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大数据时代，对个人行为进行数字化管理已经成为现实，公民的个人信息逐渐透明化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这更加激发了公民的隐私意识，赋予了隐私权更高的重要性。同时，犯罪手段的隐秘化、新型化给传统侦查方式带来挑战，技术侦查措施不可避免地被侦查机关采用。但我国立法和实践过于强调打击犯罪的社会公共利益，忽视了对刑事被追诉人隐私权的保护，造成公共利益与私性正义的失衡。“我们的宪法制定者们致力于保障种种有利于人民寻求幸福的条件。他们认识到保护个人精神世界、情感以及心智的必要性……他们创设了针对政府的独处权——对文明社会的人而言，这是一种广泛的、最有价值的权利。为了保护这种权利，政府对于个人隐私的每次非法侵入，不管它采取了何种手段，都必须被视为违反了第四修正案。”[36]百年前布兰代斯大法官的话语依然掷地有声，提醒后人珍视个人不受打扰的心灵安宁，警惕公权力机关对私人精神世界和隐私无所不在的窥探与侵入，尤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因此，我们需要重视对刑事被追诉人的隐私权保护，借鉴比较法经验，通过合理标准划定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建立健全正当程序控制机制，完善事后救济措施，以法治规范侦查行为。
[1]［美］路易斯·D.布兰代斯、塞缪尔·D.沃伦：《隐私权》，宦盛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2]参见搜狐网：“法理学案例分析：延安黄碟案”，https：//www.sohu.com/a/136367045_309281，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4月20日。
[3]参见路易斯·D.布兰代斯、塞缪尔·D.沃伦：《隐私权》，宦盛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4]参见王秀哲：《隐私权的宪法保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5]在1954年的“读者来信案”中，原告不满被告出版社发表的针对他的批评性文章，写信要求被告对文章进行修改。被告出版社未经允许，将来信片段发表于“读者来信”栏目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依据《德国基本法》首次确认了人格尊严、隐私权和自治权等“一般人格权”是“由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转引自王秀哲：《隐私权的宪法保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6]参见欧文·凯莫林斯基：“重新发现布兰代斯的隐私权”，载路易斯·D.布兰代斯、塞缪尔·D.沃伦：《隐私权》，宦盛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
[7]参见Griswold v.Connecticut，381 U.S.479（1965）。该案涉及公民是否具有自由使用避孕器具的权利的问题，道格拉斯大法官认为购买避孕器具是一项隐私权，“基于权利法案的晕晖之内”。
[8]参见Roe v.Wade，410 U.S.113（1971）。本案争议焦点是妇女是否拥有堕胎权，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堕胎是当事人“自主选择”的隐私权。
[9]欧文·凯莫林斯基：“重新发现布兰代斯的隐私权”，载路易斯·D.布兰代斯、塞缪尔·D.沃伦：《隐私权》，宦盛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113页。
[10]参见熊秋红：“秘密侦查之法治化”，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2期。
[11]参见王利明：“隐私权概念的再界定”，载《法学家》2012年第1期。
[12]曾赞：《法律程序主义对预防行政的控制——以人身自由保障为视角》，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页。
[13]See Harry Browne，Does the Constitution contain a Right to Privacy？http：//www.harrybrowne.org./articles/PrivacyRight.html，转引自曾斌：“监听侦查的法治实践——美国经验与中国路径”，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
[14]参见杨立新：“关于隐私权及其法律保护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1期。赵秉志、孟军：“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隐私权保护——以刑事被追诉人为视角”，载《法治研究》2017年第2期。
[15]例如，赵秉志、孟军老师认为，宪法性隐私权可以分为人身隐私、空间隐私和信息隐私，而刑事被追诉人的隐私权权能主要包括讯问、搜查、扣押、人身检查、技术侦查等强制措施中的隐私权保护以及备存资讯保存、管理中的隐私权保护等。参见赵秉志、孟军：“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隐私权保护——以刑事被追诉人为视角”，载《法治研究》2017年第2期。
[16]参见熊秋红：“秘密侦查之法治化”，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2期。
[17]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原文：“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be secure in their persons，houses，papers，and effects，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shall not be violated.”(https://www.daowen.com)
[18]116 U.S.616（1886）.转引自王兆鹏：“重新定义高科技时代下的搜索”，原载《月旦法学杂志》2003年第93期，收录于王兆鹏：《新刑诉·新思维》，中国检察出版社2016年版，第47页以下。
[19]277 U.S.438（1928）.转引自路易斯·D.布兰代斯、塞缪尔·D.沃伦：《隐私权》，宦盛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以下。
[20]389 U.S.347（1967）.
[21]在California v.Greenwood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人民对置于屋外的垃圾无合理的隐私期待，法院表示宪法不保护人民明知且暴露于公众的信息。参见486 U.S.35（1988），转引自王兆鹏：“重新定义高科技时代下的搜索”，原载于《月旦法学杂志》2003年第93期，收录于王兆鹏：《新刑诉·新思维》，中国检察出版社2016年版，第61～62页。
[22]460 U.S.276（1983）.
[23]468 U.S.705（1984）.
[24]See People v.Arno，90 Cal.App.3d 505，153 Cal.Rptr.624（1979）.
[25]曾斌：“监听侦查的法治实践——美国经验与中国路径”，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
[26]参见艾明：“刑事诉讼法中的侦查概括条款”，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
[27]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28]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29]《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 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由此可见，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范围主要是以非法方式收集的口供、证人证言，以及非法收集且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物证、书证。而非法技术侦查取得的证据主要是视听资料，并不在立法明确排除的证据种类范围内。
[30]参见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甘刑终185号刑事裁定书。
[31]所谓“毒树之果”原则，是指非法取得的证据为毒树，由该非法证据所衍生的证据，即使是合法取得的，仍然是具有毒性的“毒果”，故不得使用。参见王兆鹏：《新刑诉·新思维》，中国检察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以下。
[32]［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4页。
[33]460 U.S.276（1983）.
[34]许宗力：《法与国家权力》，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59页。转引自艾明：“刑事诉讼法中的侦查概括条款”，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
[35]熊秋红：“秘密侦查之法治化”，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2期。
[36]［美］路易斯·D.布兰代斯、塞缪尔·D.沃伦：《隐私权》，宦盛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