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唐代的“和离”虽在《唐律疏议》中只有短短的一句条文，但在当时的运用极为广泛，是唐代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的婚姻制度。虽其表面要求夫妻不和，然其深层原因却各式各样。敦煌“放妻书”的发现，使我们有了更加真实的史料去研究唐代的“和离”。“和离”的程序经历了实践的积累和官府的引导后，逐渐有了定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离婚程序，为后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而“和离”的效力又与“七出”和“义绝”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最终构成了唐代离婚制度的全貌。“和离”作为自唐始明确的婚姻制度，一直为后世沿用，更见唐代法律的完备和实用。
如今，敦煌的“放妻书”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其所反映的唐代“和离”程序也逐渐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跨越千百年的时光来看唐代的“放妻书”，仍然能被其字里行间所透露的温情和淳厚所感动。即便在婚姻之中产生了极大的摩擦和矛盾，作为“和离”样文的文书，却依旧祝福对方，“放妻书”中的精神在现代，是极有借鉴意义的。而在一段婚姻的尽头，是否能给彼此多一丝宽容和祝福，从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1]转引自高鹏：“唐朝婚姻制度解除研究”，郑州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2]刘文锁：“敦煌‘放妻书’研究”，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3]此件记载的时间为“宋开宝十年”，但学界一般认为，可以以此推断唐朝的“和离”情况。
[4]S.5578与S.6537（6V）基本一致，只有个别字词有出入，本文只分析更为全面的S.6537（6V）。
[5]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190页。转引自陈德胜：“敦煌出土放妻书研究”，甘肃政法学院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6]2002年10月张国刚于厦门大学举办的“唐宋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学术研讨会”上作发言，他认为：“有些佛教伦理与儒家思想本来就是一致的； 有些是佛教将儒家的伦理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 有些则是通过佛教独特的宣传手段使儒家伦理通俗化、使儒家的“礼”下移之于庶民百姓家，获得普及和被推广开来。”参见张国刚：“隋唐佛教通俗文献与民间信仰”，转引自张朝阳：“佛教与唐律‘和离’制度”，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7]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攻略河西诸州。从乾元元年（758年）始，廓州、凉州、兰州、瓜州等地相继陷落。建中二年（781年），沙州（即敦煌）沦陷，陷落后的河西人民惨遭吐蕃的蹂躏。直至咸通二年（861年）3月，张议潮方完全收复了沦落百余年之久的河西地区。参见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张议潮/2001378？fr=aladdin#1_2，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16日。
[8]参见杨青：“从张议潮起义看他与佛教的不解之缘”，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汉文）》1970年第1期。
[9]参见杨际平：“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10]参见汉典网站，http：//www.zdic.net/z/1a/kx/653E.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16日。
[11]杨际平：“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12]参见乜小红：“对俄藏敦煌放妻书的研究”，载《敦煌研究》2008年第3期。
[13]钱大群：《唐律疏议新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455页。
[14]钱大群：《唐律疏议新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452页。
[15]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页。
[16]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9页。
[17]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81页。
[18]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0～471页。
[19]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487页。
[20]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3页。
[21]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490页。
[22]刘昫等：《旧唐书》卷五十二《后妃传下》。参见国学导航，http：//www.guoxue123.com/shibu/0101/00jts/05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16日。
[23]刘玉堂：“唐代‘和离’制度的法律透视”，载《汉江论坛》2011年第5期。
[24]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58页，转引自刘玉堂：“唐代‘和离’制度的法律透视”，载《汉江论坛》2011年第5期。
[25]刘玉堂：“唐代‘和离’制度的法律透视”，载《汉江论坛》2011年第5期。
[26]牛志平：《唐代婚丧》，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85～86页，转引自刘玉堂：“唐代‘和离’制度的法律透视”，载《汉江论坛》2011年第5期。
[27]［日］仁井田 升：《唐令拾遗》，栗劲等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转引自刘文锁：“敦煌‘放妻书’研究”，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8]张艳云：“从敦煌放妻书看唐代婚姻中的和离制度”，载《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
[29]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页。
[30]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9页。
[31]来自S.6537（6V）号“放妻书”。
[32]参见王岩华：“从敦煌文书浅析唐代和离制度”，载《科学之友（B版）》2008年第12期。刘文锁：“敦煌‘放妻书’研究”，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33]刘文锁：“敦煌‘放妻书’研究”，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34]陈德胜：“敦煌出土放妻书研究”，甘肃政法学院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https://www.daowen.com)
