常用的鉴藏印记有“梁清标印”“河北棠村”“蕉林”“蕉林书屋”“苍岩子”“净心抱冰雪”等。
对于上乘之作，梁清标多重新装裱并题签，以视珍爱。装裱材料的使用也是极讲究的：“经梁氏收藏重裱的书画，立轴多用碧色云鹤斜纹绫天地，米黄色细密绢圈，有些副隔水，有些不用副隔水，视画幅长短而定。绶带与副隔水或绫、绢圈同色，包首用淡黄色绢，轴头用红木或紫檀制成。手卷则仿宣和装，隔水、天头都用云鹤斜纹绫，精选较好的旧锦做包首……”[32]
梁清标没有为其宏廓收藏作全面的著述，而是将遴选出的部分精品摹勒上石，刻成《秋碧堂法书》八卷。
棠村座上见闻新，好古应知自有真。一语殷勤忘不得，别来长叹巷无人。[33]
退谷先生许数过，高斋三雅共摩挲。[34]
这两首诗分别描述了宋荦（1634—1713）与梁清标和孙承泽的交往，孙、梁二人的鉴藏活动对宋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宋荦所云：“余雅好法书名画，曩从孙侍郎退谷、周侍郎栎园两先生得闻绪论，自官郎署来，更奉教梁真定棠村先生，博考详辨，摩挲金题玉躞，颇得此中三昧。”[35]宋荦的父亲宋权是清初有名的鉴赏家，藏有大量皇帝赏赐的书画；顺治初年，曾因皇帝颁赐书画而重刊米芾《宝章待访录》。可以说，自青年时代起，宋荦便深受陶染。除孙承泽、周亮工和梁清标三人对他的提点和影响之外，宋荦在辗转各地[36]为官的过程中结交了许多名士，尤其与王士祯、朱彝尊、龚鼎孳等人过从较密，他如米汉雯、吴伟业，高士奇、郑谷口、查士标等，亦有交谊。这个圈子中多为工诗词或善赏鉴之士，他们在交往中，常一同游览名胜，文酒酬唱，赏玩书画并互相题跋。当其晚年，康熙帝几次南巡都有时任江苏巡抚的宋荦接待陪同，宋荦的清廉和才学深得圣心。康熙往往将御书、名砚、丝绸、药材等珍稀之物赏赐于他；宋荦则屡屡将家藏书画、古玩、图籍等进献给康熙帝。宋荦去世之后，他的藏品流入张照、安歧等人之手，后皆汇入乾隆内府。
宋荦对自己的鉴定水准相当自信，甚至夸下海口，在黑夜中，“摩挲而嗅之”便可辨别出书画之真伪。经他收藏过的法书名迹有杜牧《张好好诗》、苏轼《自书诗卷》、黄庭坚《寒山子庞居士诗卷》、赵孟頫《跋定武兰亭卷》等等。
在《西陂类稿》中，宋荦有一首诗记述了他与高士奇的交往，盛赞“昭代鉴赏谁第一，棠村已殁推江村”[37]。此处“江村”即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鉴藏家高士奇（1645—1703）。高氏在鉴藏史上以《江村销夏录》《江村书画目》闻名，其中《江村销夏录》素以体例完备著称，所记皆高士奇亲经品第、足资赏鉴者，“于古人书画真迹，为卷为轴为笺为绢，必谨识其尺度、广狭、断续及印记之多寡、跋尾之先后，而间以己意折中甄综之，评书画者至此而大备焉”[38]。《江村书画目》则以书画目中之价格及分类引来众人聚讼。
高氏仕途青云始于入值南书房，得以侧身御前，寓目内廷宝迹。这种经历大大提高了他的眼界和鉴识。高士奇在京为官，当然要拜访鉴藏界的前辈孙承泽，并有《饮退翁亭》一诗见于《高江村集》中。纳兰性德、朱彝尊、姜宸英等亦与高士奇有往来，当朱彝尊《日下旧闻》成书之时，他邀请了高士奇等为其作序；几年之后，当《江村销夏录》成书之际，朱彝尊又为之作序。此外，同僚之中，梁清标、王鸿绪等皆能书善鉴，他们与高士奇常有诗文唱和、书画赏玩及交换的互动。（见图5）
图5 清《高士奇行书录张怀瓘论兰亭语页》，24厘米×14厘米，纸本，故宫博物院藏
