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提出财政税收是立法的重点领域。税收法定原则发轫于1215年《英国大宪章》，是“无代表不纳税”的法律性表述，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国民的纳税义务也要有法律依据。“税款征纳是一种关涉公民财产的侵犯或剥夺行为”，[1]在控权理念的背景下，征税行为尤应受民主的统制。特别是在201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修改《立法法》的决定后，税收法定原则最终在立法层面上得到了确认，即“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然而，在讨论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税收法定原则时，学界的关注点大多仅限于如何落实税收法定本身的内涵，[2]但通过民主在财政领域的二分法，笔者认为税收法定原则须与财政收入民主原则联合发挥作用，方可完成其“控权与保障纳税人权利”[3]的使命，后者指预算案中所有的财政收入都要经代议制机构审查批准。问题在于，一方面，对财政收入民主原则的讨论鲜现于国内学界，学界更为熟悉的是其上位概念即财政民主原则或财政民主主义，[4]学界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原因在于大多数学者始终将预算研究的重心放在支出而非收入上，[5]这一观点本身符合预算的原始含义，即预算强调“钱如何花”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放弃对预算收入的探讨，事实上，已经有学者就“重预算支出而轻预算收入”的观点给予批判，[6]但仍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另一方面，即使在讨论财政收入民主原则时，[7]也鲜有学者将其作为一个与税收法定配套的原则来讨论。而本文之所以将财政民主原则或财政民主主义的下位概念——财政收入民主原则抽离出来以作专门的讨论，是基于民主在财政领域的二分法，从而提出该原则是税收法定原则的一个配套原则，前者将在破解后者遇到的难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本文意欲强调的关键所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在指责税收法定原则本身的不足，而是意在强调税收法定原则需与财政收入民主原则并举，换言之，二者乃“车之两轮，鸟之两翼”。(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