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在唐代以前，离婚主要有“七出”和“义绝”两种方式。关于“七出”的具体明文规定最早出现在汉代《大戴礼记·本命》中：“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虽《大戴礼记·本命》中亦有“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 前贫贱后富贵，不去”这“三不去”的限制，但“七出”不需要考虑女方意志，男方单方面决定即可。《公羊传·庄公卷》亦言“妇人有七弃……无子弃，绝世也； 淫泆弃，乱类也； 不事舅姑弃，悖德也； 口舌弃，离亲也； 盗窃弃，反义也； 嫉妒弃，乱家也； 恶疾弃，不可奉宗庙也”。《礼记·杂记》规定了相关出妻的程序。至于“义绝”，则是政府强令休妻的一种方式，如《汉书·孔光传》中言：“夫妻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东汉《白虎通》中亦言：“悖逆人伦，杀妻父母，废绝纲纪，乱之大者，义绝乃得去也”。可见“七出”和“义绝”至少在汉代均被礼法认可，虽未入汉律，但都算契于礼制的离婚方式，一直被遵行。而“和离”与前两种皆不相同，是夫妻双方合意的结果，与如今的协议离婚很是相像。虽有学者考究其渊源已久，如《周礼·地官·媒氏》中言：“娶判妻……旨书之”，又如宋郑锷注云：“民有夫妻反目，至于仳离，已判而去，书之于版，记其离合之由也”，[1]但其著名事例乃孟子妻与朱买臣妻，笔者认为“和离”在那时并不为礼法所重，甚至对其有轻视之意。但“和离”在唐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时代。唐代第一次将“和离”明确写入律文中，且其突破了礼法的桎梏，为世人所灵活运用。而且这一制度，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其意义不言而喻。

关于“和离”，唐代以前甚少出现相关的文献和相关契约文书。而自从敦煌出土了“放妻书”，才有了佐证和研究唐代“和离”的第一手资料。已有许多前辈大家对唐代“和离”进行了研究，而对敦煌“放妻书”的研究也不在少数。论著方面有谭婵雪与王斐弘，论文方面有日本学者仁井田　升的《敦煌发现唐宋时代之离婚书》，首次使敦煌“放妻书”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较早且著名的研究人员有我国的杨际平、张艳云、刘文锁、乜小红，他们从不同方面分析敦煌“放妻书”，大大丰富了对“放妻书”和“和离”的研究； 另外还有王岩华、耿静等人发表的相关研究；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聪明教授亦有《唐代敦煌契约文书及其文学性质》一文，可以说在这一研究领域学者辈出，精彩纷呈。但是这些论著，对于“和离”程序的研究并不集中，散见于各大家的文章之中，因此本文以敦煌“放妻书”为重点研究对象，从中剖析唐代“和离”的程序过程、效果及其后续相关问题的处理，以期能从中获得启发。(https://www.daowen.com)

本文拟从敦煌“放妻书”着手，通过对文献的搜集、分析，首先简单分析唐代“和离”的原因，再重点研究唐朝“和离”的程序问题。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国的离婚制度虽然适用时日已久，但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唐代的“和离”可以说是现代协议离婚的前身，凝结了古人的经验和智慧，其中有我们可以参考和借鉴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能够从唐代“和离”的研究之中汲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