高氏的藏品以绘画为主，在《江村销夏录》记载的二百一十件作品中，书法仅有四十一件，且大多真伪相参。诸如王右军（王羲之）《袁生帖》、褚遂良临《兰亭序》、苏轼《归去来兮辞》等最上乘的藏品被标为“永存秘玩上上神品”。及高氏殁后，他的藏品多经王鸿绪等人之手进入内府。
在清代的书画鉴藏界，有一个“三村”的说法，即梁棠村清标、高江村士奇和安麓村歧。安歧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其父安尚义原是明珠家臣，凭借着明珠的势力影响，安氏一族逐渐成为天津、扬州两地最为富有的盐商。坐拥万贯家资，安歧大肆收购梁清标、王鸿绪、曹溶、宋荦、卞永誉等人的藏品，遂成甲于海内之观。安歧的藏品情况基本可以通过《墨缘汇观》反映出来，他在序言中称此书将其四十余年间的收藏、见闻，择其优者，复加编次。其所收法书始于钟繇，终于董其昌，另设“墨拓”一类，收有《定武五字不损兰亭序》《定武五字损本兰亭序》《唐刻欧阳询化度寺塔铭》等；记录了藏品的媒质、书体、内容、历代收藏印章、题跋以及来源。安歧殁后，他的藏品多经沈德潜之手进入乾隆内府。（见图6）
图6 清安歧鉴藏印章“安歧之印”
明末清初，北方鉴藏群体崛起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即大批藏品由江南地区辗转至北方。这一时期，北方鉴藏群体的影响力已不容小觑。吴其贞《书画记》中载：“（于潘秀才家中）见淳化十卷，虽非祖本亦是宋拓，皆千金物也。未几再过索观已为北人售去，时己亥季冬二十日。”[39]正是由于北方藏家开始大肆搜购流落于南方的书画珍品，催生了活跃于南北的书画掮客。当时的书画商情况亦较复杂，有以商养藏者，即一边做生意，一边扩大收藏，代表者如吴其贞；亦有转卖倒手谋利者，此一类占大多数。还有一些裱褙匠由于经验丰富而专为大鉴藏家搜购书画古玩，如张黄美、王际之等。吴其贞（约1607—1677），徽州人，由于生意上的需要，他的交游圈遍及大江南北。朱石门、王廷宾、孙承泽、梁清标、高士奇、曹溶、卞永誉、归希之等收藏大家都是吴氏好友。吴其贞将其四十余年所见书画藏品的质地材料、款识、题跋、印记、藏家以及简要的评论辑录下来，成《书画记》六卷，这是我们研究明末清初书画鉴藏状况的宝贵材料。张黄美本是裱褙匠人，早年为大鉴藏家王廷宾作书画装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得梁清标青睐，专为其搜购书画。王际之亦为京城装裱师，又善于鉴定书画，专门在苏州设有寓所便于收集书画。
北方鉴藏群体之崛起是清初鉴藏史上的一个重要切面，以活跃于北京的鉴藏圈子[40]为中心，其中又以在京官员、藏家以及有过京城为官经历之藏家为主；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辗转各地之时，一方面将京城鉴藏圈子的见闻经验带了出去，同时还会把他们四处为官所获带回到京城的鉴藏圈子中分享。此外，由于都城的文化中心效应，一大批前来述职汇报的各级官员、等待补缺的官员以及赶考的举子聚集于此，他们中的好事者同样会成为相关信息流动的途径。这种信息的扩散与交流的辐射面是极大的，这无疑会进一步提高京城鉴藏圈子的影响力。
更进一步，这些鉴藏家的身份都是多元的，他们作为社会文化精英阶层掌握着经史、诗文、书画等多领域的文化才能和话语权。多重的身份势必会形成多重的圈子和多重的交集，书法鉴藏正是因此得到了难以估量的延展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