[35]《礼记注疏》卷三十《特效性》，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3年版。转引自杨际平：“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36]《唐会要》卷八十三《嫁娶》，中华书局1955年版。转引自杨际平：“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37]根据《新唐书》中《诸帝公主卷》所记整理。其中唐睿宗女凉国公主应嫁两次，而书中漏记，此处一并算上。唐代公主再嫁应有夫坐罪和离、夫死等几种情况。
[38]钱大群：《唐律疏义新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5页。
[39]钱大群：《唐律疏义新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5页。
[40]根据本文提及的十二篇“放妻书”所制。
[41]［日］仁井田 升：《唐令拾遗》，栗劲等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页。转引自陈德胜：“敦煌出土放妻书研究”，甘肃政法学院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42]《商君书》卷五《境内》，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转引自杨际平：“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43]《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22页、第224页。转引自杨际平：“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44]周秀女：“从敦煌户籍残卷看唐代籍帐制度”，载《浙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45]杨际平：“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46]出土文书多是西魏大统十三年至吐蕃占领敦煌时期（8世纪末至9世纪前半期）时的文书，具体如西魏大统十三年籍王皮乱户即记有：“息女女亲辛丑生年两拾柒中女出嫁受（寿）昌郡民泣陵申安。息女丑婢丙辰生年拾两中女出嫁效谷县斛斯己奴党王奴子。”唐开元四年（716年）敦煌县慈惠乡籍王妙智户下亦记：“户主王妙智年伍拾陆岁，寡，先天二年籍后出嫁，入县内敦煌乡临池里户主张有仁为妻。”“女杨王年壹拾捌岁中女开元三年帐后出嫁，入里内户主余善意孙男伏保为妻”，而同籍余善意户亦记：“保妻杨年壹拾捌岁丁妻，开元三年帐后，娶里内户主王妙智女杨王王为妻。”转引自杨际平：“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38页。
[47]张新国：“唐代前期寡妇户籍‘合籍’现象探析——以敦煌吐鲁番籍帐文书为例”，载《敦煌学辑刊》2013年第3期。
[48]曹景雯：“唐代和离制度研究”，湘潭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49]笔者以为男方户籍上变为无妻，女方从男方户籍上除去。
[50]钱大群：《唐律疏义新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9页。
[51]唐令已佚，此据日本《令集解》卷一《户令》。日本户令多参考唐令。其弃妻条关于“七出”“不去”“义绝”的定义皆见于《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律》所引唐户令，文字亦几无差别。转引自杨际平：“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52]《宋刑统》卷十二，郑显文：《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53]《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二《李澄附元素传》，参见国学导航，http：//www.guoxue123.com/shibu/0101/00jts/135.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16日。
[54]此处杨际平教授认为，还可能有相当部分是妻之陪嫁，未曾归还，笔者亦赞同。
[55]杨际平教授持此种观点，见杨际平：“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56]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53页。转引自陈德胜：“敦煌出土放妻书研究”，甘肃政法学院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57]陈德胜：“敦煌出土放妻书研究”，甘肃政法学院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58]（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三百七十一《曹惠》。参见中国古典文学网站，http：//www.zggdwx.com/taiping/37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16日。另此处是宋朝人记录的唐朝的志怪故事，故事中王氏为南朝齐谢朓之妻。虽有跨度，但应仍可推断唐代情况。
[59]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54页。转引自秦影影：“唐代的婚姻解除制度研究——以《唐律疏议》为对象”，西南政法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60]孔子：《仪礼》，彭林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77页。转引自秦影影：“唐代的婚姻解除制度研究——以《唐律疏议》为对象”，西南政法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61]又说被休弃的妻子的儿子作为父亲的继承人后，就不能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服。然“和离”是否也是如此？暂存疑，此处不表。
[62]钱大群：《唐律疏义新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63]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版。转引自高鹏：“唐朝婚姻制度解除研究”，郑州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64]田禾：“唐代品官命妇封赠制试探”，载《社会纵横（新理论版）》2009年第2期。虽是宋代条文，但宋多承唐律，应有关联。
[65]此处应是母子关系的延伸。
[66]钱大群：《唐律疏义新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9页。
[67]按照疏议的解释，属于袒免亲的亲属有：高祖父的兄弟、曾祖的伯叔兄弟、祖父的隔二代的堂兄弟、父亲的隔三代的堂兄弟、本人的隔四代的堂兄弟。见钱大群：《唐律疏义新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6页。
[68]钱大群：《唐律疏义新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6～447页。
[69]杨廷福：《唐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页。转引自秦影影：“唐代的婚姻解除制度研究——以《唐律疏议》为对象”，西南政法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70]崔兰琴：“唐以降传统法定离婚制度探究”，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7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五六）。转引自崔兰琴：“唐以降传统法定离婚制度探究”，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