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能让“大船”下沉
有人说，如今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崇尚的只有两种东西：权力和金钱。而且尤其是金钱！其简单明了的“真理”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这种观点不对，我反对！”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厂长王有为颇为冲动地对目前流行的“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论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攥紧了拳头，声音洪亮地讲道，“我觉得金钱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人们对金钱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当然，不能不讲钱，这是人生存的一种需求；然而，我认为还有比钱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尊严，人的精神需求！”这位曾在马克思故乡学习过的中国厂长，用一句这位哲人的名言结束了自己的讲话：“从金钱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
是的，如果每个人活着就是为了金钱，李大钊先生就不会从容地走上绞架，叶挺将军就不会宁愿把牢底坐穿，杨靖宇将军就不会死后一肚子是野草，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也不会吃树皮啃草根，前赴后继舍生忘死！
这绝非是大话套话。试想，如果这个社会所崇尚的东西只剩下了权力和金钱，那至少是个不完满的社会，是个充满悲哀的社会！
党委书记李少丹曾给作者讲过一件令他感动的小事：就在他出任党委书记不久，他去走访一位退休的老工人。这位老工人住在一间简陋的偏房里。外面刮着刺骨的寒风，屋里陈设极其简单，除了一台老旧的黑白电视机外，别无所有。李少丹问他怎么住在这种地方？老人回答：“房子给了儿子。现在的日子比从前好多了。”老人听说厂党委正在组织全厂职工讨论“大船”精神。他说：“对，一个厂、一个人，是要有精神！刚解放那阵，我们也有精神，先提建设新中国，而后提的是巩固国防，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如果没有精神，哪来今天的船厂！”
李少丹向这位老工人告辞时，老人的精神状态却像冬天里的一把火，在李少丹心中燃烧起来。凛冽的寒风吹拂在他的脸上，雪地里却被他踏出两行坚实的脚印来，他反复咀嚼着这位老人讲的“精神”两个字，一时间他似乎更深地理解了“精神”这两个字的内涵。
要使大连造船厂这条“大船”不沉，首先就要使“大船”人的精神不垮！
面对眼前严峻的局面，一场振奋职工精神的大讨论在全厂展开。通过讨论，人人心头都燃起了一把火，憋足了一口气。大家认识到，作为中国船舶战线上能够建造10万吨以上船舶的大厂，30多年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我国造船工业史上曾夺得30多个第一：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艘导弹核潜艇、第一座海上石油平台、第一艘按国际规范建造的出口船……今天，面对“大船”将要下沉的险境，挽救“大船”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为提炼“大船精神”，全厂职工提出2000多条建议，他们最后总结归纳出8个大字：“面向世界，开拓前进。”
有人说，大连造船厂是产生劳动模范的摇篮——不错，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里产生的全国、省市有名的劳动模范上百人，而那些无名的劳模却多得不胜枚举。
决不能让“大船”下沉！这是全厂近两万名职工形成的共识。在工厂发出“大干60天，背水一战，交出两条出口船”的号召之后，厂长王有为从早到晚都和工人们在船台上摸爬滚打。他戴着安全帽，穿着工作服，一身的油污，满身的铁锈，哪里像个万人大厂的厂长！乍一看，最多像个现场技术员。
一天，一个老工人说：“既然要大干，大伙儿就把铺盖卷拿到船台上来。”第二天，王有为率先就将铺盖卷扛到了船台上来。而且，他从头年寒风乍起，一直住到了第二年春暖花开。采访中，老工人们说：“像王有为这样的领导，我们从心眼里服他！他不是我们从电影电视中看到的那种西装革履、头发锃亮，手拿 ‘大哥大’，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的厂长或总经理，而是像战争年代和前线士兵一起冲锋陷阵的指挥员！这样的指挥员他都不怕死，冲到前面去和敌人厮杀，作为我们这些当兵的，你该咋个办，就不言自明了。”
