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首选的突破口
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驶出六机部大门，径直驶向国家旅游总局。刚从深圳回来的柴树藩和刘清，准备前去拜访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
这是1980年3月初的一个早晨。
要想让中国船舶打进国际市场，必须选准一个突破口。经过反复调研和商讨，六机部的决策者们一致的意见是：首先突破香港！
其理由是：
其一，香港是国际贸易航运中心之一和重要的港口，与旧金山、里约热内卢齐名，它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60多个港口有航运往来，形成了一个以香港为枢纽、航线通达五大洲三大洋的海上运输网络。基于此，世界各大船舶公司都在这里设立了分支机构，成为国际航运财团在亚太地区的行政和船舶管理中心。每年，抵达香港的远洋船舶达3万至4万艘，内河运输船舶达到20万至30万艘。目前，香港拥有的船队达6000万吨，占世界远洋船队的1/10。
其二，香港有船东100—200家，多数是华人和外籍华人，他们中间，爱国的船东不乏其人。我国先前出口到香港的17500吨“海上建筑师”号船东司徒坤就是其中之一。
其三，香港距离内地近，有问题好联系好解决，有共同文字和语言好沟通，供应零配件、解决维修问题也比较好办。
柴树藩为细致地了解香港航运情况，一封电报找来了香港华润公司副总经理张先诚先生。张先诚回到北京后，向柴树藩、张有萱和刘清等人介绍了香港的情况，仔细交换了意见。张先诚和柴树藩等人的意见完全一致：中国造船业要打进国际市场，首先就应该依靠香港的船东，从香港突破；而香港比较可靠的船东首推包玉刚、包玉星兄弟。
包氏兄弟是英籍华人，祖籍浙江宁波。包氏兄弟原均是环球航运集团的老板，后分家。包玉星离开环球集团后，自己组建了香港联成航运公司。包氏兄弟在香港航运界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特别是包玉刚，在全球航运界享有“世界船王”的盛誉。由于包玉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政治上与我友好，故张先诚建议先接触包玉星，而后通过他再与包玉刚交往。
要接触包氏兄弟，非一个人莫属，那就是卢绪章。
卢绪章，是个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20世纪80年代，有一部风靡全国的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这部影片的题材，与今天我们看到的《潜伏》类似。影片讲述了1947年，在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全国上下反蒋浪潮风起云涌之时，蒋介石为扑灭我地下党在经济界的核心组织，亲自下达了“A”字密令，在国统区严密地搜查中共地下组织。此时，地下党员于海涛化名张公甫，以荣昌公司总经理身份打入敌人内部，在特务们的眼皮之下活跃于上海经济界，并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把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苏北解放区……
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卢绪章
影片惊险曲折，惊心动魄，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主人公张公甫那大智大勇、临危不惧的形象，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信念、超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精神。
剧中主人公张公甫的原型，正是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
卢绪章，1911年6月出生在宁波一个贫困的小商人家庭，14岁闯荡上海。1933年与他人合办广大华行，经营进出口贸易。他积极要求抗日救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卢绪章担负起为党的地下组织筹措经费的任务，担任党的地下经济企业上海广大华行总经理。
卢绪章遵照党的指示，把广大华行作为三线秘密组织，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打得火热，甚至利用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用飞机倒卖黄金和美钞。在白色恐怖之下，卢绪章利用自己强烈的保护色彩，多次掩护中共领导和地下党领导往来于国统区，向根据地秘密输送了大批绝密情报和军用物资，同时给党的一线、二线机关和延安送去大量的经费。广大华行成了中共隐蔽战线最大的经济实体，为党的地下组织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这个长期“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一辈子虽与金钱打交道，但他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说来有些巧合的是，香港船王包玉刚不但是他的妹夫，以前包在上海银行任职时，包曾给予过他不少的帮助。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卢绪章出任新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时，包玉刚在香港报纸上看到照片，这才如梦初醒，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广大华行的总经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
1964年，卢绪章以外贸部副部长身份访问香港时，他与包玉刚曾见过面。那次见面，他们不欢而散。其因是为包玉刚加入英籍一事，卢绪章毫不客气地责备了他。随着包玉刚地位的提高，后与内地逐渐疏远。“文革”时期，与国内完全断绝了联系。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逐渐与国内有了一些交往。
物是人非，俱往矣！
“哈哈，树藩同志呀，你这个大忙人，今天能亲自到我这里来，那定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卢绪章一见柴树藩，赶紧迎到办公室门口，紧紧握住他的双手。他和柴树藩是老朋友老相识了，柴树藩在外贸部时，他们俩都是副部长，在工作中相互支持，配合默契，结下深厚的同志友谊。
“是呀是呀，我到新的岗位后，真是忙得焦头烂额呀！”柴树藩说着话锋一转，“我就是有件棘手的事，今天专门来请教老兄呀！”
“什么请教？在我面前你还客气什么！有什么事，请赐教！”
柴树藩开门见山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没有问题！”卢绪章还没等柴树藩说完，就将事情一口应承下来。
交谈中，卢绪章的意见与张先诚一致，最好先接触包玉星。同时，令柴树藩没想到的是，卢绪章告诉他：这个包玉星与廖承志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套用今天一个时髦的词儿，包玉星是廖承志的“粉丝”！
1978年10月，廖承志陪同邓小平访问日本。包玉星当时也正在日本，他踌躇再三，慕名想去拜访这位著名的华侨领袖，没想到廖承志闻讯欣然应允，并热情接待了他。或许有缘，他们二人一见如故，几乎无话不谈，而且谈得最多的是香港回归、国家统一的问题。
从第一次在日本东京见面，短短两年时间里，廖承志与包玉星见面不下10次。他们的谈话大至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小至家长里短，当然也常常谈到包玉星所熟悉的造船和航运话题。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
尤其令柴树藩信心大增的是，廖承志非常关心中国船舶工业如何能打进国际市场的问题。他每次见到包玉星，都会非常关切地问到同一个问题：中国能造好船吗？世界上对中国造船的评价如何？香港航运界的船为什么不找中国造，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真是哪个郎中医哪种病，哪把钥匙开哪把锁！
当卢绪章与廖承志去电话同包玉星一联系，远在香港的包玉星便在电话那头爽快地答复道：将原拟在日本建造的两艘2.7万吨散货船改由国内建造！只是他提出两项要求：一是要按国际规范和国际标准建造，由英国劳氏船级社验收；二是请廖公为他的新船命名！
东方露出一缕曙光。一只晨醒的鸟儿“嗖”地掠过窗前，弹向广袤的晨空。柴树藩听完卢绪章打来的电话，他脸上露出一丝欣喜，立即对着话筒答复道：“我们立即发函，邀请包玉星来北京商谈具体事宜——如有可能，我们再向国务院请示，同时也向包玉刚发出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