在这个非常时期，李少丹、陈文松、朱学成这批领导干部，天天都是九十点钟后才回家。有时回了家，放心不下，下半夜又赶到施工现场，去向大家嘘寒问暖，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党委书记的李少丹，工厂的大事小事他没有不操心的。他爱人长年生病，女儿也一度重病卧床。家务劳动、照顾病人，全由他一个人承担。一次厂里的同志偶尔到他家去，看到母女俩都躺在床上，而一声未吭的李少丹此时却奔忙在施工现场。
此时，还有一个头发已经灰白的瘦小老人也在船台上奔忙着。他叫颜杰，其实已经退休了。他从1952年转业来到工厂，参加了230条船的建造，由一名技术员成长为船舶主管监造师。老了，当然该退休了。可是，这时厂长王有为找到了他，请他再次出任为挪威建造的巨型油轮的主管监造师。
“颜师傅，我知道您刚办退休，天津渤海石油公司已经给您送来聘书，请您出任渤海湾油田钻井船顾问，每月给您的聘金是500元，还给您1套70平方米的房子，每年还给报销3次探亲路费。这样的好事，真是……”王有为勉强地笑了笑，他恳切地说道，“颜师傅，可我们现在建造的挪威这两条船，是我们在激烈的竞争中承接下来的，它代表的是80年代最先进的水平，吨位之大，设备之先进，技术之复杂，交船期之紧迫，是船厂前所未有的，一定要集中厂里所有的精华……”
“王厂长，您别说了，您的意思我明白了。”颜杰老人说，“您对我有什么要求，请讲！”
“我想聘您担任挪威这两条船的监造师。”王有为又笑了笑，笑得有点尴尬，“可您知道，工厂实在是太穷了，我思来想去，每月只能给您80元的生活补贴……”
“王厂长，好！我现在马上就退掉天津那边的聘书，明天就到施工现场报到！”颜杰老人一听王有为的话，有点生气了，他嗔怪道，“咱爷儿俩，您给我说到钱，就太生分了——为 ‘大船’出力，是我的本分！您就是1分钱不给，这挪威的船我也干定了！”
颜杰二话没说，接过王厂长的聘书，他立即退掉了天津那边的聘书，第二天——不，当天晚上，他就将铺盖卷搬到了11.5万吨油轮的建造现场，在舱室里支起一张小床，同总指挥朱学成面对面住了下来。
就这样，在这250多米长、30多米高的巨轮上，一个60岁出头的老人，每天就在这等于2个足球场大、六七层楼高的建造现场上摸爬奔走。每天四五百个多工种工人的生产进度计划要由他部署；每天要同来自挪威、西德等国的六七十名船东代表、验船师、服务商打交道。他天天掐着指头算交船日期，天天把1600个检测点的图纸揣在怀里，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记。寒冬腊月，为检测舱底，他第一个跳进泥水中；交验的关键时刻，他的拇指被挤伤，造成开放性骨折，缝了10多针，他不住医院，吊着胳膊返回船上继续指挥工作。交验时，1600个检测点，竟无一点失误！乐得船东代表直叫“OK！”
“自小从军献青春，革命不为利禄恩。老来回首坎坷路，不负当年报国心。”这是颜杰老人在日记上写下的自勉自励的话。
是啊，凡是大连造船厂的职工，谁不想在工厂危难之时为工厂出把力呢！
机装车间主机班王宏民，作为兵头将尾的班长，在柴油机安装的关键时刻，他的腰闪着了，动弹不得，一拍片是骨质增生。当时他母亲刚刚瘫痪，爱人在饭店里要起早贪黑工作，她照顾不了老人和孩子，要王宏民管管家。王宏民怀揣愧疚，耐着性子做妻子的工作，妻子无语，只是默默流泪。结婚10年，都是她带着孩子乘公共汽车买粮买菜，可王宏民难得在家里表现一次。但没有办法，为了出口船，家顾不上了，腰也顾不上了，他又上了船。但上船后，寒冷的冬天，他蹲在甲板上一动就痛得一头是汗。但柴油机的安装在他指挥下，只用了48个小时就完成了任务。
还有这个班的毕锡来，已经56岁了，他腿脚得了脉管炎，一年四季穿棉袜。一忙起来，没日没夜地在船上干，什么病不病，什么家不家，一切全忘了。还有一个叫曲振华的，这是一个新党员，得了肾炎，诊断书上是4个加号。他本该绝对卧床休息，可他身上揣着药，吃完药又接着跟大伙儿加夜班，班长无论如何也把他撵不回去。
蔡培民和他的妻子郭玲华，这一对全厂闻名的劳模夫妻，在工作紧张时，两个人连续10多天没有回家。居委会让蔡培民去照身份证照，用辆货车把他拉回去，照出来的相又黑又老又憔悴，胡子有半寸长。师兄和他开玩笑说：“师弟呀，你这身份证上的照片，那是法院用来贴 ‘布告’的呀！”
还有那个船研所的副所长张在勇、59岁的电装车间副主任于龙香、涂装公司56岁的工段长杨福瑞、船二车间的班长宋士文、电焊工刘景厚……
可他们这样拼死累活、没日没夜地干，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说单纯为了钱，那就大错特错了！一线的生产工人，像机装车间的王宏民他们，每月拿30元加班费加奖金；奖金最少的，是厂长王有为和党委书记李少丹，他们每人每月是5元！
这就是厂长王有为、党委书记李少丹他们倡导的一种精神，一种“大船精神”！其实，这种精神是最有纪律最有觉悟的中国工人的本质体现，是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人们自觉自愿尊崇的行为准则！
这样的精神境界，外国船东和中国的拜金者们，他们或许永远都百思不得其解。
怀念那个时代。